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2009年5月2日三味书屋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0 次 更新时间:2009-05-28 20: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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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袁世凯搞的那个也是一个,叫第一共和国,孙中山建立的是第二共和国,1949年之后是第三共和国,这里关于究竟是二个还是三个暂且不去说了。总之,我们经过这一百五十年,或者说一百多年,从晚清到1949年,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再到现在,很难说我们的建国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所谓建国问题就是国家的制度构建问题,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内在的价值是不是得到了人民的identifty。制度建立起来了,是说它是有效的,是能够实行的制度。但如果纸上写的是一种,实行的是另外一种,这个制度就不是优良的制度。

  现在很多人在谈后现代问题,谈与西方社会的制度同构问题,我觉得从政治逻辑层面上这里头就有一个判断和考量。我不是说我们现在与西方在时间逻辑上是完全错开的,我们就要克隆照搬西方17到19世纪的政治逻辑。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与现在的西方平行的方面,比如我们的衣食住行,观念,消费,行为模式,特别是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地区和欧美相比,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用我的话来说,我们的一条腿已经到了现代和后现代,另一条腿还在前现代,身体的主要部分则处在早期现代。毛泽东曾经说过,要抓主要矛盾,而且是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的辩证法对于我们分析中国问题是非常有用的,这个逻辑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问题,我们是这么一个大国,又有悠久的传统,又处在巨大的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前面的那条腿已经走向了后现代,后面的那条腿还在前现代,我们的身躯则处在建国的过程之中,我理解的所谓历史三峡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17到19世纪,西方的建国时代已经完成,我们的建国并不是一定非要克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我既不同意左派对自由派的指责,他们说自由派就是要把中国西化,我也不认同那种教条式的、认为建设现代国家就是要把中国搞成英美。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明的国家,我们建造自己的国家肯定是不同于英美的,肯定是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基本的规则、基本的原理,东西方也罢,古往历史也罢,有一些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在建国问题上,在现代政治问题上,我不主张这种教条的自由主义,我不主张中国要变成美国,那不可能。我们即使建立宪政国家,也绝对不可能照搬、克隆美国,肯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要建设属于自己历史传统的现代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要遵循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原则有些是核心层面的,有些是次要层面的。比如我们在福利政策方面,在公共事务方面,在教育、科教、文卫等方面,甚至在政制构建、权力制衡等方面,并不一定非要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但是,在现代国家的法治、宪政、民主、共和等基本制度构建方面,我们应该与西方现代国家共享或共同遵循那些普遍的原理,在我看来,它们从本质上是没有东西之分的,是所有现代国家所要普遍遵循的,否则就不是现代国家、现代政治。

    

  中国应主动融入现代世界秩序

    

  下面我谈第四点,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现代政治的产生和发育,与西方现代社会是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全是被动的。我比较赞成的还是费正清的刺激反应模式,虽然有的人可能说费正清的观点比较机械,也过时了。后来的一些西方汉学家搞出了很多新名堂,似乎从学理上来看有些很高妙,但是我觉得政治事务是一种现实的事务,属于经验,而费正清的观点相比之下最符合常识经验,说出的乃是大道理。从大的中国历史经验来看,我们的王朝政治五千年来一直是在中国古典政治的逻辑圈里循环往复,鸦片战争之后情况变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王朝政治来说,西方文明是一种外部的强有力的异质文明,在它们的的坚船利炮、殖民贸易的背后还有一套法治文明和宗教文明。所以,我们的现代政治的发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伴随着巨大的失败和屈辱,被动地被裹挟到现代的、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之中的。我们现代政治是以这样的发生学逻辑为起点的。我们思考现代问题,思考现代政治,甚至背后的现代思想,就必须承认,它们不是从古典历史或王朝政治自发地演变出来的,我们从王朝政治中是演变不出现代政治来的。可能也有人说我们在明清之际就有资本主义了,像日本的京都学派甚至把中国的资本主义追溯到了北宋时代。但我认为,中国现代政治的主体,中国现代政治的逻辑,是经过鸦片战争而被动刺激产生的,这就是费正清说的刺激反应模式。

  难能可贵的,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不是一块冥顽的石头,它是有生命力的,可以说是劫后余生。在刚开始是被动的、屈辱的,但我们自己要主动建构,我们要化敌为友,要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来,要使自己旧的生命重新焕发出来,所以这种反应就不是一种完全机械的反应。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的文明体是有生命力的。经历中国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特别是最近这些年的社会发展,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又增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体没有死掉,正逐渐从刺激反应的被动状态转变为主动参与建设。说到这里,我对美国加州学派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当前盛行的中国特殊论,是有异议的,我不认为中国在加入到全球秩序的过程中,要另搞一套与之对立的东西。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加入现有世界秩序就是投降它,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去构建一个中国的永远独特性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被动地变成别人的跟屁虫,永远跟随着别人。随着中国自己力量的扩展,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有了很好的政体制度了,我们在主动融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肯定会贡献出自己的独特性价值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特殊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从人类历史大尺度的政治逻辑来看,搞中国特殊论未免有些小家子气,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悠久的传统文明,为什么不能主动融入到世界中,并在这个世界中建立我们的主体性呢?世界秩序本来就是敌我相对的,既是敌人又是朋友。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这里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智慧。

    

  关于民族主义:文化的与政治的

  

  接下来我再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关于它们有多种言说和多种视角,我这里只是从政治的视角来谈,我认为这个视角就中国目前的时代状况来说,是比其他视角更为重要的。

  先谈民族主义。大家知道民族是古往今来从来都有的,但是民族主义则是现代产物,只有现代社会,从15、16、17世纪之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套思想理论,以及社会实践,并且伴随着一种历史的叙事,才流行起来。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又有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种族主义,它跟民族主义有关,但是,现在理论界已经不把它放到民族主义之列了。现代政治思想把种族主义作为一个单独问题来谈。第二个层面是有关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体系下的民族问题研究,它们的研究与民族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三个层面才是民族主义的专题,它们主要是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范畴。

  关于民族主义我觉得又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个是文化民族主义,一个是政治民族主义。我觉的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值得考虑的视角。很多人把民族主义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人们经常说文化认同。这个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作为支撑,认为核心在于民族的文化、生活方式、民族的精神,这里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像18、19世纪德国的早期浪漫派,甚至像费希特、黑格尔都比较偏重于把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现在的很多人都把民族主义泛化为衣食住行,像法国排斥美国的好莱坞大片,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都和民族主义有关。我觉得文化民族主义是非常好的东西,确实一个人他的生活不可能是抽象的,比如世界公民,这个东西可以说说,但是你能是世界公民吗?没有签证你也去不了美国。而且你脱离不了你基本的地域,你的生活环境,你的皮肤血液,传统在你身上的印迹,以及你自己对它的认同,尽管有些可能是一种逆向认同,比如非常恨它们,但这也是一种认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天然的,是非常有益的很有价值的东西。一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他要在自己的村庄或者出生地生活,要有亲情,要承认自己祖国的文化、文明、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语言。我觉得在这点上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可质疑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我是很赞同的,我也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没什么大的了不得的问题。

  下面谈政治民族主义,我觉得这种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是双刃剑,甚至从目前来说仍比较复杂。你看联合国成员,或者民族国家的构成,确实是历史演变形成的,很少有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的,都是多个民族交合在一起,很少有像日本那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假如主张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然后把它变成政治民族主义,再把它们与历史传统联系在一起,那世界秩序、国内秩序就会是天天战争不断。一个民族要求自己的社会制度乃至经济制度方面的独立性、自主性、自治性,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要把它上升到至高的国家主权问题上,那政治民族主义就比较可怕。这样导致的问题就会很多,但是,这并不是说现代政治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关系到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政体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如何安顿不同的民族国家?如何安顿不同民族的政治诉求、文化诉求以及它的传统、它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它关于政治权力的诉求?这就需要探讨如何真正建立一个比较理性的、共和制的、多元一体的政体制度,这是政治民族主义面临的问题。

  前面讲了民族主义的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文化民族主义,一个是政治民族主义。基于这两个基础之上的关于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言论、激情、爱国主义,我觉得这些东西作为一般老百姓,作为一个公民或个体表达自己的一种意愿、诉求、想法是很正常的,这里就需要正确的对待、理性的沟通。作为国家治理者,要思考如何把公民观念,以及民族国家、政治观念等现代政治常识通过公共教育传输给公民;作为每个个体,也要理性的审视自己的情绪表达,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把自己的诉求反映到国家治理者那里;最后应该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寻求一种解决办法,这里的法律可以是宪法,可以是是民族自治法,还可以是其他的各种层级的法律。在政治层面上如何建设一个现代政体制度,如何安顿它的政治民族主义,我觉得这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目前的主流意识大谈爱国主义,我觉得所谓爱国不一定是爱一个抽象的共同体,也可能不一定是爱我们的传统,虽然其中包含着这些因素,人民之所以愿意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下去,是因为我们认同它的活的宪法。这里的活的宪法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人民心里的,是在制度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政治是从这里开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爱这个活的宪法。我觉得,有的时候爱国这种激情往往是误国的,国家事务和个人激情有时候在价值层面上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但是,如何用一种好的制度来安顿人们的爱国激情,而不是利用或打压,我觉得这是考验执政者的一个问题。

  关于民族主义暂时就谈那么多,要展开来谈的话还会有很多内容,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网上也有,《如何看待美国这个事物?——美国金融危机、英美宪政主义及其中国视角》,涉及到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一读。

    

  关于自由主义:薄的与厚的

    

  下面谈自由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与民族主义一样,自由主义也是一个后发的东西,自由主义关注的是现代政治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基本的制度安排以及内在的价值是什么。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厚的自由主义,一个是薄的自由主义。

  所谓薄的自由主义,就是从狭义上来说,自由主义就是关于一个社会政治体的基本制度安排的一套理论。自由主义不过多处理文化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主义没有义务或必要去回应或解决关于文化、社会、心灵的问题,甚至一些价值问题,也都不是自由主义应该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神学问题,有的是社会政策问题。如果说自由主义就是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怎么安排的一套理论,那么实际上自由主义就没有多少负担,很多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我觉得不是批判自由主义,或者说它批判的是自由主义没有义务担当的东西。所以,薄的自由主义探讨的就是现代政治,就是一个政治体,或者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应该怎么安排,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如何达成了一个都必须遵循的法律与政治契约。这个法律与政治制度,当然首先是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包含着对统治者的权力的制衡,即要限制权力,使它不能无限肆意的滥用权力。这就是说统治者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但在边界之内,权力又必须是强有力的。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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