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森峰当市长，人们有质疑，理所应当。在中国，29岁当市长很少见，人们的议论自然也难免涉及他的年龄。可引发质疑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年龄，而是他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走到市长位置，这关系到一个重要问题——官员怎样升迁沉浮。只不过，周森峰以29岁的年龄荣升市长而成为新闻人物，不可避免地充当了人们对这个久已关注的问题进行质疑性思考的触发点。
对周森峰的升迁，所谓“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是责任心强，作风民主，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诸如此类说法是一些并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信息的虚言。但媒体披露的另几个信息却很重要。其一，由于清华大学与襄樊市之间的科技合作、人才引进合作，周森峰从清华大学毕业就当了襄樊市建委副主任、党委委员；其二，岗位和职务变动频繁，例如，在建委副主任位置上仅四个月，就调任城市规划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最后一次是08年调至宜城市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其三，日前在宜城市人大“全票当选”宜城市市长。
第一个信息告诉人们，周森峰进入仕途是由一所大学与一个城市当局之间的协定所决定的。这种做法撇开了现有体制下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必经之途，也未遵守官员任职的现有程序。地方当局借“人才引进”就直接拍板了。
第二个信息，过于频繁的岗位变动使周森峰在每个职位上工作的时间都很短。熟悉情况都够呛，更难以做出值得关注的成绩。最重要的是，使市民对他缺乏了解。
第三个信息，宜城市人大于6月21日“全票通过”选举周森峰为市长。今天中午“锵锵三人谈”三位谈家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反映了宜城市200多名人大代表希望选出年轻有为的干部来带领人们。可这只是一种主观猜测。但“全票通过”标示的以下现实却绝非主观猜测：人大举行的是只有一个候选人的等额“选举”。然而，只有在存在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才说得上选举。等额“选举”意味着在决定谁当市长的问题上，市人大的真实职能不是选，而是对组织部门确定的人选走一趟认可手续。组织部门是怎样确定人选的，对公众来说，就是一个迷了。
可以说，周森峰从进入仕途直至担任市长，整个过程缺乏的不仅是规范性、公开性，尤其缺乏民众意志参与这一现代政治文明要素。也许有人会说，人大就代表了民众。然而，一方面，人大代表在产生上存在着跟官员产生同样性质的问题：事实上游离于选民意志之外。这导致其代表性遭受质疑的尴尬。另一方面，人大代表向选民负责，并不是我们的政治现实。
人们对周森峰的升迁，实质性的质疑是选官体制。浮在面上的诸如年龄、出任级别、家庭背景，不过是不正常升迁成常态的社会中几乎必然提出的不正常问题。如果不把官员的选拔置于阳光下，如果公民继续被排斥在这一过程之外，即使这一过程是合法的，但排斥了民众对官员的选择权和问责罢免权，即排斥了民众在官员进出问题上的最终决定权的程序本身就是问题，类似质疑会反复出现。而且任何事由都可以成为导致广泛质疑的触发点。这次是年龄，下一次也许是性别或者别的什么意想不到的因素。
有人断言，在强烈呼吁干部专业化、年轻化之时，对周森峰的质疑是叶公好龙。然而，此说纯属风马牛。所谓年轻化、专业化，不过是现行选官体制下定出的量化条条，跟民众要求没什么关系。民众在意的是官员真实能力如何、有无服务大众的态度、怎样定位自己跟民众的关系……，而这些归根结底需要通过官员跟民众之间真实有效的互动来了解。没有这一点，没有民众对官员进出的最终决定权，无论列举多少古人、他国今人年少就任高官的，都毫无意义。因为，压根就没有可比性。
2009年6月25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