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学海忆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1 次 更新时间:2009-06-23 12:21:21

张隆溪  

  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里面讲了蛇的生活习性、生理解剖,还有很多跟蛇有关的神话传说。还有一本书则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后来在美国出版的,讲的就是我们四川的大熊猫。所以我最先翻译的两本书都是关于科学方面的书。

  我到了生物研究所以后,1977年“文革”结束,马上就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家知道,“文革”十年没有大学,当然中间有工农兵学员,那是比较少的,而且工农兵学员相对而言呢,不是以成绩来取,而是以政治标准推荐的。我不是说工农兵学员成绩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当时进大学去的学员,本身不是恢复高考以后的情形。因为当时提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所以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不仅是去学习,还要管理和改造大学,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就是说工农兵学员到大学里是去当家做主的,比大学教授还要有地位,而大学里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还都在接受批判,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形。

  恢复高考制度是“文革”结束以后的事,是1977年,所以77届的学生是积累了十年,然后重新参加高考再入学的。当时我觉得自己的英文水平应该说还不错,而且我觉得我已经浪费了十年的时间,如果现在再要去读四年的本科,我实在赔不起那个时间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念研究生。当时我在成都,成都有四川大学,我在“文革”当中曾经跟四川大学的几位教授有过接触,其中有一位非常好的英文教授,曾经做过川大的副校长,就是谢文炳先生。他是专门研究英美文学的,我在“文革”当中最初接触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沮丧,他当时受批判,完全灰心丧气。我当时学英国文学学得很有兴趣,自己翻译了很多英文诗给他看。他却说,年轻人啊,你看我学了一辈子,搞这个东西,现在成了这个地步,你还要去学这干什么呢?他实在很灰心,但我当时完全没有听他的,因为那时候我读英国文学完全是一种兴趣。后来恢复高考的时候,谢先生专门派一个人到我家里来,让我到他家去。我就去找他,谢先生说,你来考川大的研究生,我可以保证你考上。保证不是走后门的意思,他是说他了解情况,他在川大几十年,也了解川大外文系的情况,他说按你现在的水平,考川大外文系研究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时我就报考了川大外文系。但是呢,川大外文系招考研究生是研究语法,研究教学的,我自己兴趣完全是在文学方面,我也不想一辈子去研究语法,所以心里总觉得不安。语法只是个工具,懂了就好。当然我不是说研究语法不好,只是我的兴趣不在这里。

  当时只有北大招收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三位教授招收英美文学和美学专业的研究生,一位是朱光潜先生,一位是杨周翰先生,一位是李赋宁先生。这三位都是鼎鼎大名的教授,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我早就看过了,当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去报考北大,我自己都很担心,觉得可能不行。我有很多中学的好朋友,到现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我去成都的时候,大家还常常聚在一起的。我那些中学同学平时都好像很佩服我,说我不得了,英文那么好,可是我真的要考北大的时候,我那些朋友也说,算了吧你。你这个中学毕业生去考研究生,就已经跳一大步了,我们姑且认为你是不错的,可是你还要去考北大,全国最高学府,你这不是有点儿异想天开吗?我自己也觉得很犹豫。那时候有人告诉我,好像报上登过这样的消息,鼓励大家把自己平时写的习作寄到大学去,请大学教授评评看有没有把握。我当时听了这个就想去试试。我刚才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很重要。这时候就有个偶然因素,现在想起来也非常感谢一些帮助过我的人。

  我当时在生物研究所工作,四川科分院的院长是马识途,是一个作家。他抗战时候在昆明西南联大,是西南联大学生里的地下党负责人。他曾经发展过好几个党员,这些人后来都在各个大学工作,他就认识北大历史系的一位教授叫许师谦。因为我在生物研究所工作是科分院下面的,他曾经看到我写的文章。我曾经翻译过评论莎士比亚的论文,他看了以后觉得非常好。他说你可以去北大试试,写一篇文章,我帮你寄到北大我认识的一个历史系的教授那里,请他转交给西语系,请西语系的人看看。我很受鼓舞,但是我想,写什么样的文章呢?去考英美文学的研究生,当然最好是写一篇评论英国作家的论文,可是考虑到我的背景,我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用英文写一篇评论英国作家的文章,别人一看,英国文学批评这种书很多啊,有《英国文学史》,也有很多论文集,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只是中学毕业,是不是抄来的?别人可能不相信你。那我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找一个不大可能是抄袭的题目。我自己对古典文学很有兴趣,我很喜欢唐诗宋词这类东西,所以我就用英文写了一篇专门评论英美人翻译李白、杜甫诗的文章,特别是讨论一些翻译当中错误的地方。我写好以后交给马识途,他就寄到北大去了。

  当时我已经报名考川大。那时候报名的情形是这样,你报了哪个学校,就有指定的指导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我当时就在按川大指定的参考书,准备研究生考试。都快要到结束报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份电报,就是北大历史系的许师谦教授给我发来的,说要我改考北大。当时我收到这个电报后,还是犹豫不决,我觉得虽然他这么鼓励我,但是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呢?在这件事上,我很感谢我姐姐和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她们都觉得我应该去考北大。当时我的女朋友鼓励我说,你去考嘛,你是中学毕业的,考不上明年还可以再考嘛。我想这个有点道理,因为比较起来,当时考研究生的大部分是“文革”以前念过大学,或者没有念完大学的,而我这样的中学毕业生去考研究生还不太多,所以年龄上我是占有优势的。但是使我真正改变想法,下定决心去考北大的,是许师谦先生在电报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快信,这封信就使我下定决心去改考北大。

  许先生在这封信里说,北大西语系的系主任是李赋宁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许先生曾经上过李先生的课,李先生算是他的老师,后来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李先生在北大西语系,许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算是同事。许先生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李先生跟我在北大是同事,在校园里偶尔见面,也就点点头打个招呼,几十年里从来没上我家里来过。他说这一次我把你写的文章交给西语系,李先生看了以后亲自上我家里,这是二十多年第一次上我家里来,说要让四川这个学生报考北大。我看了这话以后,马上就冲到报名的地方,说我要改报北大。(掌声)报名处的人把我臭骂了一顿,说你这人疯了,报名就要结束了,这么长时间你按照川大研究生的考试准备,现在马上要开始考了,你却要改考北大,这不是发疯了吗?我说报名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考不上不要你负责。我坚持要改,最后当然还是给我改了。所以这些在关键的时刻关心我、帮助我的人,我真是非常感谢。李先生现在还在北京。当时我在北大时候那些老一辈的学者,现在大多已经不在了,李先生还健在,我非常感谢他。我改考了北大,当时考试初试在成都,全国各地当然有很多报考的人。我初试的成绩各科平均起来96分,取得了北大复试的资格。我觉得96分是很好的成绩,以为考得非常好,可是到北大去复试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还不是第一。

  后来我到北大以后,才听老先生们讲,当时北大的教授们认为经过十年的“文革”,大概没有人懂什么英国文学,而且就是在“文革”以前,在中国的大学里面也并没有重视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的教育,所以包括以前老的大学生,文学方面也没有学得很多,再加上“文革”十年,更是一片空白。所以老先生们认为,现在的学生,你出考题太难了就根本没办法考。于是初试的考题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可是中国的了不起就在这里,我们有这么大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人,哪怕有十年的“文革”,再折腾也还有很多人去念书。所以初试下来,就有40多人都是90分以上的。这一下这些老先生们就急了,说我们不可能收这么多人,我们只能收十多个,怎么办呢?所以到北大复试的时候,那些题就特别的难,也就把距离拉开了。你必须要拉开,不然的话40个人都收是决不可能的。所以最后考的题就比较难,那些考题到现在我还记得几道,当时据说是从牛津大学的考题里找来的。那种考试提问的方法是灵活的,就看你自己能答到哪一步,你的知识有多深入,就可以走到哪一步。比如说有这样一道题,说有哪个人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面出现过两次?这是第一层问题,第二层呢,就问你能不能说出为什么?你如果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些了解,你就知道很有名的一个角色叫福斯塔夫,是一个喜剧人物,这个人在莎士比亚的两个剧本里出现过,一个是《亨利四世》,是一个历史剧,还有一个是喜剧,叫《温莎的快活的妇人们》。你如果能答出这个就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还能说出为什么福斯塔夫会出现两次,那就更好了。所以这个考题很灵活,你可以根据对文学史的了解,回答得更深一步。第一个问题我答对了,第二个问题我也答对了。福斯塔夫在第一个剧本《亨利四世》里是个非常滑稽的人物,据说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看了演出以后非常喜欢,就下令说要再写个剧本,里头还要有这个人物出现,所以莎士比亚在《温莎的快活的妇人们》里,又写了这个人物。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要对文学史比较熟悉,不光是剧本,而且要对文学史熟悉,对莎士比亚的生平事迹比较熟悉。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其他还有类似的题目,就是每个题都有不同的层次,就看你能达到哪个层次。所以这种考题就比较有意思,不光是1+1=2,等于2就完了,而是比较活,比较有发挥的余地。我到北大去复试,很感谢李赋宁先生,所以第一天就去拜见了李先生。他跟我见面谈了几句话后,问我说:隆溪啊,你是不是在北京念的中学?我说我今天刚到。大概我的普通话讲得还可以,听不出四川的口音,所以李先生以为我在北京念的中学。然后他又问我,你在四川有没有见过吴宓先生?吴宓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但是吴宓在重庆,我在成都,我当然听说过吴宓先生,可是没有见过面。吴宓在五四时期曾经反对过白话文,办《学衡》杂志,鲁迅批评过他,所以他非常倒霉。当时他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在“文革”中反复受批斗,后来就死了。我们当时在北大复试,先考笔试,然后是口试。我记得很清楚,考完以后李赋宁先生就告诉我,说我得了第一名。我当然很高兴,在同一届研究生中,我的同学们都曾经念过大学,也有到过国外做过翻译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而我是唯一没有念过大学的一个考生,但复试以后,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到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的。我很感欣慰,因为自己的自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得到了肯定。

  到北京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在北大我是跟杨周翰先生念英国文学,主要研究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后来毕业用英文写了一篇论文,专论莎士比亚悲剧,后来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英文版上。在北京的学术环境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能够接触到很多非常有名的学者。所以不只是北大的教授,包括像北京外语学院的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等几位老先生,我都非常熟。尤其是朱光潜先生,我跟他接触得非常多。虽然我自己不是朱先生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但是我对美学有兴趣,所以跟朱先生接触特别多。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就是朱先生有个小孙子,那时候才几岁,不太懂事。朱先生因为8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而找他的人又特别多,所以不是太熟的人,没有必要见的,他往往就避而不见。有人找他,他就叫他孙子说爷爷不在。可是我呢,却经常去见他。所以他的小孙子就很不理解,说为什么别人来了就说爷爷不在,张叔叔来了就可以直接上楼去呢?我当时常常向朱先生请教,对我有很大益处。另外在北京的时候,我跟钱锺书先生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也是个很偶然的机遇。你们都知道钱锺书吧?可是当时在“文革”中,我在去北京之前,就没有听说过钱锺书这个名字。你们现在可能会觉得可笑,怎么能没听说过钱锺书呢?你不是大傻瓜吗?不是,在“文革”的时候,我自己也算是很喜欢看书的人了,可是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钱锺书的名字。我也曾经考虑过是什么原因。我想,我们那个时候钱锺书先生在国内并没有大名的,国内也没有宣传过钱锺书,没有像后来有所谓钱学。那个时候是没有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钱锺书先生自己是不愿意张扬的,他从来不去宣扬自己。所以他就故意地要保持一个——用英文来讲a low profile,所以他不是有名的人。所以我在成都虽然喜欢看书,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钱锺书。

  我到北大去以后,很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看见一本英文书,是一个外国人翻译苏东坡的赋,书前面有一篇序言是个中国人写的,是写得非常漂亮的英文。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写《管锥编》的作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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