韩大元:美浓部达吉立宪主义思想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2 次 更新时间:2010-09-10 16: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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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进入专栏)  

  以自由的探索作为学术理念。[25]立宪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自由与自治,强调议会在政体中的地位。他认为,立宪政体的基本思潮之一就是自由及平等的理想。在他看来,立宪政体的主眼,不仅在于为国民而行的政治,而在于国民自己参与国家的政治,国政要顺从国民的意志。他认为,国民主权是“立宪制度普及于世界的原动力之一,然他不是可以维持的学说”。这反映了美浓部立宪主义体系的重要特点,明确“现代立宪制度的根底不是国民主权说,而是国民的自治精神”,“自治精神”是他解释立宪制度的基本概念。其核心就是:“统治权用君主之名行使也好,或用国民之名行使也好,无论如何总得要求他顺从国民一般的意见而决定,这是立宪制度的本质。”[26]美浓部强调,国民在作为被统治者的同时也是统治者的一员,服从国家权力的同时也要参与国家政治。国民不仅是私的存在,同时也是公的存在,为了防止君主和政府为非作歹,国民自身应当担负起责任来。美浓部特别强调自治制度作为立宪政体基础的重要性,其目的亦在于此处。[27]

  在论述自由主义与立宪制度的关系时,他反复强调一个原理,即“立宪制度从其形式上说来,乃是国民自己决定国政,或至少参与国政的制度,从其实质上说来,可以说是使国民从专制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保障其自由及平等的制度。[28]自由与平等成为立宪制度的思想基础,而这种自由的选择乃是个体精神与权利的升华。由于受20世纪德国法学思想的影响,美浓部“立宪主义思想”体系中“自由”是核心概念之一,立宪主义的目的就是“寻求自由”,[29]在一些论文中,他反复解释的基本原理就是:国政中如何保障个体的自由,为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行使设定限制形式。他认为,通过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目的:一是限制立法权;二是限制行政权及司法权。这种思想体系反映了美浓部宪法世界中的立宪主义思想的亮点。为什么对立法权进行限制?他认为,依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之第一目的是:使人民的权利有高出普通的法律以上的力,依立法权本身,不能限制及剥夺之。对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也是为了宪法上的权利保障,要限制公民权利,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可以限制人民自由之国家的权力,仅专保留于立法权内”。[30]

  

  四、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与立宪主义思想

  

  日本是同时存在天皇与国会的,这是日本与西方诸多立宪国的不同之处。[31]而且在明治宪法下,也就是在明治、大正以及昭和初期,天皇享有实质性的大权。如何在宪法体系之内协调天皇与国会的关系,如何将天皇与立宪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便成为一个重要而艰难的命题。

  在美浓部看来,权利就是一种争取利益的意志,利益构成权利的核心要素。他把权利概念具体运用在“天皇机关说”之中,提出了如下问题:在法律观念上,天皇统治的大权是属于权利,还是作为国家元首的权能?这种大权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利,还是按照宪法规定受限制的权能?他认为,从历史的事实和法理上看,天皇的统治权是为国家整体而存在的实体,统治的权利主体是作为法人的国家,天皇作为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机关,直接或间接地行使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权利的权能。这样一来,根据宪法行使的天皇的行为,实际上是作为国家行为而发挥效力,在政治上,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优越于君主的权力。权利是为自己的利益、目的而进行的行为,并不否定君主主权。[32]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使宪法学第一次从神学或者国法学中脱离出来,作为近代科学而得到确认”。[33]

  为了说明天皇机关说的合理性,他首先系统地思考了宪法学的基本概念。一是区分了国体与政体概念的区别。他在评价穗积八束的国体概念时,认为国体是宪法的基础,但并不是依据宪法规定国体,国体并不是宪法学上的概念,而是高于宪法上的观念。政体是基于宪法规定而存在的,基于日本的国体而出现日本的政体。他主张的国体与政体概念的区别对于理解他的立宪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在主权概念的理解上,他批判了“主权是绝对无限制权力”的观点,穗积八束认为,主权在宪法上属于天皇,即天皇享有绝对的、无限制的权力,故宪法是不能限制主权的。[34]他引用伊东巳代治的观点认为,根据宪法,主权是可以限制的,并认为,立宪政体是国民参与政治的政治,因不能每个国民都参加议会,故选代表组织议会,因此议会的力量是可以限制主行为的。这一理论也成为限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分析国体概念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证宪法与国家的关系,解释了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基本命题。国家就是一个机关,天皇是国家机关,是行使国家统治权的主体,他存在于国家生活之中,并不是超越国家生活的“神”。在国家中,国民与君主是被统合状态,故作为国家机关的国民实际上失去了对抗君主的意义,[35]体现了不同于西方立宪主义的国家概念与国民概念。在与穗积八束的宪法学争论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国家法人说的理论,并强调穗积的理论“不是正确的解释学”,一直坚持“君主在宪法下”(也称国法的君主论)的理论。当然,这种立宪主义观点是不是“真正立宪主义”,也是值得探讨的。他提出了穗积理论体系存在的几个缺陷,其中特别说明了与立宪主义相关的几个问题。国家应该看作是一个法人,主权不是属于天皇一个人的,它属于国家而存在的,在这里天皇是构成其国家的最高机关。也就是说,与议会、政府一样,其权限是处在宪法的制约下而存在的。[36]有学者认为,此学说不是直接否定天皇制,而是“基于西方的宪政理论对日本明治宪法做出的新解释”。[37]那么,这种解释“新”在哪里呢?

  他在“天皇治下的民主政”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对天皇制的基本看法。他针对天皇制是否需要保留的问题上,明确指出:为了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宪法上支持天皇统治是必要的,甚至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民主主义就成为一种有名无实的东西,会陷入法西斯独裁统治。他对国民主权有新的认识,认为所谓民主政治,在法律或形式上看就是“国民主权”,即国家统治的最高权力属于国民,但主权属于国民,并不意味着每个国民都参与国政,“它仅仅是哲学观念的思想表现,并不是要求实际政治中必须依据国民多数的意志运行”。确定何种政府形态,要根据国民的自由意志,而这种“自由意志”如何实现?他认为,现代多数国家的基本体制就是通过议会的议决,议会反映民意。因此,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天皇制能否维持取决于明治宪法下的议会议决或国民投票的结果。基于这种理念,他认为,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团体,为了保持这个团体,需要国民的团结心,而为了加强国民的团结心,需要确立国家的中心,而在日本,国民与天皇的关系,类似于父子的情感。他同时提出,以天皇作为国家中心是两千年来的日本传统,具有稳固的历史基础,基于历史而形成的国民的心理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正是依靠这种力量,保持了民心的统一。如失去这种国家中心,民心就会涣散,虽然名义上保持民主主义,但实际上就会依赖于武力的方式实行独裁政治。[38]接着他论述了天皇制体制下实现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实行议院内阁制,更新国民教育的形式,培养国民参与国政的政治自觉性,使之成为有责任、具有批判精神的国民。

  君主制与立宪主义理念能否相容?他认为,西方立宪主义强调法作为最高权威的地位,即实定法是具有权威的秩序,同时成为权威的基础;而在日本,自自由民权运动以来的宪法论、古代的天道、“道理”、正义等为基础的“契约型、合议型法秩序”构成一种传统,反映了制定法的相对化、限定化的倾向。[39]他认为,即使在新宪法体制下,作为统治的权利主体的法人是国家,国民通过国会实行间接的民主,于是国会成为行使国家统治权的最高机关。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在于,实现了“君主主权”与“国民主权”差异的相对化。[40]

  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君主制与立宪主义关系不同于日本。在西方,君主与没有任何身份的国民之上存在平等调整的法,在这种国制下,君主负有尊重法或者人的各种权利的义务。而在日本,天皇对国制可采取否定的立场,以天皇作为权威的基础,只有通过天皇才能保持秩序。美浓部通过“天皇机关说”所表达的就是,依据法之外的“条理”的力量,超越法本身,使法上的最高权威也服从社会正义价值之下,以满足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实现,防止以最高权威来随意否定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在与穗积等国体宪法学的论争中,他提出所谓的“法”是条理,是一种自然法,而不是制定法。明治宪法秩序的最高权威不是“黄祖黄宗”,而是“法”,国家也在“法”的统治下,“法”的渊源是“条理”,所谓条理就是特定时代社会中的社会正义以及社会利益的要求在法律上的体现。美浓部虽然未能将“国权至高性”的理论贯彻始终,但他一直强调国家权力的被制约性。他认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分为法律上的限制与事实上的限制。[41]于是,他自然就得出一个结论,即天皇是法之下的国家,虽是“最高”,但只是作为一个“机关”而存在,非常巧妙地把天皇置于法的统治下,否定“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以法的相对化来体现“天皇机关说”的学术魅力与政治智慧。另外,他从文本主义的学术立场出发,强调天皇钦定的明治宪法条文本身是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如果君主与自己钦定的宪法相对立,就会陷入自我矛盾之中。[42]天皇与国民、秩序与权威、制定法与自然法等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日本式的立宪主义的特点。[43]

  从整个美浓部的思想体系看,他力求对立宪主义进行文化视角的分析,强调文化对立宪主义附加值的意义,突出亚洲文化传统下立宪主义存在形态的特殊性。在他看来,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民主政治与君主制遗产是可以寻求合理平衡的,而这种“平衡点”是民意,民意的走向是一种标准,也是合理性的基础。

  

  五、美浓部的“基本人权”学说与立宪主义思想

  

  在日本的旧时代,权利思想几乎完全不发达。自输入西洋法律思想之后,借鉴中文译法,才有了“权利”的概念。在日本的传统上,个人之间的所有权以及其他的财产权、亲族权、继承权等还是发达的,但国民对国家的关系上并无权利思想的传统。国民对国家只有服从的义务,可谓义务本位。自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着西洋思想的输入,权利思想逐渐发达,所谓民权自由说一时兴盛起来,于是制定宪法,在宪法上承认并保障国民对国家的权利。[44]

  学术界一般评价美浓部思想体系时,认为他缺乏对其人权理论的关注。其实,作为日本立宪主义思潮的代表者,美浓部对自由权、社会权以及基本人权思想也有系统的表述,是他较早地将W·耶利内克的主观公权利理论系统地介绍到日本。他所主张的“责任政治”体系以及责任主体中始终存在着个人的因素,也就是“以个人自我决定为核心的人权论、自由论”的存在。

  他认为,对人民自由的保障,为宪法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此事至为普遍所承认。具体保障的目的与方式,他提出两种方式:一是限制立法权;一是限制行政权及司法权。明治宪法以法治主义为基础,禁止政府不依法律而以专断的权力侵害人民的权利及自由,但专重法律就成了法律万能主义,而法律如何规定都可以,所以反而落得人民的权利及自由丝毫没有力量和它对抗。在新宪法下,它把国民的基本人权作为法律也不能侵犯的天赋权利,这权利的保障便是效力优于法律的最高法规,法律规定若违反宪法,最高法院有宣告其无效的权限。美浓部认为,新宪法抛弃了法律万能主义,使法律臣服于宪法之下,不以法治政治为满足,而是以基本人权的绝对主义为基础。[45]

  什么是基本人权?美浓部的基本解释是,宪法保障的国民的权利总称就是基本人权,也就是“每个人作为个人为健全且幸福生活而必须具备的基本要件的权利”。基本人权具有三个方面的属性:一是基本人权的普遍性,即所有的国民享有平等的人权;二是不可侵犯性,即基本人权是以国家权力不能侵犯的绝对的权利;三是永久性,即将来永远不能侵犯的权利。[46]他的基本思想是:基本人权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国家要履行保护的义务;强调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认为基本人权不单纯是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要禁止滥用权利,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限制基本人权;除保障国民的宪法规定的权利与自由的同时,国家要积极履行义务,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与公众卫生等领域保护国民的健康与安全。

  在基本人权领域,思想自由的保护是美浓部宪法论的基本前提,[47]并试图在宪法实践中实现思想自由的价值。他的基本人权体系主要包括:平等主义思想。他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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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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