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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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无法达到自愿的联合。三是地方政府对原来的职能部门(如农技站、农机站、种子站、水利站、畜牧站、供销社等等)进行改造,使这些“对上负责”的政府衙门转变成为“对农户服务”的体系。314

  

   9、确定民族自我

  

   如此方能确定民族的自我,才能确知“现处何地”、“从何处而来”、“将欲何往”、“下几步能走多远”这四大问题,否则必然滋生“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甚至“拔苗助长”的无限弊病。就我而言“内外”“前后”皆一片茫然。孔子言其“四十而不惑”,我已近50岁,尚处“大惑”之中,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368

  

   五、文化与信仰

  

   1、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确定善恶标准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确定善恶标准。那么善恶标准的基础或根源在何处呢?它既不在个人之内,也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共同体内。……老庄的道,宋明儒学的理,释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规律,便是用来奠定人间社会善恶的基石。然而,聪明的现代人不信这套说教,于是善恶标准便模糊起来,只得用法律从外部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19

  

   2、欲求与宗教

  

   无限的贪欲被现代经济学家视为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注定无法满足的欲求完全有可能冲毁道德与法律设置的脆弱堤坝。一切宗教的目的在于将这股无法在世间实现的欲流引向天国,从而维持世间的秩序。19

  

   3、包拯与人情

  

   包拯被时人尊为“青天”,关键在于“不徇私情,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以及“为民作主”。……中国人讲的是私情,行的是“关节”。习惯于用攀亲戚、拉关系、请客送礼等方式解决自己的事,故而在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与人们的政治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23-24

  

   4、传统与当代

  

   一切历史都流传到当代,当代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当然,变化是有的。在我们自以为摆脱了传统纠缠的变革时代,自以为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今天,猛然回头,历史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观念里、习惯行为里,甚至用新的形式装潢起来的语言与制度里。24

  

   5、价值重建的关键

  

   确立民族的自我及其所愿所能的现代化目标,是当代价值重建的关键任务。32

  

   6、传统是什么?

  

   “传统文化”到底指称什么呢?仅是指一套世代相传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吗?如果世代相传的观念习俗与当代村民的实际生活发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冲突,人们会牢守传统观念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混乱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不会持久。人们迟早要适应变化了的实际社会环境。因此,当我们在村民的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看到活跃着的“传统”时,应从两个视角去分析:一是旧习惯的残留作用。二是传统依然是他们对付生活之需的东西,换句话说,传统依然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不单纯是一种“多余、甚至是有害的残留物”。82

  

   7、市场经济的惊人力量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一种经济手段。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补充说,只是一种经济资源的配置手段与方法。……然而,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内,人们的行为目的与方式是各不相同的,人们的合作原则及由合作而产生的赢利之分配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对于这一个问题,恰恰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忘却了。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曾经说过,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把人从他们各自所属的集体或群体中揪出来,使原集体成员相互之间变得生疏,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市场经济把人扯到自身一边来,要求他替它工作,要求他的一切都通过它,并依赖它而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所谓他人与组织,只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工具。144

  

   8、以精神文化建设为中心

  

   由此可见,处于传统村落文化与市场经济双重制约影响下的行政村,要巩固和发展集体组织与集体经济,必须要以精神文化建设为中心:一方面反对市场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对集体内部的侵入,但又充分利用市场;另一方面,反对村落内部的家庭利己主义,同时充分利用村落内存在着的各种伦理资源。145

  

   9、善分不善合

  

   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说,村民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对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关系是感恩与崇拜。167

  

   10、法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老子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里的“礼”,可作“法”解释。故老子的话可改为“法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忠信义之薄,故需法来治乱。”我们当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人与人之间实际结合的原则是什么,有效的结合原则应是什么,官方所倡导的伦理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发生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大问题。168

  

   11、晋商与关羽

  

   关羽是山西人,这是一回事;晋商势力扩张到哪里,便在哪里建立起会馆与关帝庙合一的机构这又是一回事。关羽地位在明清持续上升,是否与晋商的大力表彰有关呢?那么,晋商为何如此尊信关羽呢?这关系到晋商的组织原则与商业活动的基本精神。如按照韦伯的思路,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羽伦理与晋商的商业精神有何关系呢?

  

   在我看来,中国旧时的工商组织,其原形是“桃园结义”,其维系精神也在一个“义”字。晋商之成在此,其败也在此。我们在考察过的南街村、竹林村此类集体经济组织中,似乎也能看到这种组织原则与精神。……可惜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意识到这一点。186

  

   关羽由将而王,发生在北宋将亡之际,关羽由王而帝,而神,而圣,发生在明之将亡之际,这又是为什么?这与宋后农村土地所有权有流动加速与城市工商经济的发展到底有何种内在联系,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这方面的原由。集中在城镇集市内的商业会馆组织与秘密帮会组织在明清的大量产生,迫切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原则与活动精神。他们在刘关张的桃园结义中找到这种组织形式,在关羽的忠义精神中找到了此类组织的活动精神。对这种伦理精神的紧迫呼唤,一方面说明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暗示忠义精神的缺乏。由此我们解释了这样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所有秘密团体内,对背离忠义原则的成员都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233……会馆……因而并不是各独立个体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契约组织。

  

   12、合伙制的结局

  

   合伙、股份制企业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闹翻,散伙。……合股各方都以为自己干得多,拿得少,甚至怀疑对方暗中搞小动作。先是忍耐,后是争吵翻脸。称兄道弟的朋友,往往成了相互指责的敌人,闹得不欢而散,甚至大动干戈。……这说明我们的农民缺少一种平等协商合作的精神与经验。……由此我想,一个民族的经济理性主义是从何处产生的呢?是先从宗教伦理内产生而后注入到经济活动中去,还是在经济活动的紧迫需要中,通过尝试棗失败,再尝试再失败,直到成功的漫长探索而逐渐积累与发展出来的呢?191-192

  

   13、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先富者手中

  

   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既不在官方手中,也不在知识分子手中,而在先富者的集体无意识中,即通过享受与攀比形成的消费标准与消费方式中……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在于能否给出一个为我们民族多数成员真正接受的、关于所谓‘好生活’的标准,这个问题若不加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一句空话。193

  

   14、政治腐败的文化原因

  

   如我们站在中原大地上朝相反的方向看问题,却发现乡民社会的习惯行为方式日益成为构建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甚至地方政治关系的一般原则。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低效与政治腐败的文化原因。247

  

   15、对明其义不计其利的朋友的评论

  

   我在情感上是如此熟悉并珍爱它,然在理智上又如此地怀疑它。我所反对的东西,恰恰是我珍爱的东西。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观察者、研究者,我认定,正是这种来源于村落的“私人关系”阻碍着当代政治、经济、伦理等三种“普遍关系”的发育与成熟,从而使“社会个体”与“公民意识”难以产生。249-250

  

   16、村落文化中的德才兼备者来源

  

   (京华公司刘志华)我从母亲那里继承无私与贤德,她经营着一个家,我管理着一个公司。我是五队乡亲的女儿,是许多人的闺女、姑姑、妹妹、姐姐、姨娘,又是许多人的嫂嫂、婶婶、奶奶。我对每一个角色都得尽职尽责。我的母亲替我养大了三个孩子,支撑了半个家,没有母亲的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为五队乡亲作出的无私奉献。我只是延续了母亲的性格,把它升华到一个为集体奉献的高度。村民小组与国有单位不一样,虽说称做公司,但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亲情关系,世世代代都是这方水土长大的,你没法调动谁,也没法开除谁。434

  

   17、“交易语”与“共同语”

  

说实在的,市场经济迫使一切人栖栖惶惶,汲汲于谋求切己之世俗事务。人们所使用的乃是“交易语”,而非“共同语”。共同利益既已分解为个人利益,共同精神早已悄无声息地分崩离析,差不多是“零落成泥碾作尘”了,到何处去找人“共语”?!……一个社会需不需要一个共同信仰?能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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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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