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开始的第三十周年——可能也是其终结的第三周年。自从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掌权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已经渐趋淡化。中国共产党不再认为继续进行更多真正意义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对其有利。由于最初国家主导的振兴经济的措施，经济呈现突破性发展，这让中共领导人认为，真正的自由化对于目前来说不但有时令人烦恼，而且也是多余的。在中国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下它就是一大特色。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市场化改革销声匿迹是由国家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GDP的增长所引起的。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华盛顿的控制范围，奥巴马政府能控制的最多是如何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
停止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代价
2008年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开始的第三十周年——可能也是其终结的第三周年。自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掌权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已经渐趋淡化。并且，当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逐渐销声匿迹时，国家干预开始卷土重来：控制价格，逆转私有化，不再鼓励竞争以及设置投资的新关卡。
中国，为什么在连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成功的市场化改革后，又退回到国家控制上？那是因为其政治活动失控了。七年前，当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首的政府采取控制政策的时候，他们和中国历届新政权一样，通过经济刺激来巩固其权力。但他们从未停止刺激经济。他们掌权之后不久，国有银行的贷款以及地方和国家实体的投资就迅猛增长。由于暂时得益于宽松的国际货币环境，从大多数经济衡量标准上看，中国政府做得很好。并且，这些成就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获得了一群支持者，这些人不惜一切代价地痴迷于经济的发展。明显地，这一发展是由政府领导的，由国有实体投资激起的，并且辅之以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以确保国家对经济的支配——因此所有的措施完全与先前推动的市场改革背道而驰。
中国共产党不再认为继续进行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对其有利。由于最初国家主导的振兴经济的措施，经济呈现突破性发展，这让中共领导人认为，真正的自由化对于目前来说不但有时令人烦恼，而且也是多余的。不论奥巴马政府的目标是什么，它必须明白，要迅速改变北京政府的观点是困难的，它不应该设想北京将在近期内重启市场化改革。但是，尽管存在种种障碍，中国真正广泛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应该仍然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长期目标。而现在，奥巴马政府更应把重点放在其经济外交政策上，评估和应对中国政府积极促进的由国家主导经济增长的战略。
美国政府不能把这个问题弄错。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些国家已经要求部分自由的政策。但是，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2007年，美中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总值的30%；2008年，美中双边贸易额达4,090亿美元——这一数字使美日间的2,060亿美元的贸易额相形见绌——并且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贸易额大约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7%。2008年底，北京凭借超过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美国国库券的最大持有人。
即使逐步改善这种重要的经济关系会有很大的经济回报，它也应让步于最近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这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美中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引起的。（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其早已过剩的国内需求，这使它对于已经过度供应的中国产品来说，充当了一个更大的出口途径。北京通过将从贸易中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美国债券，直接促成了美国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一战略源于北京要保持中国固定资本项目的封闭并保证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决议。）同时，如果过快做出纠正不平衡的决定或使用错误的方法，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华盛顿正在担忧其继续资助国内公共开支的能力，中国，由于它持有的美国债券，对华盛顿的努力至关重要；北京正担心其出口、经济增长以及最终高就业率的维持，而美国市场对此起关键作用。因此，金融危机为美中经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最有效地与中共互动。自由贸易会为企业和消费者都提供机会和选择；而保护主义则会限制他们。1930年的斯穆特一霍利关税令人难以忘怀，它提醒我们，在当前的环境下，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脱离开放的贸易将格外危险。因为要重新调整美中贸易政策，所以他必须与中国对话，做出这种调整的依据是北京不感兴趣的议题，如它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其停止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明显决定。华盛顿应该鼓励中国将重点放在小范围的可行措施上。能源、环境和双边投资对于双边谈判来说，都是很好的议题，但应调整议程以强调一系列有意义的改革，这些改革旨在放开价格，限制国家对企业的控制，保护美国公司不受重商主义措施的侵害，并允许资金自由进出中国等。这将是一个比随意要求建立一个G-2峰会或一个供不同国家进行讨论和提供建议的高级别的非正式论坛更为困难和漫长的过程。首先要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并且要弄清楚据此对它能有什么样的期待。
看得见的手
在中国经济中，国家干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在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期间它就是一大特色。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时中国正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让人理解的是，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设法推动由中国国家实体所进行的投资。从2002到2008年，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领导下，有所不同的是，虽然没有出现经济衰退，但政府仍然不断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除了为加入世贸组织所做出的一些必要的让步（如，降低关税的政策到2005年基本上得到贯彻），国家的最新进展都有效地迫使市场撤退。在目前的危机下，中国政府扩大其对经济的干预可能看起来是合乎时宜的，但其实它很多年来一直在这样做。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一个长期的乐观主义者，在2008年9月发表文章说：“中国的领导人今天都致力于改革，至少只要改革加强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但是只有人们接受了一个对“改革”非常可疑的定义，并无视大量表明改革已经停止的证据时，这才是正确的。价格自由化——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尚未完成；企业私有化起初就停止了，然后明显逆转；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倡议也被收回。通过给引入的投资设限和出口征税，中国政府甚至日益侵入相对开放的对外领域。
中国在改革的头20年中实行价格自由化，但是中央政府最近却停止了这一进展。劳动力价格（工资）仍然基本上不受政府干预，但对于资本的价格（利率）来说显然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为其设置了一个强制性的、狭窄的范围。政府干预常常是以简单禁止或推动交易的方式来不断扭曲基本资产，如土地的价格。国务院为所有关键的服务——公用事业和医疗保健，教育和交通运输——设定并重设价格。虽然过去三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放宽了对汇率的限制，但中国人民银行仍会规定每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并且币值波动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每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不允许超过0.5个百分点。中国的市场从未真正独立决定许多普通商品的销售价格，并且，过去几年的趋势是进一步扩大对商品的价格管制。国家对谷物分配的完全控制已经扭曲了谷物的批发价；最近一轮的通货膨胀，也推动了对零售食品价格的限制；能源部门一直被严格管制着。2008年上半年当全球原油价格上涨的时侯，政府为煤炭和石油产品（如汽油）设定了价格上限，而一旦价格下降就解除了这种限制。2007年年底，在国务院为能源部门发布的最新计划中，保留了国家规定价格的绝对权利。
同样地，在改革时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尽管中国的一些国有资产被私有化了，但自由化从来都不是广泛的，而且它在第三个十年的改革中就消失了。仅2006年，企业主人数就下降了15%，减少到2,600万人——对于超过13亿的国家总人口来说，这一数字是微不足道的。最新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在2007年前9个月中真正的私营公司贡献了不到10%的国家税收，而且在2008年上半年这一数字下降了。
审查什么样的公司才是真正的私营公司很重要，因为私有化往往会与股权的分散及出售少数股权相混淆。在中国，常常通过将所有权分离为股份来削弱100%的国家所有制，即将部分股份提供给像外国公司或其他私人投资者等非国家行为者。中国近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开始了这种变更，这让一些外国观察者将这些公司重新归入“非国有的”甚至“私营的”的行列。但是，这种重新分类是不正确的。出卖股份本身并没有改变国家控制：数十家企业不会因为仅仅被列在外国证券交易的列表上就不再是国家控制的。实际上，大约1500家被列为国内股份的公司之中有四分之三仍然是国有的。
按照法律要求，组成经济核心（发电和配电；石油，煤炭，石化及天然气；电信；军备；航空和航运；机械和汽车生产；信息技术；建筑和铁、钢及有色金属的生产）的所有国企，不论他们的股权结构如何，都归国家所有或控制。尽管官方法令没有规定，铁路、粮食分配以及保险也是由国家支配的。此外，国有企业从与政府相同的人力资源中吸收其高层管理人员。中国官员经常在中共的指示下在企业和政府职位间来回调换。
此外，国家通过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基本上控制了经济的其余部分。到2008年底，未偿还的贷款总额共计约5万亿美元，年度贷款增长率大约是19%并正在加速；换言之贷款可能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力量。中国政府拥有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每年制定银行贷款配额，并且贷款受到国家的轻重缓急排序的指导。
这一金融体系阻碍私人借贷。私人可能会试图通过出售债券或股票筹集资金，但这种出售也由国家支配。政府发行的债券量是公司发行的债券量的十多倍；私营公司被排挤出去。2006年和2007年，在政府决定推动停滞不前的股票市场后，有一种失控的牛市作用于国内的股票市场。政府这样做留下了大量暂时不可买卖的国有股。由于经过整个2008年，那些交易禁售期才结束，大量的国有股再次出现在市场，并且价格落至低谷。2009年初A股市场的反弹似乎主要是由高流动资金额推动的；这使二月下旬的上证综合指数比其在2007年10月份的峰值低了66%。
改革回转
改革回转的一个原因被华盛顿给忽略掉了，那就是中国已正式地参与到重组其经济的过程中去。但这一努力没有一点市场化改革的特点。其目标是在许多行业中减少参与者的数量，并且扩大剩余企业的规模；通过这两项措施，这一努力将减少竞争。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一个战略：日本和韩国也设立了所谓的国家名牌，它们支持大型企业集团，认为大型企业集团的规模将使它们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这项政策未被言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私营的国内公司和国外公司往往无法与这些有特权的公司相竞争。至少近10年以来中国一直醉心于国家名牌的概念，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后更是如此。
这次重组的结果是显着的。自从电信业高调收缩，将四家企业合并为三家以来，现在在石油和石化、天然气、煤炭、电力、电信以及烟草行业，加起来只有17家国有企业。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与第二集团公司合并了；显然，在那一领域两家公司是多余的。从水泥到零售业，各个领域都在合并。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升了对三大石油巨头——它们一起构成了整个原油行业——在原油领域的税收，同时又在炼油部门对其进行补贴，而在炼油部门他们只面临很小的竞争对手。但是，发改委却不允许通过竞争以降低原油领域的暴利并且逐出效率低下的石油产品供应商。现在政府在全国所有与石油有关的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FDI）设置障碍，经济自由也受到了限制，这一障碍是在2005年底开始建立的。2006年，新的FDI交易开始减少，而且除了少数的几个月以外，即使是在当前的经济危机开始之前新的FDI交易都很少。乐观的官方结果是被歪曲的结果。根据官方数据，2007年中国的FDI增幅超过13%。然而欧盟报告说，欧盟在中国的投资从2006年的约79亿美元下降到2007年的约15亿美元。官方的FDI数据是由国内企业通过香港和离岸资本中心的资金回调拉动的。而且这笔钱没有什么效率。商务部估计，2008年头5个月的FDI总额比去年同期高了55%，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却在同期下跌了四个百分点，在固定资产领域消费有着明显的作用。2008年FDI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投机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开发新技术或者创造理想工作岗位的努力。
这种真正的FDI的缺乏并不是偶然的：北京故意决定限制市场准入。正如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有关出售国有银行少数股份的讨论所反映出的那样，北京的重商主义倾向在2005年秋季大为增强。随后，2005年10月，一家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对国有的徐州工程机械集团的开拓性收购被撤销。在2006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先前被批准的一些出售被否决。更多的行业被指定为“战略性的”，从而对外国投资者做出了限制。2006年秋季的中共全体会议上，这一限制转变成对任何形式的威胁“经济安全”的FDI的彻底禁止，但经济安全这个概念从未得到过界定。
在2007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商务部正式提出了对外资收购的要求，这使得商务部可以禁止任何涉嫌危及中国经济安全或者国有资产的拟议收购。第一条标准将外国买主挡在全部经济领域之外；第二条标准使得很多收购计划因不可接受而被否决。当股票价格飞涨的时候，中国监管机构就说，与市场价格相比，外国公司的出价低估了国有企业的价值。但是当股票价格低迷的时候，政府就以市场价格低估了国有企业的价值为由限制交易。没有著名的国内品牌能被外国公司获得，而且正是商务部决定什么是名牌——并且通常是在认购被提出之后。以这种方式被监管的部门的名单比那些国家坚持要控制的部门名单还要长。
最近两部被誉为市场改革的法律将在事实上对在华外国公司的活动设置更多的限制。旨在加强工人权利的新劳动法正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实施，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共之下一个排外的机构，国企的不端行为它一律忽略，而外国公司相对较轻的违法行为它却会定期地进行处罚。尽管新反垄断法名义上的目的是反垄断，但它也不会促进竞争。新反垄断法旨在保护“公共利益”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它禁止那些占有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公司以“不合理”的价格购买或销售商品和服务，但是它没有定义一个市场，也没有提供用以确定什么是不合理的任何方法。最有说服力的是，反垄断法将所有由国家控制的部门和所有被视为对国家安全很重要的部门排除在外。它进一步要求外国投资者的拟议收购既要接受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审查，也要接受反垄断调查。这种审查存在于很多国家，但由于中共关于“国家安全”的异常广泛的定义，这些审查的范围格外宽泛。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如果监管机构认为知识产权被滥用以建立垄断的话，他们可以暂停或限制这些知识产权。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许多专利不公平，但现在它有了法律手段来对它们采取行动。政府可以运用反垄断法对抗那些寻求保护知识产权的外国公司或政府，比如2007年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和2008年法国达能公司对抗中国专利和商标局那样。
贸易
关于贸易的问题不是那么微妙。如果中国的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开放的和具有竞争性的，它的进口贸易仍面临一些非关税壁垒，这些非关税壁垒旨在保护国家特权或者庇护重要的行业，比如能源和农业。在美中贸易关系中，事实上在整个经济关系中，争论的焦点是汇率。这个问题具有争议的原因是其可见性：持续大量的贸易顺差应该提高人民币的价值，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保持货币价格固定。金融改革在中国的广泛重启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其中之一将是北京放松对汇率的控制。然而，仅仅汇率自由化本身并不一定有利于美国。
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了2.1%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涨了16%，几乎正好在三年后达到峰值。但在同一时期，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下跌了6%。虽然在2008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什么变化，但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飙升，在10月的几个星期内一度上涨了14%。换句话说，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可能比它对美元被低估得更多。因此，允许一个更广的每日交易波动幅度和人民币盯准一种一篮子货币——这两个指定的美国的目标——是否将导致人民币对美元的短期升值，现在很难说清楚。
一个明显的可供华盛顿选择的办法是，要求一次更大的一次性重估以使人民币升值，要么是全面地升值要么是单独对美元升值。但这可能只会阻碍汇率谈判，而且几乎没有好处。在2005年的头6个月里，当汇率仍然完全固定时，美国对中国有900亿美元的逆差。但随后，在2008年上半年，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接近其峰值时，贸易逆差超过了1,150亿美元。换言之，更为昂贵的人民币并没有阻止贸易不平衡的扩大。虽然一个自由的汇率从长远来看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它会抑制贸易不平衡，但奥巴马政府应该认真考虑什么是它现在希望的。
解决美中贸易问题一个更为可行的方法是鼓励北京放开其资本项目，允许资金自由进出中国。（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结余——组成了一个国家国际收支的绝大部分。）人们曾经假定，随着中国开始履行入世时所承诺的条件，中国资本项目艰难的自由化过程将自然而然地开始；不晚于2007年的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开放的资本项目将得到批准。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进展，而且在胡温政权下甚至可能会出现倒退。北京对允许跨国公司，更不用说中国公民，自由地将收入或储蓄汇出该国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
由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将允许利润不受限制地汇出，美国的商界长期提倡推行这一举措。但它也提供了一个不那么明显但更重要的好处：通过推行金融政策去回应市场的行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大大减少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干预。开放的资本项目将允许资本退出中国，这将通过消耗一些中国的银行现在所享有的存出保证金来限制它们的行为。这进而会抑制那些有效地阻止私有化和破坏竞争的由国家所引导的贷款。虽然实现这种自由化仍然遥遥无期，但现在却值得推动它。
增长，增长，增长
在某种程度上，市场改革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因为国家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GDP的增长。这样的决策具有其上限：如果不是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的卓越的经济成绩，尤其是在2002年到2008年之间的经济成绩，这个国家就不能被视为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尽管出口疲软已经成为北京咬牙切齿的主题，但在2008年贸易顺差仍有2,950亿美元——这是根据当年从八月到十一月的连续月顺差记录所得出的另一项年度纪录。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从2002年6月到2008年6月，中国的GDP增长超过3倍，其中出口增长超过4倍。（相比之下，2008年全年的GDP增长为9%，这被认为是相当缓慢的。）这样快速的GDP增长也创造了工作机会：到2008年6月，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这甚至比政府雄心勃勃的4.5%的目标还要低。当然，这个数字可能低估了真实的失业情况，因为它忽略了农村和城镇未登记的失业，但是，它准确地反映了在更广泛意义上工作状况的趋势。有如此之多的农民工被吸纳到城镇劳动力大军当中，以至于虽然报道有2,000万农民工在2008年底失去了工作，但仍然有超过1,000万农民工在城市中找到了工作。城镇工资急剧攀升，根据官方数据，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工资上涨了18%（没有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在那段时期的零售业中，工资支付增长了21%。
当然，六年的疯狂扩张也存在一些弊端。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食物和能源的通货膨胀。根据官方数字，食品的通货膨胀在2008年4月达到了21%的顶峰，而能源的通货膨胀在2008年8月也到了令人恐惧的30%。况且，这些官方统计结果低估了通货膨胀的效应，因为对能源的价格控制一直都存在，并这种控制被扩展到了食物。然而，恰恰是在GDP达到并保持两位数的时候，创造的工作超过了目标，通货膨胀的问题凸显，而财政和货币政策也保持极度的扩张势头。在增长的顶峰——2007年，货币政策逐渐变得宽松，而当2008年GDP增长放缓的时候，政府立刻提供了财政刺激。
2007年，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开始转为负值——一种反常货币政策的最终标志，接着在2008年第一季度这个负值变得更加突出。虽然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中国人民银行所制定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然是固定的。2008年6月底，官方的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指数与生产品价格通货膨胀指数都接近8%，然而一年期存款收益率却只有4%。2008年1月银行间的债券收益率为2.81%，在6个月的所谓货币收缩之后，2008年7月银行间的债券收益率变为2.76%。在金融风暴之前，虽然增长率仍为两位数，并且通货膨胀率也攀升到了两位数，但北京还是试图进一步刺激经济。
随着消费品的通货膨胀因危机而开始消退，实际利率也变得没那么扭曲。但是，在这发生的同时，政府也进一步打开了财政的阀门。中国的城镇固定投资急剧增长，在2008年前三个季度上升了28%。而全年的投资增长为26%，这是因为年底房地产的投资更加疲软。北京已经决定加快推进投资的增长。“我们需要积极地增加国内需求，以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汪同三在2008年说道。“投资不是增加国内需求的必要部分。” 如果国内需求增长的基线不是超过10%的GDP增长率，而且如果这些增长手段不是城镇投资的增长——已经超过25%，通过投资来带动需求或许还有其合理性。
这些特征表明，中美在能源与环境上的合作比一般所想的要更难。中国想要保护其环境并转向更清洁的能源来源。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严重扭曲，而且其过度的投资增长将生产维持在高水平上，这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并破坏了环境。而且，中国的领导层为了创造就业机会，渴望推动GDP回到两位数的增长率。2007年，中国开始报道，能源效率适度增加，缓解空气和水污染的措施逐渐增强。但是，这些已经被并且将继续被经济增长所取代。例如，北京已经在核、气与风力的开发上大量支出，试图使国家能源来源多样化并逐步停止使用煤，而且已经尝试着关闭小型煤矿。然而，煤的生产量从2002年的5.25亿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12.6亿吨。而且，在2008年8月国务院还强调，每年需要有更多的煤炭产出来支持更多的工业生产。
达成一致
由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华盛顿的影响，奥巴马政府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与中国政府协商。幸运的是，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有效机制已经存在：战略经济对话，它是依据乔治·W·布什和胡锦涛在2006年9月发布的行政命令而创立的，用以补充越来越尴尬和混乱的高层双边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商贸联合委员会，涉及到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中国负责贸易的副总理；科技联合委员会会议，涉及到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主管与中国科技部；全球问题论坛，由美国国务院与中国外交部领导。
由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么多的问题上——贸易、投资、能源、环境、卫生和科学研究——面临这么多共同而冲突的利益，这种机制性的混乱是很自然的。单是对传统经济事务的讨论就需要商贸联合委员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发展与改革对话的共同参与。这意味着，美国方面需要商务部、国务院、财政部和贸易代表的参与，而中国方面需要由副总理和商务部、财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代表所领导的代表团的参与。任何一个问题都牵涉几个部门的输入：例如，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问题，既涉及到中国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又涉及到美国商务部、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
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目标，以及有一个更高的权威能够进行跨问题的谈判——如果就单个问题谈判会很棘手的话，是相当重要的。这就是战略经济对话应有的作用。与战略经济对话现在可能对中国采取的混乱且冗长的方式相比，即使奥巴马倾向于一种更为直接和主动的方式，在战略经济对话或者另一个相似层次机制中举行关于能源政策的对话，并能够指出双方的利害关系，都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不应该再在这个机制中起领导作用；这破坏了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好处，也就是限制某一内阁部门的影响力。与美国内阁部长对应的是中国的部长，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层级中地位相对较低。由于美国的努力，一名中国的副总理已经参与到战略经济对话之中。要是中国总理——他领导国务院并因而领导所有相关的官僚机构——领导中国代表团在这样的讨论中代表中国，那这将是最理想的。同样地，美国副总统在代表美国的谈判中应当被赋予实际的权威。总而言之，一个尤为强大的内阁部长来自财政部、商务部或国务院——他应该被赋予额外的权力以适应经济政策或中国。这可能会鼓励中国政府赋予副总理权力以做出艰难的让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中国人认为她不仅担任相应的职务，并且不只是一个内阁部长。相比之下，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并不适合北京，即使前任财长保尔森——他被视为是致力于发展美中关系的人——的影响力尚在。
战略经济对话的讨论应该集中于从中国领导层那里取得一项明确的长期承诺，也就是使利率、汇率与能源价格自由化。这对讨论中国潜在的经济扭曲而不仅仅是一些扭曲的表现来说，会有点用处。与其让一个不愿接受私有化的国家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奥巴马政府不如追求更加务实并且容易控制的改进措施。而且还应该强有力地推行这一切。例如，如果中国中央政府不将其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支持实行透明化的话，就应该威胁要对中国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所带来的有害影响向WTO提出申诉。
奥巴马政府也应该试图取得北京的正式承诺，即北京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由国家所支配的公司，即使北京坚持某些限制。华盛顿应该转变其重点，从设法使北京实现汇率自由化到劝说北京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而且华盛顿应该要求北京提供一套关于北京开放其资本项目的全面计划步骤。美国政府也应该强调，中国对国外公司有差别地应用新劳动力法与新反垄断法，这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之后，双边投资协议才会有进展。
当前美国的一些目标公然反对北京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而中国政府认为这种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也就是说，现在要求中国马上改变发展模式是不可能的，只能有适度的改进。经济危机可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充足证据，但是，只有在它表明中国的复苏滞后于或取决于美国的复苏的时候。无论如何，中国真正的市场导向改革必须保留美国的最终目标，所以奥巴马政府也必须继续推进中国经济更深的自由化。这将有可能只是短期的拔牙，但是，万一北京重启市场导向的改革，这就会极大地加快改革进程。它可能对美国非常不利，即使对中国更不利，而且它也将是领导层的倒退。美国政府必须表明它能够在国内、全球市场以及中国本身的竞争性环境中成长的信心，以此来证明其有连续的领导层。
（张曙霞/闫宇晓/张玲 译 陈子恪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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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希瑟斯，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经济研究员。——译者注。
来源：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