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极权政治研究:从西方到东方的视界转换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扩展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1 次 更新时间:2009-09-09 21: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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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治水社会的军事理论才非常发达。在治水国家中,统治者绝对不仅仅关注对政治权力的掌控,治水国家的权力是贪得无厌的权力。统治者对于征敛财富表现得非常竭心尽力。这既是治水国家形成普遍而沉重的税收的原因,也是治水国家经常以政治的理由没收官员和商人财产的根由。治水社会虽然可以积累巨大的财富,但治水财产却是软弱的财产,这既是因为治水政权是一种武装的和无所不在的组织力量,它可以在动产的战略地点——城市和不动产的主要地区——农村,占据上风;也是因为做官的和不做官的财产据有者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由于他们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因此他们不足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与此同时,“在许多治水社会中,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也是最高的宗教权威的体现。”瑐瑡再强大的宗教组织到最后也必须依附于政权,才能够在诸宗教的竞争中取得政治优势。魏特夫的结论是“治水社会的军队是农业管理者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占优势地位的宗教也是密切地依附国家的。正是这种重要职能的令人生畏的集中才使治水政府具有真正专制的(极权的) 力量。”

  在治水经济与治水国家的基础上,形成了治水社会的专制权力形态。这种权力形态绝对不像人们主观假设的那样受到制度和道德的限制而表现得仁慈,相反,它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极其严厉残酷的权力形式。这种严厉残酷,既是因为“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们制定、维护并且修改它,它们不是以受到控制的社会代理人的身份、而是以它的主人的身份这样做的。”瑐瑣因此,这个社会里绝对不存在限制权力的宪法,统治国家的君主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独裁者。统治者宁肯在行政效率递减法则的支配下,满足于对社会上某些重要的战略地位部分维持坚强的控制,而不寻求全面地控制社会。这并不是说治水社会完全没有自由可言。在治水社会中,诸如国家徭役之外的社会成员自由、思想控制的相对松弛、处于从属地位的团体的一定的自主,这些与政治无关的自由,绝对是存在并发挥着社会功用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自由是相当大的,可是并没有导致完全的自治。充其量它们是建立了一种乞丐式的民主。”而“治水国家不受乞丐式民主的制约”,它绝对不可能是仁慈的权力,它仅仅按照底线的需要将人们控制在基本秩序的需要状态上面。“人民的利益为最适合统治者的理性条件作出了牺牲”,“他们的目的是取得最适宜于统治者而不是宜于人民的管理条件”。瑐瑥因此,治水社会建立起了最适合统治者的消费条件、最适合统治者的司法条件、最适合统治者的宣传条件,它强调专制政权的长远利益,削弱潜在的反对派,他们眼中仅仅只有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以真实地说,治水专制主义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

  

  在治水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社会的基本状态

  

  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构——全面的恐怖- 全面的屈从- 全面的孤独。由于“治水政府是用威胁进行统治的政府”,因此它足以阻止反对力量的形成,进而在社会心理上打消人们追求独立的政治行动的愿望。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者公然声称“刑罚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它以各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怖措施将恐怖的情绪传递到管理方面、财政方面、司法方面,这些恐怖措施使服从成为良好公民的首要美德。驱使人们绝对服从的结构性手段,从起点上讲,纪律教育为绝对服从进行准备;从行为方式上讲,跪拜为绝对服从提供象征。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地接受屈辱,甚至将屈辱加以美化,使其具有审美的价值。这样,国家暴力不仅摧毁了被统治者,同时也摧毁了统治者。统治者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他才足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官员也必须处于猜疑之中,他才足以自我保护;平民时时担心被牵连到政治灾难之中,因此谨小慎微、作茧自缚。一旦治水社会的某人遭到全面迫害的时候,他不仅遭到灾难、而且与人隔绝、更加身败名裂。

  通过对治水社会的全面勾画,魏特夫第一次完整地给人们呈现出一幅东方专制主义的画面,让人们省悟到了专制主义的历史形态与现实形态的不同、西方专制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差异、农业专制主义与工业专制主义的区别,无疑拓展了人们对于专制主义的认知视界。

  

  转变契机与复辟危险

  

  就魏特夫的研究而言,应当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不是东方专制主义是不是具有与西方专制主义多么不同的历史结构,而是它能不能向自由民主的政治形态转变。换言之,就魏特夫的表述来讲,便是一个单一中心的社会能否向多中心社会转变的问题,这才是研究东方专制主义真正的旨趣所在。

  在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关联性论述中,魏特夫既力求避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指责,也力求避免对治水社会进行简单化处理。在这种具有弹性的分析进路中,他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现代转变埋下了伏笔。就前者来看,他着重指出,东方专制主义在治水经济与治水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基础上,形成了农业时代的极权主义形态。就后者而论,他则强调指出了治水社会的复杂结构。一方面,治水社会是工业文明出现以前,在较高级的文明中寿命最长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治水社会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治水而形成的社会。事实上,治水社会可以因为治水重要程度而划分为治水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次边缘地区,它们在治水的强度上具有很明显的差别,在具体的社会结构特点上具有不同的特质,并从治水地区的空间连贯性上、治水经济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强度、以及防洪工程强大的程度等等方面,促成了精密的或松散的治水社会。当治水社会的治水农业占居绝对或相对的优势的时候,这一社会就是“紧密的”治水社会;当治水社会仅仅保证领袖人物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时候,这一社会就是“松散的”治水社会。巨大的农业管理帝国常常是松散的治水社会,但治水社会中的统治者并不一定都关心水利事业,治水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不一定与统治的强度直接匹配。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治水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这些地区的潮湿区域,治水经济并不起重要作用。这个时候形成的东方专制主义,甚至跟治水活动没有太大关系。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并不自来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但是在被蒙古人征服以后建立起来的沙皇政府便成为东方式的专制政府。这使人能够断言,即使是边际类型的专制主义政府,因为它们控制社会的方法一致性而使其成为东方世界的一部分。“边际性质的农业专制主义可以在距离治水生活最突出的中心很远的地方发生”。

  从治水核心地区和治水边缘地区的存续性上讲“, 由于受到外界强有力的非治水势力的影响,治水边缘地区显然要比中心地区容易被攻破”。比如,像西罗马这样的边际治水社会在被部落人攻击后就崩溃了。1917 年,俄国暂时从一个单一中心的社会变为多中心的社会。在治水的次边缘地区,就更是没有形成治水社会的建设、组织与征敛的专制主义政治模式。比如,日本、蒙古统治以前的基辅俄罗斯,虽然自愿采取适当的“东方”特色,但终究没有形成为治水社会。但东方专制主义的产业形态却不一定是农业的,契丹、蒙古以及其他征服者部落建立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说明,非农业集团和农业集团一样可以“东方化”。但采用农业的方式,则比采用部落的、畜牧的或游牧的方式更为强大。源自东方的专制主义具有强大的扩张力量,以致它可以跨越制度分界线实现自己的统治形态。

  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结构强度与蕴含的变化可能性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无疑,治水社会与治水经济相关,但治水经济与治水事业并不直接相关,特定的治水区域由政府控制的保护性治水工程影响所及的地区仅仅是那些政治上受其支配的地区。“治水社会的历史,记载着无数的叛乱和宫廷革命。但是据我们的知识所及,任何地方的内部力量都不曾成功地把任何单一中心的农业管理社会转变为西方式的多中心社会”,“更特殊的:不论在东半球或西半球,都没有任何巨大的治水文明本身自发地发展为工业社会,如同中世纪以后的西方国家在非治水条件下所出现的情况一样”。瑑瑠治水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只能是在来自外面的攻击使之瘫痪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与复杂结构相联系,治水社会的所有制类型与阶级结构也同样是复杂的。就它的所有制类型而言,虽然国家占有财产的支配权,但并不是说治水社会就没有私有财产权。只不过就财产持有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处理其持有的财产、因此显得强大的私有制来看,治水社会的私有财产是一种极度软弱的所有制。在治水社会中,当动产和不动产都处于一种从属地位的时候,形成简单的治水社会结构;当独立的积极财产在工商业方面获得发展的时候,则形成一种半复杂的治水社会结构;当独立的积极财产在工商业和农业中都有强大发展的时候,就会形成复杂的治水社会结构。总体上,治水社会的所有制都是简单的,都朝着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财产占支配地位的方向发展,商人反而依附于政治权力才足以从事积累财富的活动。这样,私有财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变得软弱无力。治水社会的专制权力对于不动产土地的支配权明显地显示出权力对于财产的绝对支配性。治水社会的土地大致可以分为政府管理、节制和分配的土地几种形式,这使得完整的土地私有制不可能。但农民、官僚地主和不在地主控制的土地,则表明土地的局部私有现象是存在着的。只不过这种“私有”的自由拥有程度远远不及民主方式下的私有制。在享有、使用、转让和组织方面,治水社会的土地私有制都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产生了一种原始类型的计划经济。瑑瑡尤其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在财政、法律与政治的角度讲,土地私有制一直都处于一种软弱的状态。这样,便形成了与乞丐式民主相仿的乞丐式财产,即它在经济上是分割的,在政治上是软弱的。瑑瑢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财产占有的不稳定性,也使人们对于财产的占有与享用产生扭曲,一方面助长了官僚享乐主义,另一方面则推动形成官僚地主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使财产明显成为“收益性的财产”,而不是“权力性的财产”。

  至于治水社会的阶级结构,则与治水社会的财产结构具有某种类同性。在国家政权作为阶级结构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治水社会将所有人区分为上等的特权阶级和低贱的无特权阶级,并以国家结构将之固化。基于这种分化,“机构国家的重要人物是名符其实的统治阶级;其余的人民,构成为第二个主要阶级——被统治者。”统治者以现行执掌国家权力的人员为代表,这些人员由一个统治者领导,他有一群个人的扈从(他的宫廷) ,并通过一支高级官吏的队伍控制和指挥无数的下级文武官员。最高统治者既有任性而残酷的行为以显示其支配能力,也有任性而慷慨的行为以显示其不受约束的权力。他既执掌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又负载不可思议和神话般的特征,因而让人敬畏和感到可怕。而被统治者也具有很特殊的品性“, 他们既具有一种消极的特性:没有一个人参与国家机构的事务。他们也都具有一种积极的特性:没有一个人是奴隶。”瑑瑥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对立的情况多而阶级斗争的少,因为极权力量使阶级斗争陷于瘫痪状态。人们在国家和统治者面前,总是避免与其发生直接的接触,总是装着非常顺从的样子。至于官场内部的斗争,竞争性远远没有危险性大,一旦遭到专制权力的遗弃,官僚不仅丢掉乌纱,而且身败名裂,遭到异常残酷的全面惩罚。中国科举制度的设置与运转,就典型地反应了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复杂性。宦官制度的出现,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专制者寻求可靠扈从的残酷性。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这些统治法则,使人们极力寻求巴结主子的捷径和方法,从而使得社会的向上流动,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高低,而是基于个人屈从的水平。

  但魏特夫并不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就是一种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制度形态,而是肯定东方专制主义具有转变的历史契机。虽然从中国的地域范围来看,近代中国从来就没有一个意图救治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政治努力。从俄国来看,1917 年出现了扭转东方专制主义发展路向的机会。但可惜的是,俄国的这一转变好景不长。在经历了非常短暂的向多中心社会转变的时间之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将这一转变戛然中断。社会主义的苏联带来的不是多中心社会的积极进步,相反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复辟。东方专制主义艰难转变的原因,固然与治水社会自我延续的四大因素有关,一方面治水社会的自我延续能力是超强的,另一方面治水社会总是处于停滞、反复和倒退的状态;一方面治水社会不断积累着维持其生存必需的技术和学识;另一方面治水社会缺乏外部影响的时候,它不会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同时,也是因为治水社会构成的东方专制主义内部的政治抉择制约着它的转变走向。比如俄罗斯在建立共产主义国家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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