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蒯因的“两个教条”批判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8 次 更新时间:2010-04-11 1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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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  

  ”(注:Quine,W.V.:Word and Object,Cambridge:  MITPress,1960,p.27.)蒯因自己明确指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所表明的是,作为语句之意义的命题概念是站不住脚的。 ”(注: Quine, W.V.:Pursuit of Truth,p.102.)在他那里,从翻译不确定性到意义怀疑论的过渡是这样进行的:既然翻译是不确定的,关于翻译手册的真假对错不存在事实问题,于是,作为翻译之对象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关于意义也不存在事实问题,因此意义根本不存在,作为语句之意义的命题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再如,在其最主要著作《语词和对象》中,蒯因用专门一章谈论应躲避内涵,其主要理由在于:一是不能为内涵性概念提供明确而又严格的同一性或同义性标准,这样我们就无法在各种内涵性概念之间进行区别和再认,它们就不能被个体化或实体化,不能被看做独立自足的实体,二是由于蒯因的自然主义态度,他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能够得到自然的解释。在各专门自然科学中,为了系统化和解释的目的,都不需要像内涵实体这样的东西,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仅仅为了对我们世界的一个微小部分即人类的语言作出适当的分析,就允许引入这样一些新实体。由于不承认任何内涵性实体,导致蒯因也不承认一切处理内涵性概念的逻辑——模态逻辑和各种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等,而主张把逻辑局限在一阶逻辑的范围内。在展开他对内涵性概念的怀疑时,蒯因还发展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和行为主义的意义论。 

  (2)拒斥还原论,走向整体主义知识观, 后者包括下述要点:(1)我们的信念或知识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法庭的, 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整个科学。(2 )由于整体内的各个陈述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对整体内部的某些陈述的再评价必将引起整体内部的重新调整,对其真值的重新分配。(3)在顽强不屈的经验面前, 整体内部的任何陈述都可以被修正或免予修正,甚至逻辑—数学规律也不例外。(4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验证据对于理论整体的决定是不充分的。(5 )所以,在理论的评价和选择上,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真理标准,而受是否方便和有用这样一些实用主义考虑支配,同时还要顾及该理论是否具有保守性、温和性、简单性、普遍性、可反驳性、精确性这样一些特性。这里,(1)—(2)点可概括为“整体论论题”,亦称“迪昂一蒯因论题”;(3)点可概括为“理论内陈述的可任意修正性原则”;(4)是“经验决定理论的不充分性论题”,它在这里成为支持整体论论题和可修正性论题的逻辑依据;(5)充分展现了蒯因哲学的实用主义倾向。 后来,蒯因面对批评,对如上所述的整体论作温和化处理,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改或保留:(1 )某些陈述如观察句可以分别地接受观察的检验,语句受观察检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2 )科学的一个充分包容的部分,而不是整个科学,具有观察结果。 

   我认为,蒯因整体论的主旨或真正目标是:(i)拒斥先验认识,不承认任何终极或绝对的真理,使科学理论永远面对反面证据和批评。尽管蒯因对经验论的某种形式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一名坚定的经验论者。在他看来,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关于词语意义的一切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认识归根结底都来源于感觉经验;凡是在思维中的无不是先在感觉中。因而,没有任何必然的、不可错的、不能被修正的先验知识,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是经验知识,只是它们中有些离感觉经验近些,有些离感觉经验远些。也就是说,一切知识在经验内容方面只有多少之分,而无有无之别。既然一切知识都以某种方式保持着与经验的联系,因而当遇到顽强不屈的经验反例时,我们理论的任何部分、任何陈述在原则上都可以被修正,甚至包括逻辑数学命题。就这样,蒯因通过拒斥先验知识、拒斥分析命题,给逻辑数学命题的真理性以经验论说明,从而扫荡了一切终极真理,使科学理论(尽管是受到很好证实的理论)永远面对经验、面对批评开放,以此为科学进步扫清道路。(ii)强调科学家主体在提出或修正理论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整体论的内容之一是:理论是由经验不充分决定的。这就是说,理论不是经验的函数,科学家不是一台接受经验输入而产生出固定的理论输出的机器。相反,科学家在接受经验刺激而产生理论输出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选择自由,他的先天禀赋、性格特点、已有知识、理论偏好,甚至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等方面的因素都会以不同方式起作用。由于科学家们在上述背景因素方面差别殊异,因而不同的科学家就可以由同一组观察发展出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面对同样的经验反证,不同的科学家可以作出不同的修正,使已有理论获得与经验的协调一致。“这里没有任何必然性的暗示”!蒯因就这样在经验论传统中,高扬了科学家的主体性因素,充分揭示了科学家主体在理论的创造、评价与选择活动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他有时把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称为“人的概念主权范围”,认为人类知识是世界和主体两方面因素组合的产物,包含着世界的贡献和主体的贡献,因而知识是世界的暗示、线索与主体创造之和。如果从人的世界观和自然知识中去掉世界的成份,减去世界的贡献,得到的差就是主体的纯贡献。“这个差就是人的概念主权范围,即人可以在其中保留感觉材料修改理论的领域。”(注:W.V.Quine:Word and object,Cambridge:MIT,1960, p.5.)在概念主权范围内,主体的主观因素是统治力量, 一切科学本质上是人的“自由创造”。可以这样说,蒯因整体论是对于科学家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曲赞歌! 

  (3)拒斥第一哲学,走向自然化认识论。 对“经验论两个教条”的批判,促使蒯因走向了整体主义知识观,最终走向了自然化认识论。蒯因本人的表白就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他自己说,他花了九年时间写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语词和对象》(1960),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充分展开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最后几页中的简洁比喻的内容,对其中的认识论加以阐释与精制。(注:W.V.Quine:Theories and Things,Harvard,1981,p.180.)而他的另一本主要著作《指称之根》(1974)则是对《语词和对象》第三章的思想的一种深化和开拓性发展。(注:W.V.Quine:The Time of My Life:An Autobiography,MIT,1985,p.236.)此外,他的重要著作之一《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论文》(1969)也是对《语词和对象》中提出的学说的扩充。正是在后面这些著作中,蒯因充分展开了他的自然主义语言观和行为主义意义论,展开了他的自然化认识论的各个主要论题,建构起他以自然主义为首要特征的哲学体系。 

  据我理解,蒯因的自然主义包括以下三个要点:(1 )就其否定的方面而言,自然主义是一种反基础主义,它要抛弃第一哲学或传统认识论,因为后者力图凌驾在自然科学之上,或在自然科学之外,或在自然科学之先,对于自然科学认识的合理性与真理性提供辨护和说明,以指导人们达到绝对确定和真实的认识。而在蒯因看来,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外在的优越之点。(2)就其肯定的方面而言, 自然主义认为,哲学就是指向自身、反思自身的自然科学,它必须在自然科学内部,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利用自然科学的发现,去实际地说明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达到关于这个世界的丰富而正确的理论的。(3)自然主义认为, 哲学或认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发生学方法,即对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蒯因那里则是对语言学习过程作经验的研究和经验的描述,因此描述性是蒯因认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所有这些,使哲学或认识论成为心理学的一章,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这就是说哲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一起构成了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总体。 

  (4)拒斥符合论意义上的绝对真理观, 走向方法论上的实用主义。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开头,蒯因就明确指出,抛弃两个教条的后果之一就是转向实用主义。在蒯因看来,经验决定理论是不充分的,理论本身包含对经验证据的超越与突破,在行为证据的基础上我们无法唯一地确定理论内各孤立陈述甚至是其中一个小部分的经验内容与经验蕴涵,因此,“关于我们的科学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与物自体相符合的问题”是一个“超验的问题”,在他的哲学中是“消失掉了的”。这样一来,我们在评价与选择理论时,就不应以是否与实在相一致或符合为标准,而应以是否方便和有用为标准,实用主义于是成为蒯因哲学的最后栖息地与最高准则:“每个人都被给予一份科学遗产,加上感官刺激的不断的袭击;在修改他的科学遗产以便适合于他的不断的感觉提示时,给他以指导的那些考虑,凡属合理的,都是实用的。”在这个实用的标准之下,又派生出保守性、简单性、宽容和实验精神这样一些子标准和子原则。例如,在对理论进行评价和选择时,就要考虑理论的保守性、温和性、简单性、精确性、普遍性和可反驳性等因素。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实用主义在蒯因哲学中不可能是彻底的和一贯的,会受到他的实在论立场和科学主义倾向的牵制。蒯因自称是“顽固不化的”实在论者,他承认“物体是实在的、永恒的和独立于我们的”,科学起源于外部对象对我们的感官的刺激,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科学的功能就在于对外部世界作出解释和预测,以指导我们适应和改造环境,它的正确与否也要靠这些解释和预测的成功与否来检验。因此,在蒯因看来,科学既是一项实用主义工程,又是一项追求真理的事业。蒯因于82岁高龄时出版的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就是以《真理的追求》命名的。因此,蒯因不可能以纯粹的、彻底的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科学和知识。例如,尽管他认为翻译是不确定的,其译得准与不准没有事实问题,但物理理论的真假对错却有事实判据,要在经验证据面前接受检验。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蒯因从不接受别人加给他的哲学的“实用主义”称谓。不过我认为,方法论上的实用主义仍然是蒯因哲学的一大特征。 

  (5)允许形而上学问题,走向对本体论承诺的研究。 也是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开头,蒯因明确指出:抛弃两个教条的“一个后果是模糊了思辨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假定的分界线。”他认为,本体论是相对于一定的语言框架而言的,归根结底是与语言,例如我们的说话方式、科学理论系统或概念结构等相关的,它内在于任何科学理论本身之中,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注: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10页。)问题不是要去消除形而上学,而是从什么角度和采用什么方式去研究它。他把本体论归结为“What is there ”(有什么东西存在?),并区分出事实问题和承诺问题,前者追究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后者探询一个理论说有什么东西存在?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问题,本体论承诺与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无关,而只与我们说有什么东西存在有关,因而归根结底只与语言有关。而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则是一个事实问题,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语言。蒯因认为,哲学家应该撇开实际有什么东西存在这一事实问题,而专注于一个理论说有什么东西存在这个语言问题。他们的任务“是使已经被默认的东西明显起来,使以前含混的东西变成精确的,揭示和解决悖论,解开纽结,剜除退化的赘生物,消除本体论的贫民窟。”(注:W.V.Quine: Word andobject,p.275.)于是, 哲学家在本体论方面的工作就具有一种治疗性质,它们要对涉及本体论的语言进行诊断,阐明和确定正当的实体,否定和排除那些不正当的、容易引起思想混乱的实体。在本体论方面,蒯因本人只承认两类成员:四维时空中的物理对象和数学中的类。蒯因之所以承认它们,是因为它们满足下述要求:(1 )能够为其提供外延性同一的标准,它们因而能够被个体化,成为独立自在的实体;(2 )在理论上有用,它们为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理论所需要;(3 )能在经验上被证实。正是由于不能满足这三条要求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蒯因拒绝承认像性质、关系、函项、数这样的共相存在,也不承认如意义、概念、命题这样的内涵性实体,更不承认所谓的可能个体、感觉材料以及事实等等的存在。 

  从外部影响来看,蒯因的批判在英美分析哲学界激起了长达一、二十年的论战,使逻辑经验主义在哲学上的缺陷暴露无遗,它原有的许多研究纲领不得不加以修正,如“拒斥形而上学”,“分析—综合的截然二分”,还原论和逻辑重构方案等等,其研究领域也不得不一再予以扩大,并从其他的传统如美国实用主义中吸纳思想资源,随之而来的是它丧失了作为一个学派或一场运动的许多重要特征,不可更易地一步步走向衰落,并最后导致分析哲学的自行消亡与后分析哲学(即理查德·罗蒂所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起。其迹象之一是:许多今日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往往不那么犹豫地乐于接受对他们的实用主义称呼。戴维森(D.Davidson)、普特南(H.Putnam)、伯恩斯坦(R.Bernstein )、罗蒂(R.Rorty )等人都是实用主义者或至少是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其中最坚定、最自觉、最有影响的是罗蒂,他要消解分析哲学甚至是一切哲学,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他高度评价美国哲学家在促使分析哲学自我消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这些哲学家一方面信奉分析哲学,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以美国所特有的实用主义精神来处理分析哲学问题,而这两者的结合却从内部动摇了分析哲学的基础。例如蒯因强调语言和理论的体系性的整体论,取消分析—综合区别的一元方法论,以及否认哲学先于和高于科学的自然化认识论,在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如此。罗蒂本人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就是在吸收这些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他在其代表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重述和发展由一些分析哲学家所提出的论点,如塞拉斯、蒯因、戴维森、普特南、赖尔,以及特别是维特根斯坦。”(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14页,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提供了一幅讽刺画:蒯因本来想用实用主义去拯救分析哲学,不料却由此导致了分析哲学的消亡,导致了后分析哲学的诞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蒯因视为处在分析哲学和后分析哲学之间的哲学家,并从这一角度去评价蒯因哲学的历史地位。(注:参看我的专著:《蒯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五辑,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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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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