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2009年5月2日三味书屋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0 次 更新时间:2009-05-28 20: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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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表达就是了,表达多了最后形成压力了,那就可以通过改变法律来改变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提供所谓制度性的东西让个人有一个有效的表达途径,或者说表达方式。假如你的力量大了,你甚至可以按照你的诉求,改变一些制度安排。

  一个政策很难使所有人都满意,在现代社会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反映意见的渠道、途径。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这样一个正常的途径,大家不得不依靠其他的途径,而且是越打压越激烈化。所以要提供一个正常的途径,这点目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关键是途径提供好了,大家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诉求,只要合法,每个人爱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违法就要受到制约,公共意见多了,形成足够的力量了,也可以改变法律,这样就不违法了,而是合法了。这就是现代政治的关于表达个人意愿的良性制度安排。

  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大家都很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八月份我可能出版一本小册子,题目叫《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集中探讨的也是相关的问题。确实,中国现在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似乎已经建立起来,我们也有宪法了,也逐渐通过法治来建立改良性的政治。我不太主张完全的社会革命,但我觉得社会的压力是政体内部变化的必不可少的动力,甚至危机都是一种动力。关于政治改革的途径呢,我与北京大学的陈端洪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政治宪政主义。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宪政感不感兴趣。其实,一般大家理解的宪政或者宪政主义是司法宪政主义,是英美特别是美国违宪审查的那种司法宪政主义。我觉得司法宪政主义解决的是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社会发生危机、出现问题的时候所提供的救济途径,但是对中国来说,这还不现实,还没有到这一步。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宪政主义。政治宪政主义和司法宪政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通过一场革命建立了一个新制度,然后接下来要开展“反革命”的宪政运动,这里“反革命”就是这个词的本意,以法治拒斥革命。以前的农民起义,马上打下了天下之后,还知道不能马上治天下,你就要按治天下的规则来治天下,因为你已经是统治者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政治宪政主义的典范,革命完成之后,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中国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那么治理这个共和国就不能再来一次革命的方式。我有一个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我陪他参观,到军事博物馆还有其他的地方看一些展览,他发现那里的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李自成、张自忠这些人的塑碑,人们对他们顶礼朝拜。就觉得纳闷,他说你们国家已经是革命成功了,怎么还把农民起义的这些造反者抬得那么高,这不是鼓励人民造反吗?按说建立新政权后就不应该允许搞革命了,而是要搞改良,要搞法治建国,不能搞革命建国,革命建不了国家。我感到这位外国朋友的独特视角很有意思,仔细想想,确实莫名其妙,一个执政党统治六十年了,怎么还搞这些名堂呢?这是不是说明统治者缺乏政治智慧呢?

  听众C:我想请教高老师,我在欧美观察到媒体垄断或者资讯传播控制的问题。在欧美,特别是近几十年当中,很多政治改革和国家架构都还是跟媒体政策有很大关系。我们这几年当中,国内一些治理贪腐的案例中,很大的力量来自媒体。我想请教一下,在您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这个架构系统里头并没有听到你特别提到这个环节,我想听听您对这个环节是怎么看的?

  高全喜:这个问题非常好。现在一般大家都谈三权,但是我觉得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来自公民社会的这种权利在现代社会确实已经和所谓的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这些传统的三权可以并列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来已经是“四权”了。我觉得随着中国社会的发育,社会权力对政治权力,甚至对司法权力产生了制约。但这里头的复杂性在于,新闻监督也是双刃剑,因为我们也看到新闻本身背后的复杂的利益关系,它后面有媒体的利益,还有新闻资本的利益。所以说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目前来说,我觉得在中国当下,不光是新闻监督,还有整个社会权力,网络,甚至是公民社会,NGO,民间组织,它们的积极性和建设性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它们过于理想化。我也上网,看到网上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高兴。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来自社会的第四权力确实要给予高度的重视。以前我们谈到政治制度的时候只说三权,在古典时期确实是这样,但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资讯发达了之后,第四权力的作用越来越多,在中国目前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看到很多事件都是由新闻媒体、网络以及公民社会最先公开出来。但是,这里就需要法律,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公共社会关于结社问题,关于宗教自由问题,关于言论自由问题,如果不通过法律来为这些东西提供合法的制度平台的话,未来的问题将会更加严峻。

  听众D: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到社会危机的时候才能往前走吗?第二个,在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你认为哪一位可能是能够站出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

  高全喜:第二个问题确实我没法回答。从理论上来说,我觉得中国能有这么一个人或一个政治精英群体,当然是一桩天大的好事,没有那也没办法,这个社会也不会因此就完蛋,人总要活下去,中国也要活下去的。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理解危机,怎么理解政治和危机的关系。我还是从理论上来说,因为我们只能谈理论,谈历史。美国的一个宪法学家谈到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比如日常政治与非常政治。一般说来,政治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比较远的,即使离我们很近,我们也感觉不到,大家就是那样平常过日子。有人可能一辈子就生活在一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没遭遇什么大的政治动荡。当时,政治可能在逐渐衰败,也可能在慢慢生长,但是因为历史尺度与一个人的生命尺度是不一样的,他感觉不到这些。所以,这种正常现象在历史中没多少记载。历史记载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政治时期或变革时期,我们看到古希腊历史如此,古罗马历史也是如此,还有美国立国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晚清时期等等。所以,非常政治时期面临的问题和日常政治时期就不一样,非常政治时期一般来说,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有时候并不是完全同构的,比如有时候经济可以说很艰难,但可能并不构成政治危机。还有大家经常说的法国大革命,但那时法国经济很发达,人民也挺自由的。所谓的巴士底狱也就囚禁了几个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专制主义已经让人过不下去了。法国当时跟欧洲国家比是各方面都处于较好的时期,但是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这是非常值得让人深思的问题。

  再看中国的情况,我们经济上最艰难的时候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但那时候政治上没有危机;现在经济上似乎好多了,但政治危机说不定哪天就会到来。所以,经济形态的危机、社会形态的危机和政治形态的危机不是同构的,完全一致的。所以,对于统治精英来说,危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才是政治改革最好的时期;危机到来的时候即使你想改,可能未必能做到,历史可能裹挟着你往下走了。当然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但你要说危机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我觉得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必然关系。但是,在大家都感到危机实实在在发生的时候,这时候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往往是非常的不好。当然这也只是一般情况,不是绝对的。政治事务不像自然科学可以实验,我觉得政治事务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次性的,不能拿人、拿社会做实验。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或关心政治事务者的智慧就体现出来了。我是希望能够危机没到来的时候能够推进政治改革,晚清就是这种情况。对于晚清时期,大家经常有这种感慨,说假如那时早点改革的话,说不定我们现在还是立宪君主制呢。但到西太后真正想动的时候,革命已经来了。晚清时候有三派,革命派、保守派和立宪君主派,当然最好的是立宪君主派。假如能够真正实施君主立宪,那是中国的幸运。晚清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并经演讲人审阅。

  整理者:陈源 柳茂君

  来源: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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