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Keane:监督式民主:新媒体时代民主实践的新理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 次 更新时间:2009-10-13 23: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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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eane  

  成千上万的其他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经常处理广泛的人权事务,包括酷刑、童兵、虐待妇女、宗教、学术和文学的自由等。他们的工作是通过深入的研究和技巧性的宣传对人权提供支撑。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对政府和公民良知的鞭策,他们解决困扰代议制民主的一个基本问题:谁决定谁是“人民”?很多人权组织和网络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

  

  三、新媒体时代的民主转向

  

  (一)新媒体环境中的信息特质:大量传播

  人权与民主的结合和很多监督机构都在1945年以后兴起,这表明战争不会总是政治家的游戏、神父的喜悦、律师的笑话和受雇杀手的买卖,有时它也为公民和机构建设者提供了管理自身事务的机会。但如果全面战争是监督式民主最主要的催化剂,那么毋庸置疑,传播媒介是使其后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如果不把新媒介机制下的权力和冲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监督式民主的可信性便难以明朗。如此来看:以集会为基础的民主属于口语主导的时代,一些写在草纸和石头上的法律对其加以支撑,信息以徒步或骑驴骑马的方式传播。代议制民主源自印刷文化时代,以书籍、小册子、报纸、电报和邮件作为传播的途径,这在大众传播媒介兴起的早期,尤其是广播、电影和电视的时代,就陷入了危机。相反,监督式民主同多媒体渗透型社会的关系紧密,社会的权力结构不断被信息大量传播下的新媒介系统中的监督机构所“销蚀”。

  代议制民主时代,印刷文化和有限的视听媒介与政府和政党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与代议制民主时代所不同的是,监督式民主见证了持续的公众监督和权力纠纷,似乎没有什么政府或社会生活内的组织或领导人能够免于政治难题。很多因素共同导致了此类变化,包括新闻所引以为豪的基于事实的“客观性”下降,以及视听率、销售等因素驱动下的商业新闻如广告般的吸引眼球这一风格的兴起。电子存储、严格的频道间距、新的频率分配、卫星直播、数字调谐和先进的压缩技术等技术因素也非常重要。技术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有线和卫星结合的计算机通信,在20世纪60年代末,该技术在几乎所有日益商业化的媒介领域中激发了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创新。这一新生的媒介系统没有任何历史先驱。以其核心组成之一的互联网为特征,它是一个媒介设施相互重叠和相互连接的全新的世界系统,整合了文本、声音、图像,并使得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多个用户终端能够在任何时间,无论是实时地还是延时地,在模块化的全球网络中实现信息的获取和交流。

  权力审查事务中的所有机构都严重依赖这些媒介新发明,如果新的大量传播系统突然自爆了,监督式民主便时不久矣。监督式民主和计算机化的媒介网络像是一对双生儿。这么说并非落入假设陷阱,其中计算机相关的传播网络预示着一个新型的乌托邦世界,一个电子前沿的“虚拟社区”的狂欢,一场令所有公民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平等地使用和获取所有媒介的“网络革命”。信息大量传播的新时代实际上也存在一些不稳定的、自我矛盾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穷人和富人的传播权力鸿沟被进一步拉大,似乎没有必要让穷人成为传者或媒介产品的消费者。世界上的大多数穷人,没钱打电话,只有少数人能够使用互联网。媒介富有者和媒介贫穷者之间的分歧折磨着整个监督式民主,这违背了监督式民主所阐述的所有公民都有权平等地交流意见的基本原则,并不时地将经过民选的和未经民选的代表拖入困境。

  然而,尽管存在矛盾和不尽人意之处,大量传播的信息系统中也有一些新的且重要的事情发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私生活”和“隐私”的范畴,以及对“私”权力的处理和运作已被提上日程。上几代人可能会为这一民主形式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和强度之大而感到震惊。随着照相机快门一按或某一内置开关一闪,私人范畴能在瞬间变作公共范畴。所有的一切,从卧室到会议室,从官场到战场,都可能被媒体抓来使用。由于那些未经民选的自认作为公众代表的记者们所讲述的故事,这个年代,私人的文本信息会被公开于众,婚姻的不忠会被揭发出来,政府官员会被迫辞职。这个年代,索尼的手提式摄像机是记者们的必备工具,他们将候选人生活的各个细节发布到视频网站和博客上去。这个年代,视频画面揭露出战争区的士兵侮辱妇女、恐吓儿童、折磨无知村民的情况。在信息大量传播的年代,政客、非民选代表和名人的私生活,他们的恋情、聚会、健康、用药习惯、纷争和离异,都成为千百万人感兴趣的话题。由于谈话节目、博客和一些其他的媒介行为,普通人可以无休止地公开发表他们个人的恐惧、喜悦和希冀。媒体公司授权观众通过掌声、电话或互联网为自己所喜爱的明星投票,这种模拟投票甚至使一些人很幸运地成为媒体明星。

  在那些关心“突发事件”和意外多于事实真相的热血记者的帮助下,信息大量传播直刺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权力关系。人们很容易抱怨新的新闻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喜欢猎奇,关注不良事件,并受到那些说故事不应受到事实阻碍的新闻工作室的怂恿;认为这种方式喜欢不安分,吸收各种信息源,填补新闻漏洞,在监督式民主的年代,新闻永远都不会睡去,并由于太过注意个性而忽略时效性的文本,常常令人眩晕;认为新式的新闻十分程式化,很快就会让人生厌,它喜欢同权力和政府简报合作。但是,这些指责只说出了故事的一半。那些不顾一切的热血新闻有助于帮助旧的乌托邦在权力之外得以生存,有助于“信息自由”,有助于“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更大“透明性”。未经限制的权力仍然在公民的思想中产生很大影响,这不足为怪。由于新式新闻和新型的监督机构,在监督式民主时代,公众反对腐败和罪行司空见惯。似乎丑闻会没完没了,甚至有时丑闻会像地震一样在整个政府脚下隆隆作响。

  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一些丑闻成了传奇,就像由不经意被发现秘密设在华盛顿水门酒店中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引起的公众哗然,随后该事件滚雪球一样扩大,发展成为著名的水门事件,以权力弹劾和尼克松总统1974年8月的辞职告终。在大西洋彼岸,主要的丑闻事件包括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政治喧嚣,那次喧嚣由政府审计员的报告所引发,报告称社会党高级官员经营Filesa和时代出口公司,他们收取了约10亿比塞塔的咨询费用,但从未上报(这被称为Filesa事件);意大利警察和被称为“bribesville ”的政治腐败的判定系统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净手运动”导致了许多政党的消失,一些政客和产业领导者在被曝光后自杀;法国外交部长辞职,法国总统在电视上承认1985年7月的谋杀绿色和平组织积极分子并炸毁他们的“彩虹勇士号”船的事件是法国特工组织所为。那次事件中,该船带领一个游艇船队反对法国在太平洋的穆鲁罗瓦环礁进行核试验。我们同样不能忘记21世纪初以伊拉克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弥天大谎为借口,对其进行军事入侵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二)新媒体环境中的政治特征:病毒式扩散

  这样那样的“门”丑闻不断提醒我们监督式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权力持有者从未在操控人们的问题上少下功夫,因此,肮脏的政治交易给权力蒙上阴影并将其丢到公众面前,这始终是最基本的重要问题。没有人会开玩笑地认为有着这么多权力审查机构的监督式民主是个游乐场——一个所有公民及其民选的和非民选的代表机会平等的天堂。然而,监督式民主和信息大量传播的结合不会产生持久通量,即一种由各不相同且相互作用的人和机构的复杂结合、长期推拉、冻胀和紧张、时而合作又时而对抗的关系所带来的无休止的躁动。民选的和非民选的代表常常在界定和决定谁在何时、如何、得到什么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但是被代表者利用各种权力限制机构,监督他们的代表,有时会取得意外的成功。因此,监督式民主机制就不能仅仅用从代议制民主时代继承来的简单隐喻来描述。如果用议会的“人民主权”、“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对抗,“压力团体”、政党和政府间的扭打来描绘这一民主形式就太过简单了。从政治几何学的角度来看,监督式民主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由规模各异和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的监督实体所组成的复杂网络,该网络的形成要归功于信息大量传播、谁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得到什么这一问题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对权力执行者的公众责任。监督式民主中存在大量的冲突。政治并没有消亡。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整体趋势中有一些全新的东西。从民主源自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古老的集会形式来看,民主总是使权力习惯、权力偏见和权力等级发生分化。它让人们拥有能够平等地塑造和重塑他们生活的感觉,并且也经常给世界带来一些骚动。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不同规模的监督机构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权力审查使得监督式民主成为最有活力、最具生机的民主形式。它甚至拥有像“民主审计网”和“透明国际”这些专门针对权力审查机制和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民利益的问题提供公共评估的机构。还有一些机构专门在广泛的层面上质疑政府工作,从他们的人权纪录、能源生产计划,到城市居民饮用水质量等。私营公司的服务和产品、投资计划、如何对待雇员,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同样受到拷问。各种各样的监督者、指导者和呼吁者始终各尽其职,对权力持有者施加更多的公众问责。因此,权力者不断感到无能为力。

  当运作良好时,监督机制会有许多积极的影响:为市场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开、提醒政府的不当决定、公共审查的充实和普及、通过有效的参与制度赋予公民和民选代表更大的权力。当然,权力监督也可能会没有效果,或产生负面效果。运动可能会目标不明确或定位错误,玩弄权力者可能会狡猾地找到漏洞得以脱罪,或者对反对意见视而不见。曾几何时,很多公民,无论是作为消费者、工人、父母、社区居民、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觉得很多组织的监督策略太过小心翼翼,或令人费解,或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

  尽管存在这些弱点,监督式民主政治机制的整体感觉同代议制民主时代大相径庭。监督式民主时代的政治有着确切的“病毒”特征。监督式民主机制所引起的权力纷争,沿着非常规的路径,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些使用手机、留言板、消息组、维基百科和博客的群体,有时会克服各种困难,令公共官员、党派和议会,甚至政府,陷入尴尬的境地。权力监督机构,像“人权观察”或“大赦国际”时常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它们也通常从支持者网络中获得帮助。让我们想一想当前引人关注的公共纷争:关于一些消息的框架、评论和重要性的讨论被大大小小的权力监督组织重新设置。在监督式民主的世界里,那种“病毒—网络”的格结构是非常典型且无一例外的。它对旧的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决策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机构发现它们自己越来越陷入权力监督机构的“粘性”网络中,而这些监督机构即便在远程条件下也能够命中目标,令它们自食其果。

  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专横权力不再能够舒服地藏于隐私的面具之后。任何地方的权力关系都受制于在媒体帮助下的各种规模的公共组织,以前冠以“隐私”之名的事情再无藏身之地。当然,这种权力的变化常常是杂乱无章的,并时常裹着炒作的外衣。但是,摘除权力的面具却与监督式民主的权力监督精神产生共鸣。一些人会抱怨它所带来的影响,如“信息泛滥”,但是从监督式民主的信息大量传播的角度来看,这却具有积极意义。尽管有炒作之嫌,新的媒介系统毕竟刺激并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它引导他们多元主义的意识,并让他们在何时、如何和为何传播上接受更大的责任。孩子们擦洗过背部和耳根,穿着睡袍和家人坐在一起,收听或收看收音机或电视里的节目,那种以广播作为大众娱乐主要形式的代议制民主时代结束了。同样,成千上万的人们挤在集权主义的权力阴影之下,巧妙地发现策划过的广播节目或煽情的电影表演的时光也一去不返。

  相反,信息渗透的民主鼓励人们质疑权力的可靠性。所有王权下的人和机构并不希望看到这一转变。在监督式民主的世界里,人们要学会留意权力和他们的代表,他们必须做出判断和选择自己的行动方针。公民开始为自己着想,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整体意识变得更加敏锐,他们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偶然的。信息大量传播和监督机构共同促进了大众权力观念的“完形开关”。客观存在“现实”的形而上学观念受到削弱,权力之上的固有的“事实真相”推定也被削弱。人们亲眼所见与所听到的像“皇帝的新衣”般的虚假界限被打破。“真实”包括“真实的”权力,通常被理解和解释为“制造的真实”,以及将某种解释强加给他人的权力。

  诚然,没有什么会神奇地自己变成这样。在监督式民主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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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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