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从自然景气看惟经济增长模式的道德成本债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3 次 更新时间:2010-07-20 11: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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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 (进入专栏)  

  

  道德成本债务并不只单纯地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组织、机构以及政府这间,它同样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并且,当人力意志日益增长到可以干预自然律令,技术力量强大到可以改造自然状貌、动摇地质结构、逆转环境气候的情况下,道德成本债务往往更容易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因为,在人们的认知传统中,自然对人类来讲只具有使用价值,没有存在价值,而且还认为自然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反抗力的。并且,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早已通过洛克的宣教而达成了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物质幸福论共识:“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工业革命,现代化建设,必须把人们“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为,“人类就其本性而言是善良的,使人为恶的只是匮乏和贫困。聚财是人类的本性,那么只要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就能永保平安。人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自然中‘仍有着取之不尽的财富,可让匮乏者用之不竭。’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利害冲突。”[5](P21)

  概括地讲,人与自然之间之所以最容易发生道德成本债务,就在于:第一,人类把自己确定为是世界的中心、万物的主宰、自然的主人。第二,以自己为世界中心和主人的人类,为自己确定了生存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永无止境的物质幸福;第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类首先将自然判定为是没有生命、没有存在价值,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即自然只是为人类实现自己的物质幸福生活而存在;然后将自然看成是一个可以为人类无止境的物质幸福生活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财富的资源堆积库。因而,第四,人类秉持如上信仰而踏上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掠夺自然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和更高水准的现代化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类主观地消解了他与自然之间本应有的边界,并在其征战行动中不断突破自我限度和人与自然间的界限。这种野性行动具体表征为人类对自然完全不讲道德,不讲利害平衡,不讲利益对等,不讲利己不损自然,更不讲利己亦利自然。人类就是这样一路走来,财富战争一路凯歌,物质文明一路攀升,但与此同时,也层层累积起不讲自然道德的巨大道德成本债务。这笔道德成本债务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全球性传播的双重方式而全方位释放,进入21世纪,其释放的速度达到首尾相连的状况,这种释放强度越来越大,烈度越来越强,其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破坏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

  人类对自然欠下的道德成本债务,始于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层层累积。这笔巨大的道德成本债务层层累积到当代社会,自然已经不堪重负,于是自然以其自身的方式----即野性狂暴的破坏性方式---要求野蛮成性的人类物种偿还其道德成本债务,这就是全球生态化危机的实质!这也是把人类推进高风险社会的最强大的生态力量!这更是人类不得不收敛对自然的野蛮与暴虐野性,理性地检讨自我、并探求自我拯救的开始。

  中国的工业化和建设化进程起步很晚,确切地讲,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是,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速度却异乎寻常的快,它以短短30年时间,几乎走完了西方200多年的历程。无论是新技术的开发运用、经济财富的高比例增长方面,还是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掠夺方面,都超过了西方。30年时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所获得的全部成功,都是对洛克思想的再证明:物质幸福的绝对前提,就是对自然的否定;对于本性善良的人类来讲,其全部的罪恶都来源于匮乏和贫困,因而,源源不断地增长社会财富,这是永保社会秩序和政治平安的惟一途径。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洛克思想的中国化实践,之所以取得了仅用30年时间走完西方人200多年历史道路,恰恰得益于一套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治理发展战略体系。这套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治理发展战略体系,首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并以此而构建起高经济增长模式,推行“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原则,全面推广“摸着石头过河”的短视主义行动方法,并配套采用效率优先的效益主义评价体系。

  这套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治理发展战略体系的全面实施,短短30年把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引向了小康之路,使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大国。但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面前,我们必须学会冷静地面对如下两个事实:一是我们所取得的这举世瞩目的30年成就,却是以这个国家有限资源的高消费甚至高浪费为代价的,或者是以强行的掠夺式消耗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资源为代价的。二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小康建设,是以自然生态环境遭受无度破坏为代价的。回顾一下进入21世纪10年以来,我们国家境内频频爆发的各种自然灾害的广泛性、连续性、严重性程度,冷静地面对无有不在污染和加速扩张的土地沙漠化现实。我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成就面前学会清醒,学会对自己的行为担负责任,这种责任的担当,不仅是向被我们征服、改造、掠夺的自然偿还道德成本债务,更是向我们的子孙后代偿还道德成本债务。

  当然,在当代社会,灾害,污染,是全球性的。但是,中国在灾害爆发的频繁度、广泛性、破坏性和在污染的全社会化、普遍性、危害性程度等方面,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最突出的,其对自然所欠下的道德成本债务,都是最严重的。不妨以自然灾害为例,看看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全球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的比重:

  

  全球与中国:2001—2009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比较

   全球经济损失

  (亿美元) 美元兑折人民币汇率 中国经济损失

  (亿人民币/美元) 中国经济损失所占全球比例

  2001 350 827.66 1942/233.6 66.7%

  2002 550 827.26 1717/207.6 37.7%

  2003 600 827.67 1886/228 38%

  2004 900 827.65 1902/209 23.3%

  2005 648 807.02 2042/253.3 40.3%

  2006 514 780.87 2528/324 63%

  2007 635 730.46 2517/294.5 46.3%

  2008 1810 683.46 11752/1720.6 64.6%

  2009 550 682.82 2523/370 67.2%

  

  上表中所显示的2001—2009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数据来源,是由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备灾处和国家减灾中心灾害信息部每年联合发布的《全国自然灾害损失情况报告》,因而相对准确;而2001-2009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数据,因并非来源于一个统一的权威机构,所以这些数据可能并不准确。或者说其统计不完整。但是,却仍然可以通过这两组数据的比较而说明一个问题,即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高速增长是举世瞩目的,但与此同时,这种经济高速经济增长所伴随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是居于世界领域地位的。这种现象正好揭示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背后所付出的惊人的自然生态代价、社会安全代价和人的生命健康代价。这种代价就是追求经济增长无视自然道德所欠下的道德成本债务,面对这种30年高经济增长所积累起来的巨大道德成本债务,如果再不清醒和冷静地用行动来偿还,即如果整个国家不立即行动起来,有组织地担负起对自然的责任,以滋养、维护自然生态为国家发展的方向、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那么,整个社会将面临崩盘的危险。

  何以会产生这种可能性呢?

  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指出,当今的风险社会来源于三种形态类型的风险威胁,即财富驱动型风险威胁、贫困驱动型风险威胁和NBC(核、生物、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风险威胁。贝克指出,财富驱动型威胁主要表现为财富驱动的生态破坏与技术工业危险,比如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或区域性水匮乏,以及植物和人类遗传工程中包含的不可预见的风险;而贫困驱动型威胁却来于为摆脱贫困而单纯谋求发展无视环境。有关贫困驱动型威胁,布朗德兰委员会于1978年率先指出,不仅是环境破坏这种危险给以成长为基础的现代性罩上一层阴影,反之亦然;在贫困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不平等是这个星球主要的“环境”问题,也是其主要的“发展”问题(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6)。米歇尔.区尔恩认为,财富驱动型威胁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更多的是全球性的;而贫困驱动型威胁所制造的社会风险,却更多地局限于国家范围内,要由此一国家自身来消化:“在作为福利代价的环境破坏与作为贫困代价的环境破坏之间着重要的区别。许多财富驱动型生态威胁由生产成本的外部化导致,而在贫困驱动型的生态破坏的情形下,正是穷人摧毁着他们自己,而这种行为给富人带来了副作用。换句话说,财富驱动型环境破坏是在全球范围内平均分布的,而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则只打击特定地区,它只有通过媒介术语表现出来的副作用形式才会成为国际性的。”[2](P44)确实,财富驱动型的生态威胁更多的是由生产成本外部化导致的,比如,20世纪后期,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成本的企业都源源不断地转移到那些渴望发展的贫困国家,而发达国家的那些过时的技术、核工业、化学工业等等,也转移到了渴望发展的贫困国家。再比如,财富驱动型国家向海洋开发、向宇宙开发所制造出来的种种污染和环境破坏,都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平均分布。然而,对于贫困驱动型的国家而言,他们为摆脱贫困而不顾一切地砍森林,放牧草原,开垦荒野和湿地,高浪费开发地下资源和地面资源而掏空大地、荡平地面,在每一条江河上修筑密密麻麻的大小电站,重复建设粗放型、物理资源耗费型的生产线,大量购买过时的技术、设备,全面开放国门,采取各种鼓励政策和优惠条件吸引发达国家和地区一切愿意涌进来的有毒企业、高污染企业、过时产品,甚至是有毒废弃物,无所顾及地浪费和废置有限耕地,等等。最后,这些贫穷国家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改变了,但整个社会却成了垃圾场,整个环境生态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并且,这种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恶果、污染、损失,只能内敛性的,由破坏者自己来承受和消化,根本不可能向外扩散或消解。这就是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与财富驱动型环境破坏的根本区别。

  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讲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用以来阐发一个国家治理发展在道理:时代不同,生存的境遇和困境不同,国家治理与发展的方略也应该随之而变,是以“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6](P339)才是治理国家发展社会富强人民的正确路子与根本方法。以此来看,过去的成就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成功;过去成功的经验并不能成为获取未来胜利的方法。因为,当代社会既是一个全球生态的社会,也是一个全球风险的社会,社会秩序,小康生活,持续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生态安全这块基石上。中国,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30年前的起步到今天,其发展的主题是为了摆脱贫困,其目标是实现物质层面的小康生活。回顾30年发展历程,我们国家所走的道路,恰恰是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的道路。在这条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太远,对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所欠下的债务太多太沉太重。如果再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新世纪10年频频爆发、首尾相连、破坏性和毁灭性愈烈的自然灾害与瘟疫所展示的各种危机,将在下一个十年会产生怎样的边际风险效应?我们还有多少能力、财力来化解各种环境破坏所层层累积起来的生态灾难的龙卷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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