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红:"发生"与"历史"的初步分离

——胡塞尔1931年"圣诞手稿"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4 次 更新时间:2010-07-19 19: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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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红  

  我们就把它们所展示的特征称为历史的(historical)"[12]。而《现象学概念词典》在说明"发生(Genesis)"这一概念时也由于只关心时间维度而没能逃脱这一窠臼:"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发生概念有一个语义学范围,这一范围从时间性之物的形成和出现经过构成(Bildung)直至历史"[13]。不仅如此,由于缺乏对"发生"和"历史"的明晰的区分,在部分研究性的著作中甚至出现了一些随意的表述和归类,例如,P. 扬森(Paul Janssen)曾杜撰出"近代的发生(Genesis der Neuzeit)"[14]这样的术语,而A. 阿古热(Antonio Aguirre)则把"意向性的历史意义"不假思索地归入到发生现象学之中[15],甚至早期的德里达也作了同样的归类[16]。

  这种混同,甚至连胡塞尔自己在1931年之前的思考中也没有意识到。我们这里选取胡塞尔的两部代表性作品《观念II》[17]和《笛卡尔式的沉思》[18]为例略作说明。

  写于1912至1915年间的《观念II》以发生性"构造"为主旨,全书分为三大部分,依次讨论了质料自然(die materielle Natur)、动物自然( die animalische Natur)以及精神世界(die geistige Welt) 的构造问题。在具体的章节中,胡塞尔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纯粹质料性的物体、身体、心灵实在、生物以及人格主体等的发生过程,但他同时也涉及到了本该属于历史性扩展的主题,例如,在第三部分第51节中,胡塞尔研究了个人与个人联合体(Personenverband)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的构造问题。他把主体的领域分割为"单个主体的纯粹主观性领域"和"共同精神的环境或外在世界"两个方面[19],并把前者和后者分别划归"前社会主体性(die vorsoziale Subjektivität)"和"社会主体性(die soziale Subjektivität)"范畴[20],然后在这一节的"补充"[21]中,胡塞尔又进一步地提到诸如婚姻、友爱、协会(学生会)、社区等"社会主体性"的几种实现形式以及对它们的体验方式。很明显,若从圣诞手稿的成就来看,第51节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社会主体性"的形式,基本上不属于发生性构造而属于历史性扩展的范畴。

  写于1929年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对"发生"的理解秉承发生现象学的思路并作出了更为细致的发挥。胡塞尔在谈到"自我极"时指出[22],起中心作用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极,随着新的对象意义的发生,它会获得一种新的、持驻性的特性,比如说,如果我第一次对某个存在或如在(So-Sein)作出判断行为,那么,尽管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短暂行为,但从此以后自我便是且始终是如此这般作过决定的自我了。自我极中所进行的这种发生活动,胡塞尔将其称之为"超越论发生(die transzendentale Genesis)。胡塞尔还进一步指出[23],这种发生实质上是一种本己的、主动的发生,它不仅把自我构造为具有同一性和持驻性的基质,还进一步构造出具有持驻特征的人格性自我。

  在解释为什么在构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单子之间能和谐一致而不相互冲突这一问题时,胡塞尔介绍了他的"陌生经验的超越论理论"即"单子共同体(Monadengemeinschaft)"的发生学说[24]。自我首先并没有把自我构造为"我自己(Ich selbst)",而是构造为在我的本己的自我中、在我的单子中自身映照着(sich... spiegelnd)的自我即他我(alter Ego),然后通过类比、联想、结对等方式构造出"单子共同体"。

  上述关于主体和交互主体的发生思路不仅与《观念II》之间具有连续性,而且与圣诞手稿的前两个部分的表述也是完全一致的。但在谈到历史概念时,胡塞尔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方面,他社会共同体和文化的构造与自然、世界、时空、身体、动物和人等等的构造等量齐观并笼统地归于"超越论构造(transzendentale Konstitution)"从而归于"超越论发生"[25];另一方面,他又在通俗和直观的意义上理解历史的意义。我们看到,尽管他强调,他的研究处于"单子领域"和"观念性的本质可能性"之中,但是,他仍然把历史视为"偶然的事实性(zufällige Faktizität)",视为特殊意义上的人的生命、死亡和命运[26]。胡塞尔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倾向,归根到底是由于他在这一时期尚未对发生与历史作出明确的区分,《笛卡尔式的沉思》第38节"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Aktive und passive Genesis)"中的一句话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发生与历史的混同状况:"恰恰是这种综合(即被动综合--引者注)作为这样一种综合形式具有在其自身中宣示出来的历史"[27]。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舒曼编纂的《胡塞尔年表》,直至1931年11月9日之前胡塞尔仍在考虑《笛卡尔式的沉思》及其出版问题[28],但1个月后,胡塞尔便在"圣诞手稿"中对"发生"与"历史"初步进行了分离。这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的建构来说,是一项重要的突破。胡塞尔是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它带来了怎样的理论效应呢?

  

  三

  

  "总体视域"概念的出现是区分"发生"与"历史"的前提。在总体视域形成前,主体或交互主体对存在者的构造带有从无到有的创造性特征,它总是会带来视域的扩大和融合。而在总体视域形成之后,一切对象或对象性的构造都不过是在已有的或可以预见得到的视域的基础上对已经存在着的存在者的改造、变形、扩展而已。如果笼统地谈论视域,那么,"发生"和"历史"都是在视域基础上的构造,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无法显现的。当然,如果我们刨根究底地追问,为什么胡塞尔会有如此的洞见,那么,也许其答案潜藏在超越论现象学的思维方式中。在圣诞手稿中,胡塞尔的思考正是从自我出发、从自我的"行为"和意识方式出发的,这让胡塞尔有可能区分个体存在与客观存在、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封闭视域和"总体视域"。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胡塞尔对"总体视域"的阐明以及由此展开的对"发生"与"历史"的区分直接影响到《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的基本术语和思想构架。如果我们把圣诞手稿与《危机》作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可能会发现,"总体视域"实际上正是"生活世界"概念的雏形。胡塞尔在圣诞手稿的最后甚至提到了作为成人世界的"总体视域"与实证科学之间的关联[29],这与《危机》中通过对生活世界的课题化而揭示近代科学的起源并进而分析当代科学的危机具有旨趣上的一致性。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在《危机》中比"生活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胡塞尔第一次以本真的现象学的方式展开对历史问题的思考[30]。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圣诞手稿中"历史"概念从"发生"概念中独立出来便获得了更为重要的意义。不过,为了简化这里的论证过程,我们可以悬置这个假设,只要求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问题是《危机》的主旨之一。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检查《危机》文本[31]中的"历史"概念来说明圣诞手稿的理论发现及其效应。

  我们通常对历史的看法是,历史是一系列客观外在的、彼此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时间性事件。但胡塞尔在"预备性的研究"中认为[32],现象学意义上的历史不是一连串的因果链条,也不是在封闭的物理自然或心理物理全体中依据因果法则所发生的事件或活动,因为法则、因果性、物理自然以及心理物理全体等等都"是后来阶段的思想构造(Denkgebilde)",换言之,由于这些概念是历史地构造出来的,因此我们是不能用它们反过来解释历史本身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胡塞尔在《危机》第15节"对我们的历史考察方式的反思"中明确地指出,"这种考察方式......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考察方式"[33],这种考察方式"不是从外部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以至于这种时间上的变化似乎是一种纯粹外在的、因果上的前后相继一样,而是从内部出发"[34]。所谓从内部出发,就是从意向性出发,从观念或意义的运动出发,譬如,近现代哲学史并不意味着从笛卡尔开始直到现在的全部的哲学人物和事件,而是指自笛卡尔肇始的内在的"观念展开(Ideenentwicklung)"或"在全部矛盾中得以完成的统一的运动(einheitliche Bewegtheit)"[35]。

  胡塞尔的"原初的第一性的历史性"恰恰是通过这种从内部出发的考察方式发现的[36]。在这一阶段,"单个人的此在(Einzel-menschliches Dasein)"拥有世界和世界生活(Welthaben und Weltleben),它不仅拥有当下和未来,而且还拥有自儿童时期(Kindheit)即"人类儿童"开始直到现在的过去和回忆。它是历史性的,但它"处于一种被遮蔽的历史性中(in einer verborgenen Geschichtlichkeit)",因为它在当下中对自己的这种历史性一无所知。这时,单个的人对于社会历史性更是毫无意识。他对共同体缺乏历史时间,就是说,虽然作为总体的共同体的时间生活(Zeitleben)已经被对象化、已经在交互主体的时间性即过去、共当下(Mitgegenwart)和未来中得到解释,但所有这些由于没有以任何形式记录下来,因此尚未成为可资利用的知识。个人虽然拥有具体的社会当下及其相应的时间模态,但意义明确的社会历史及其意识尚未形成。

  唯有当重要的事件得到记录以后,当碑文、铭文等文献的客体化形式出现以后,整个氏族、民族、国家的过去才会被创建起来,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ie)也才会形成。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超越第一个原初的、潜在的历史阶段而进入通常意义上的历史阶段。

  这种对历史的两个阶段的划分为现象学带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任务。一方面,现象学必须让被遮蔽的历史阶段课题化,把它的潜在的历史性揭示出来;另一方面,现象学必须深入到历史编纂学的"内部",再次唤醒已经沉淀下去的思想形式,重新激活观念性的链条,把个人和共同体的"意向历史(Intentionalhistorie)"[37]完整地再现出来。要想完成这两个任务,我们就不能把这两个阶段截然分开,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同一个阶段,看作是"超越论历史性(transzendentale Geschichtlichkeit)"[38]的两个现象。

  从上述胡塞尔《危机》中的历史"观"可以看出,胡塞尔在圣诞手稿之后对"历史"重新进行了定位。历史既不位于外在性、客观性和因果性等领域中,也不等同于超越论发生,而是被奠基于总体视域形成之后的扩展(Erweiterung)或发展(Entwicklung)上,这种发展既包括个人从"人类儿童"到当下的发展,也涵盖交互主体从最简单的共同体向婚姻、氏族、社团、民族和国家等越来越复杂的共同体的扩展。也许我们可以把下面这句《危机》中的话看作是对圣诞手稿所取得的突破的回音:"我可以追问我的发展和他人的发展,可以把所谓的共同体记忆的历史当作主题来追踪"[39]。

  

  注释: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6CZX017

  [2] 这是卢汶胡塞尔档案馆的编号。为方便起见,下面的引文将依据已经出版的未作任何变动的"材料本":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Die C-Manuskripte, hrsg. von Dieter Lohmar, Dordrecht: Springer, 2006(以下简称Die C-Manuskripte)。

  [3] 参见,Die C-Manuskripte, 第232-236页。

  [4] 参见,同上书,第236-237页。

  [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总体视域形成之前并不存在一个无视域的阶段,毋宁说,视域总已存在,只不过这时的视域仅仅是片断的、有限的和封闭的视域而已。

  [6] 参见,同上书,第239页。

  [7] 参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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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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