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王明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9 次 更新时间:2010-08-30 12:40:16

进入专题: 王明   中共党史  

郭德宏  

  并多次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评。在我和周国全合著的《王明传》[16]中,就谈到了这些分歧和批评。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指出当时不能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应利用它振兴苏区的经济;不能消灭富农和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应当保护、发展工商业和允许自由贸易等,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例如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

  再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长信中,对博古主持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关于粉碎六次围剿[17]的斗争“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扩大百万红军,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把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会不可避免的发生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目前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

  尽管王明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他的思想转变并不彻底,但对于他的思想转变和他对博古等人的批评,是应该肯定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有的学者还认为博古不仅完全继承了王明的衣钵,深入地贯彻了“王明路线”,而且在统一战线、苏区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宗派主义、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及苏区各项具体政策上,“发展”了“王明路线”,因而在博古主持工作期间,“博古应负责任比王明要稍大一些”[18]。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五、从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到推行右倾错误

  

  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王明除了强调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提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联蒋抗日”的口号外,还曾强调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例如他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曾说,“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19],共产党员应进行有系统的实际斗争,去夺取这种领导权。他在1936年7月撰写的《新中国论――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中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因此,“在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或者已经建立了这种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下,我们不仅一分钟也不应当允许减弱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及其组织,而且特别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更加保障党的纯洁和统一”;“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可以在实际上使共产党与某种反日斗争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倾向,必须反对那些以为可以不加选择地允许一切宣布赞成或实际参加反日的人入党的提议。同时必须反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造成重复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和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20]。关于军队的独立性问题,文章也明确提出:“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应当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它军队根据共同反日武装斗争的政治协定而组成的联合军队……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政治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份”,“没有得到同盟军方面自愿的同意,任何一个参加联军的部队,没有权利去干涉另一参加部队的内部事情”,“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所谓用‘国民党改组红军’的方法”来改组红军。[21]

  1937年11月,王明与康生等启程回国,11月29日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他与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12月18日,他与周恩来、博古等到了武汉。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上,他被确定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与中央是一致的。第一,他也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第二,他也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的;第三,他也是主张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取消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在长江局期间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长江局的成绩是主要的,也有王明的一份工作在内。

  但是,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也宣传和贯彻了他的右倾主张,在不少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1941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这个时期的错误作了以下概括:“(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结论中,肯定了刘少奇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的批评,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因武汉失守撤销长江中央局,便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国党的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

  长期以来,一直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就被称为“右倾投降主义”。直到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才改变了这种提法,只说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再提“右倾投降主义”[22]。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郭国祥、丁俊萍在2008年发表的《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与分歧》一文中说: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相反两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和抗战事业的胜利。即使是分歧,也要具体分析。抗战初期,战局瞬息万变,情况错综复杂,每个人对事情的分析不可能一致,有分歧、判断失误也是很正常的。[23]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再把王明在开展初期的错误看做右倾错误。

  李东朗于2009年发表的《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几点思考》,提出了三个新的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不能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七个“统一”说明王明坚持右倾主张。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全国抗战的主张。而且这个战略方针是就全国战局而言的,是正确的。至于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争取待遇的,应该说出发点没有错误。第二个看法是王明右倾错误,主要不是在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存在认识方面的错误)。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又强调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的内容,似乎认识是全面的,谈不上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应对乏力,表现右倾。第三个看法是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最大错误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这是王明抗战初期错误的主要问题,也是其犯错误的根源。[24]

  我认为,他们讲得都是有道理的。看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站在中共党史的角度,王明的一些做法当然可以认为是右的;但如果站在中国现代史的角度,就不能认为王明在抗战初期是右倾的。王明回国的时候,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建立。既然是合作,就应该互谅互让,不能一味地强调斗争。特别是他回国不久,就到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直接在那里同国民党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多地强调联合、团结与合作,强调有些事情要经过国民党同意,并没有什么错误。例如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中,强调不能“一切经过”国民党,应分别情况,或先斩后奏,或先奏后斩,或斩而不奏,总之是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25]从中共党史的角度,这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国民党确实想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不这样做就不能放手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但从中国现代史的角度,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似乎应该多“先奏后斩”,即先征得国民党的同意。例如对于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此事应首先设法取得阎百川[26]之谅解。然后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27],不能说这样做就有什么错误。

  即使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很难说原来批判王明的那些问题都是右倾错误。例如毛泽东批判的那几条:第一条是“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以及“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这只能说是认识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倾向的话,那不仅不是“右”,而且是“左”;第三条“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第四条组织上闹独立性,“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都是战略方针和工作上的分歧,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说是“右”。能够说“右”的问题只有第三条,即“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王明也不是一概错误,要作具体分析。第一,王明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对这个问题一致是强调的。第二,王明并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第三,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当然,王明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还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毛泽东与国民党殊死斗争了十年,对于如何反对国民党的限制和打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考虑得更多一些。而王明是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合作的使命回国的,因而对于怎么和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得更多一些。所以后来毛泽东批评王明是“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28]

  很多著作认为王明这次回国是来夺毛泽东的权的。但从现在的材料看,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斯大林曾想过以王明取代毛泽东。相反,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曾一再告诫他回国后不要争权。他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29]

  陈松友在《王明回国是向毛泽东夺权吗?――抗战初期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原因之我见》中,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认为“王明回国向毛泽东夺权”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党中央不居领袖地位,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认识当中,也并不存在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毛泽东夺权”在逻辑上说不通。其次,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认为王明不适合作中共领袖。最后,如果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向毛泽东夺权,那么,在王明回国前后也不会极力宣传毛泽东,并公开支持毛泽东做中共领袖。[30]我认为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六、从讨好毛泽东到对抗整风运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王明   中共党史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711.html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