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2009年5月2日三味书屋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0 次 更新时间:2009-05-28 20: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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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了,认为限制权力就意味着削弱它的职能。其次,统治者基于什么行使统治权力?是基于人民授权,不论人民授权的方式是通过复合共和制的协商,还是民主代议制的选举,或其他方式,统治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

  但是,自由主义的这套制度安排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大家都一样发财这不是自由主义要解决的问题。自由主义只是保障你赚钱的公平机会,如果有人剥夺了你赚钱的公平机会,自由主义的这套制度安排就要制约它。自由主义的精髓是国家权力被制约,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法律保障,在这样的制度层面上,个人是不是过的幸福,是不是钱赚的一样多,是不是心灵上得到安慰,是不是觉得人生有价值,这些不是自由主义应该承担的义务。个人心灵得不得到安慰,生活没有意义,这是道德问题,是神学问题。个人经济上有问题,那可能是因为你的能力比别人低,但你可以诉求于社会政策,你可以去斗争,而且自由主义也鼓励你去斗争啊,去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你们可以联合起来打倒剥削阶级,这都没问题。

  所以,薄的自由主义,也就是从狭义来说,自由主义只是关于最基本的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政体的一套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理论。从这个层面来说,自由主义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它担待的东西不是很多,而是很少,但这个少而又少的东西,我认为却是最最根本的,如果没有薄的自由主义一套制度,那么现代政治就建立不起来。所以,如果没有薄的自由主义,那么现代政治,现代民族国家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那也是一个威权社会,或者王朝政治。正因为薄的自由主义,统治者进行统治才必须基于人民的同意,统治者必须得到制约,必须按照法律来实行统治,法律必须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被其他人非法的侵犯。在此基础之上,福利社会才能慢慢建立起来,社会才能在人们遭受意外时提供帮助。所以,福利社会与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关联,但也不相互对立,自由主义可以为建立比较公平正义的、能惠及更多人的福利社会提供制度基础,但是,这是它增量的东西。在一个正常的西方社会,或者一个现代国家,它的政策总是在左右两级间摇摆,一会是保守主义政策,一会是福利国家政策,其实,这很正常,假如没有这样左右两级间的摇摆的话,那就不是现代国家了,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左右摇摆,使得社会发展相对地能够惠及较大多数人,同时又给有才能的创造者提供获益的空间。

  在理解了薄的自由主义之后,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或者说自由主义的制度本身在这个薄的制度之后它又企图,或者说随着社会演变,它又叠加了很多内容,这就是厚的自由主义。厚的自由主义探讨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什么,是自由为主还是平等为主?道德基础是什么?它和宗教及神学、人的心灵寄托,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现代政治的精神的层面。另外一个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层面,这里包括公民社会问题,经济学中的产权问题,特别是是福利政策问题,税收问题,关于人的基本权利中的社会文化权利,堕胎问题、女权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自由主义当然有一套主张,基于自由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也都有自己的主张。我们看到,实证主义、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似乎打架打的很厉害,他们是在厚的层面上打架,但他们都属于从薄的自由主义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一些东西,都是从自由主义大的谱系中衍生出来的东西。

    

  自由主义的两个面相

  

  下面我谈一下自由主义的两个面相问题,这些年来,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感到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他们一直忽视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可以说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发育了,到现在还十分幼稚和脆弱,就思想理论来说,从严复开始,胡适时代之后,台湾有殷海光、雷震等,当代中国有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贺卫方等,很多人探讨了自由主义。我觉得当代中国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想,从传播上大致有哲学的路径、经济学的路径、法学的路径、政治学的路径,等等,但输入的大多是西方的现代理论,或者说20世纪之后的一些基本理论,包括市场经济、法治主义、三权分立、人权保障、民主政治、有限政府、社会契约,等等,这些东西都没问题,确实,西方当代的一些理论家们谈的主要也是这些东西,而且谈的更深入。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些东西,作为常识得到普及的这些东西,它们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面相,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一个面相,西方当代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多说,但不多说不等于人家不懂,而是人家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在17、18、19世纪的思想家们那里都已经重点说了,已经变成当代理论家们的前提预设了。我们看到,早期现代的现代思想家们,如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穆勒、美国联邦党人,等等,他们谈的主要是建国问题。到20世纪人家已经完成了建国任务,宏大叙事结束了,然后才有违宪审查问题、男女、族群的平权问题,才有哈克马斯的的交往理论,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等等,这些问题变成了理论热点,这是人家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差异原则探讨的是经济权利平等问题,交叉共识探讨的是在代议制下一个政体如何防止现代民主治理的一些弊端,还有堕胎问题、女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人家在17、18、19世纪建国问题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产生的新问题。

  我们把20世纪人家探讨的这些东西拿到现在的中国来探讨,在我看来光谈这些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我们在这之前没有关于一个现代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理论,这个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它的合法性,它的思想根源,它的发育逻辑,它的内在发展过程,这些理论还没有变成常识,不但没变成常识,甚至大家都不知道,不知道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要建立一个利维坦,在这个利维坦之下才有现代公民。我推荐三本书英国的经典著作,大家读一读,而且做好是一起读,一本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一本是洛克的《政府论》,再一个就是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国富论》。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把这三本书平行的读呢?因为,我认为这三本书加在一起,基本上把一个现代政治国家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都深刻地予以探讨了。《利维坦》是探讨现代国家怎么构建的问题,《政府论》是关于国家初步建立之后,政府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和自由的问题,《国富论》讨论的国民财富的生长发育的原因,即培育一个市场经济秩序的问题,而下卷则是探讨世界贸易的问题,上下两卷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内部如何建立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对外如何搞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问题。我要说的是,英国思想家们所处理的现代政治实质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建设问题,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另外一个是国家的对外问题,即构建一个世界秩序的问题。

  自由主义其实是有两个逻辑的层面,一个是人权保障、制约国家权力,这是一个面相,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这个国家如何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我觉得在后一个层面上,至少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是缺乏思想力的,没有这方面的思考,我们要补上这个课,这是中国当今自由主义面临的主要理论建设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前一个层面的问题不重要,但是从政治逻辑来说,后一个层面的问题可能比前一个更根本,维权问题是重要,三农问题是重要,但是一个国家假如就是一个糟糕的国家,那么维权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假如建立了一个好的政体制度了,这些问题相对会好解决一些。

  在构建现代国家问题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我觉得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如何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问题上,是有某种契合的相关性,是可以结合起来的。特别是当代中国这个语境下,我们仍处在建国的历史三峡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够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因为我们建设中国的基于自己国家的自由政体,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的立国之本。在此我觉得要防止两种极端化的观点,一个就是全面复古主义,我们构建的是是现代政治,是自由共和政体,它不是古典王朝政治,所以说蒋庆搞的那套我就不赞同;另一个就是极端的反美主义或亲美主义,两者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我认为我们没必要让这个政体和美国对着干,与美国似乎就是有我无他,我觉得没必要。现代世界秩序并不意味着有了美国其他人就不活了,好象你发展的话就必须打倒美国;但我也不认为一定要做美国的儿子,你在自己的现有条件下,按照现代政治的原理,逐渐培育一个主体性的现代国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既要防止那种极端复古主义,同时也没有必要搞成反美主义或亲美主义,而是理性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我觉得在文化的层面上,在德行的层面上,文化民族主义,古典传统是很好的;在和美国既斗争又合作的前提下捍卫自己的主体性也很好。但这里最主要的还是建立自己的自由政体的内在制度结构,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两个都是相对次要的东西,一个是我们的文化和生活的世界,离我们既亲近又遥远,我们应该很好地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们称之为地缘政治也好,国家间关系也罢,那是我们发展的外部世界环境,这两个东西都不能代替自身的宪政建设。这样的宪政建设攸关我们的立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这个宪政国家的层面上是不打架的。

  这是我谈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基本上是老调重弹,也没多少新意。最近有本书叫《中国不高兴》,他们谈的民族主义可能与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也没读过这些书,我对他们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基于现代政治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些结合,特别是国家构建的原理性问题。就谈这么多。谢谢大家。

  

  听众A:听完您的讲座之后我有点困惑,就是您说的西方社会走过好几百年之后建立了一个宪政国家。而中国自由主义只走了一百五十年,所以我们还需要再等,那还要多少年中国才能成为宪政国家?其实经过短短三十年的改革,我们的经济实力就跟很多发达国家差不多了。那为什么在政治方面我们需要等那么长时间才可以和西方国家平等?

  高全喜:不是等,我没说等。

  听众A:中国人在意识、在思想方面和西方的距离还很大,比如说巩俐入了其他国籍了,一些人就觉得她是卖国贼,是不爱国的,她就伤了我们的民族感情了。章子怡演部电影,在影片中她扮演的角色给外国人下跪,我们就觉得她这是叛国,就是不爱国。我们现在还认为这些东西伤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伤到我们的爱国心了。我们现在还被这些东西所困扰,我们还需要走多久,才能真正与西方的这些现代国家平起平坐呢?

  高全喜:是这样,从政治逻辑上来说,中国主要的问题对应的还是西方17到19世纪的问题,这些问题西方已经解决了,但我们没有解决。我们现在不是说要等,我们现在是要进一步推进,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政治发育和我们社会的发育有时候不同步,我们的国家形态还没有发育到一个比较好的形态。这三十年经济上的发展看上去是发展很快,但这里边是有很多虚幻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政治上并没有同步发展。所以说这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里边隐含的危机,隐含的问题也是非常巨大的,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分很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模式调整不是经济本身能解决的,要真正使得社会持续发展,那社会、政治这一块就要进一步,不是等,而是要有所推进。用咱们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跟上。但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能跟上,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

  听众B:一个问题是前面您说的这个民族主义这块,您谈到民粹或者民族主义的一种非理性的表达,你觉得是可以安顿一下或者说把它制度化。我就想起很早的一个案例,我们国内一个留学生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老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就在靖国神社外面表示抗议,之后被抓了起来。后来我仔细的分析这件事,其实这个留学生很理性。我的问题是,安顿民族主义有没有操作性?如果说用制度,但那么多的个体怎么去约束他们?这跟自由主义是否有矛盾?这个我没搞的太明白,想请教一下。

  第二个就是针对自由主义,就说咱们要解决建国问题,您认为咱们最好的一个捷径是什么?

  高全喜: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自由主义或者一般的现代政治比较良好的政治,也不可能安顿每一个个体在任何时间的任何情绪,但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架构,或某些法律条款,让个人有表达意愿的途径和方式,比如有游行抗议的自由权,有结社权或者成立组织的权利。但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这些权利,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一系列相关的制约性规定,这样个人有了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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