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第二次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3 次 更新时间:2010-03-03 18: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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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 (进入专栏)  

  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6](P28) 正是以笛卡尔的第一怀疑为起点,胡塞尔确立了自己的现象学还原的基本思想。胡塞尔现象学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就是要重新确立人类认识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他所谓的“本质直观”。他说:“现象学的操作方法是直观阐明的、确定着意义和区分着意义的。……在现象学最严格的还原之中的直观和本质直观方法是它的唯一所有的东西。这种方法本质上属于认识批判的意义,因而也属于所有的理性批判(即包括价值的和实践的理性批判),就这点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6](P51) 可见,胡塞尔是把他的现象学看作完全不同于传统哲学形而上学以及传统认识论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也是把现象学确立为一种新的哲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是建立在他的神经病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基础之上的,但他并不是单纯地从病理学的角度解释精神病人的异常表现,而是更为注重挖掘病人的心理奥秘,由此形成了他的关于人类潜意识活动的思想。无论是他早期的关于梦境的心理分析,还是他晚年对自我与“本我”的论述,这些无不显示出弗洛伊德超越传统的极大勇气。应当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完全是他独立探索的结果,这个结果不仅是对人类以往的未知领域的探索,更是对传统哲学观念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对建立在理性优先观念的传统认识论的重大挑战,这就是他建立的关于无意识的学说。他在发表于晚年的《自我与本我》(1923)中写道:“将心理区分为意识和无意识,这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前提;而且只有这个前提才使精神分析学有可能解释心理生活中的病理过程——这些病理过程的普遍性象它们的重要性那样值得重视——并把它们安置在科学的结构之中。”[7](P160)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学的这种挑战性有着清楚的认识。他曾这样表达过自己的理论所面临的危险:“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成见相反;其二则是和他们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这些成见是不可轻视的,它们都是人类进化所应有的副产物,是极有势力的,它们有情绪的力量作基础,所以要打破它们,确是难事。”“人类的本性喜欢把不合意的事实看作虚妄,然后毫无困难地找些理由来反对它。因此,社会宣布它所不能接受的东西为不真实的,用来源于感情冲动的一些逻辑的、具体的理由来诋毁精神分析的结果,并坚持偏见,借以抵抗我们强有力的反驳。”[8](P217,P219)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掀起了分析哲学浪潮的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还是在带来欧洲大陆哲学现象学运动的胡塞尔那里以及弗洛伊德那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根据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方法建构出来的理论观点,去解释乃至重建人们从以往哲学中获得的基本认识。从哲学性质上看,他们都应当属于“建构性的”或“规范性的”。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对传统哲学采取了完全敌对的态度。传统形而上学不仅在维也纳学派那里遭到了严峻挑战,在海德格尔那里同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虽然他们批判形而上学的出发点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种截然对立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英美分析哲学中明显出现了重新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迹象,而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由于海德格尔等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为彻底消解形而上学,而是对它重新解读以弥补传统形而上学的不足,因此,欧洲大陆哲学家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但现在的研究也明显表现出了回归传统的倾向。例如,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家们比以往更多地关注康德哲学,试图从康德形而上学中获取新的思想资源。他们非常重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希望能够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来解释当代现实活动的哲学意义。

  当然,当代哲学家在对待哲学传统的态度上的变化,也表现在他们对哲学史的重新关注。在由当代法国哲学家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倾向》(1978)中,西方哲学家是这样来描述20世纪70年代的分析哲学家与欧洲大陆哲学家对待哲学史的不同态度。在分析哲学家方面,“分析哲学家在论述过去的哲学的范围内可以被认为是采取了更为开放的,而较少怀疑的态度。对于过去的研究具有这种更广泛的和更富同情的理解是由于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影响了对于哲学家的整个任务的理解,即:对于意义和可理解性的界限持更有宽容的观点;不再那么严格地坚持‘日常语言’的教条;日益增加对我们理解图式的整个基本结构的注意,这个基本结构是与显示于特殊话语领域中的实际用法的‘表面现象’相对立的;对于基本概念和基本概念固着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历史演变,具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表现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是康德研究的发展,强调康德学说的逻辑的和概念研究的意义,这与康德唯心主义的更富思辨性的引申是正相对立的。”同时,“近来有很多作者公开把形而上学的研究看作是由于对现存的概念结构的局限极其注意的结果:提出了描述现实的新途径,这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已接受的范畴和区别的限制,从而开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思路,这些新思路后来证明对于经验研究领域是很有成效的。另外的研究突出了很多形而上学文献资料的‘修正’性质,或者强调那些引导哲学家对描述世界的既定方式提出疑问和打算采用全面的替代学说的动机。”[9](PP67-68) 正是由于对待传统哲学态度的改变,当代英美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关注19世纪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在英语世界中曾经受到了极大的贬低,譬如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尼采、布拉德雷等人。同样,也正是由于对传统哲学态度的改变,当代英美哲学家们也开始关注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因为流行于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存在哲学等与近代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同时,英美哲学家对分析哲学自身的发展历史也给与了更多的关注,注意从分析哲学的根源上寻找这种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在欧洲大陆哲学家方面,“当代时期似乎与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这段时期不同,后者倾向于否定地评价哲学研究本身,认为它的意义内容是有缺欠的。”而在当代欧洲大陆的哲学家看来,“哲学史的哲学本身不可避免地也是哲学,是一种特殊的哲学,它在其它哲学中并以其它哲学为背景而出现。这就使把哲学史理解为扬弃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或者说具有新的重要意义。扬弃把这两项调合起来,也就是说扬弃把哲学与其过去相结合,并使它与历史现实集合体的一切现存复杂事物联系起来,这种复杂事物被认为是可理解的,而且应当看作是理性现象。”[9](P69,P76) 应当说,从20世纪中叶起,欧洲大陆哲学家就把对哲学史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特别注重从哲学观念的发生学以及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方面去挖掘哲学史研究的主导思想,由此形成了一门“哲学史编撰学”或“学说史学”。与英美哲学家对哲学史的关注不同的是,欧洲大陆哲学家更为注意哲学作为一种观念体系的研究,力图从观念形态方面寻求哲学史的哲学价值,而英美哲学家则更注意哲学史上的某个哲学家的具体观点对后来哲学发展的影响。从研究方式上看,英美哲学家更多地是做哲学断代史研究或人物研究,而欧洲大陆哲学家则更喜欢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全面展现哲学观念的发展历程,注重哲学史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当代西方哲学家对待哲学传统态度的这种重要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代西方哲学本身的重要变化。一方面,经过了20世纪初以及上半叶的哲学变革和观念转变,哲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哲学之根仍然深深地置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之中,现代哲学中逐渐形成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纷争本来就是近代哲学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尚未清晰的相互关系的继续,而它们又都是出自西方文化的共同传统。这样,在20世纪的后期,哲学家们就在竭力挖掘他们的哲学观念背后的这种共同传统,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回归式研究,重新使处于不同哲学背景之中的哲学观念得到统一的理解。另一方面,当代哲学家们对传统的回归或对哲学传统的重新认识,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研究的继续,或者说,这一定是以新的方式或视角对哲学自身的进一步解释和阐释。可以说,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哲学史还是哲学本身,都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即把一切哲学的思考重新还原为智慧的形式。这种变化首先要归咎于现代哲学家们早已放弃了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同时也要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变得更为清晰了,人们对于“人是不是机器”这样的问题再也不会给出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这恰好说明了当代哲学家们更为趋于理性地思考。

  

  四,对哲学性质的重新定位:从科学到学科

  

  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家们对于哲学的科学性质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怀疑过,无论是对逻辑经验主义者来说还是对欧洲大陆的胡塞尔或海德格尔来说。在维也纳学派看来,按照科学的模式重建哲学应当是他们工作的最大目标。把哲学理解为科学正是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从事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把物理学作为科学研究的楷模,我们才能对哲学中的理论术语和概念做出基于经验观察的合理解释。当然,在今天的哲学家看来,这样的规定完全把哲学限定在了能够给出经验解释的范围,这就排除了哲学的更为重要的形而上学意义或价值层面的意义,乃至哲学应当具有的认识论的意义。

  把哲学理解为科学,这并不是维也纳学派独有的观念。虽然哲学家们对科学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但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取向,就是把科学看作是具有某种普遍性,能够超越不同研究者的方法和理论观点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思想领域。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包括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欧洲大陆哲学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譬如,胡塞尔就明确地把自己的纯粹现象学规定为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认为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基。他始终把“现象学”理解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他在1927年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现象学”条目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现象学’标志着一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哲学中得以突破的新型描述方法以及从这种方法产生的先天科学,这种方法和这门科学的职能在于,为一门严格的科学的哲学提供原则性的工具并且通过它们始终一贯的影响使所有科学有可能进行一次方法上的变革。”[10](P83) 这就把现象学置于各门科学之上,并希望作为一门普遍适用的方法。早在他发表于1911年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胡塞尔就宣称,如果哲学只是停留在追随自然科学为摹本,那么她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因为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必须是能够作为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和前提。他这样写道:“人类文化的最高兴趣在于要求造就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因此,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哲学变革是合理的,那么它无论如何必须从这样一个意向中获得活力,即:对一门在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哲学进行新论证。”[11](P6) 可以说,胡塞尔的毕生精力都是在完成这样的工作,即他所谓的“面对实事本身”。

  海德格尔虽然在哲学的基本理念上与他的老师胡塞尔分道扬镳,但在追求哲学的科学性质上却是与他的老师一脉相承的。早在写于1924年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把追问存在者的存在规定为哲学形而上学的主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就必须确立这样的哲学是超越于经验科学的。他这样写道:“一门科学的所有老问题对象都以事情区域为其基础,而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情区域借以事先得到领悟(这一领悟引导着一切实证探索)的那些规定。所以,只有同样先行对事情区域本身作一番透彻研究,这些基本概念才能真正获得证明和‘根据’。……这种研究必须跑在实证科学前头;它也能够做到这一点。”[12](PP13-14) 这里的“事情领域”其实就是他的老师胡塞尔所谓的“实事本身”。在他晚年的著作和讲座中,海德格尔多次强调了他关于“面向思的事情”的思想与胡塞尔的“面对实事本身”的思想之间的直接血缘关系。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哲学都关注于存在者的存在,也就是通常理解的“事情本身”或“实事本身”。但这样的关注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而发生了改变,科学在规定了事情的样态之后却遗忘了事情本身,而哲学也正是在这种遗忘中消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哲学终结之处,我们才能重新唤起对事情本身的关注,这就是所谓的“思”的开端。如果从胡塞尔的严格科学的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这种“思”正是一种新的哲学科学的诞生:“思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以往的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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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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