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Carlyle和A.J.Carlyle:西方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特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8 次 更新时间:2009-05-18 22:49:26

进入专题: 中世纪   政治思想  

丛日云 (进入专栏)  

  

  

  R.W.Carlyle和A.J.Carlyle/著

  丛日云 王淑梅/译

  

  在这部六卷本的政治思想史著作中,我们试图对在西欧的基本政治理念发展中的那些最重要因素作出阐释,其时间跨度长达16个世纪。这是一项庞大的,或许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是我们所力不从心的工作。对此我们只能说,我们必须勉力为之。在大约40年前着手此项工作时,我们的目的很有限:只打算仔细究13世纪的政治理论。为此,我们从细致地考察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理论人手。可是不久便发现,要想真正理解这位伟大政治思想家的独特之处,我们必须回到罗马法学家的《民法大全》、《新约》和教父,回到中世纪早期的文献,甚至还要对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政治理论作一番考察。诚然,一些善意的批评者指出:将西塞罗那样的折衷派的作品,或塞涅卡那样文辞不无矫饰的哲学家,作为这个时期政治理论的代表是不合适的。对此我们深表认同。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比我们更胜任的学者能够从后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零散的材料中,重新对其政治理论作出恰当的和批判性的考察。我们也承认。尽管我们对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视远远不够,但事实上,正是在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基督教时代的那几个世纪里,某些中世纪和现代世界最重要而独特的原则形成了。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使世界认识到人类具有同质性并且富于理性。用西塞罗和其他罗马作家的话来说:所有的人都很相似,因为他们都有理智并且具有向善的潜质。也是在同一时期,对人类固有的精神自由的承认开始取代了古老的团体统一观念。

  

  面对长达16个世纪的庞杂的政治文献,我们深感在许多领域里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在涉及到罗马法学家、教会法学家及封建法学家的政治思想时,我们的著作如果能得到法学专家们的宽宥与善意的对待,我们会不胜感激。的确,我们对贸然涉入对我们来说并非内行的法学领域并不后悔,因为中世纪是法律至上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不涉及法学家的政治思想,就不可能对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做出恰当的解释。

  

  中世纪政治理论的正统观念,即社会政治秩序出于习俗而非自然,是原本无罪的人堕落的结果。这些观念包含在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哲学中,包含在基督教教父、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中。的确,圣托马斯•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影响下竭力想修正这一观念,但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过于根深蒂固,以至于阿奎那这样的权威也无法撼动它。直到16世纪末,“习俗”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仍为政治思想提供着热门话题。我们看到,像胡克那样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仍然重复着同样的话语,尽管他无疑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门徒。在17世纪洛克和18世纪卢梭的早期著作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一传统的延续。直到卢梭的后期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社会契约论》中,才重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只是生活于国家的强制性社会中的人。他极力主张,除此之外,他便只是“不健全和有缺陷的动物”。由此,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再次成为所有理性的政治思考的基础。

  

  中世纪的这个正统观念是饶有兴味的,但它到底有多重要却是可疑的。它与在中世纪政治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重要政治原相悖,这个原则就是,政治社会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特点在于维护正义。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传递给中世纪的,不仅有西塞罗关于共和国性质的定义,还包括他“哪里没有正义,哪里就没有共和国”的论断。这里我们涉及的已经不限于后亚里土多德时代的哲学家,而是他们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里继承的思想。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认清它是标准的中世纪原则。

  

  在撰写《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的罗马法学家、教父、9世纪政治论文的作者、中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中世纪的民法学家教会法学家们那里,上述正义思想得到阐述。虽然圣奥古斯丁曾在一个地方建议将正义从共和国的定义中删除,但很明显,他的这一思想对中世纪并没有产生影响。

  

  这个作为政治社会基础的正义概念,对某些不了解政治问题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而毋需多说的,而对那些不熟悉历史的人来说,它的含义过于模糊而没有什么用处。的确,我们必须承认;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正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精通政治文化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对正义的追求,才构成理性的和道德的社会与愚蠢的无政府状态的分野。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在中世纪,正义概念在法律中表现出其重要而有效的形式,以及它在国家中的权威性,就会陷入极大的错误。在9世纪大量的论文中,一大部分是劝诫国王维护正义的内容。如果我们问,他们所说的正义指什么,很显然,他们首先是指法律,是与统治者任性和变化无常的意志截然不同的法律。这就是耶路撒冷王国议会所宣布的“女主人和男主人只有依法律或正义行事的权力”的含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在谈到国王与暴君的区别时说,国王遵守法律,而暴君轻视法律。布莱克顿(Bracton)以不朽的语言表达了这样一个原则:尽管国王在众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如果抛开法律而随心所欲地统治,也就没有国王。生活在15世纪的库萨的尼古拉(Nicolas of Cusa)以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加强了这一论断。他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如果不以法律为至上权威,便不存在国家(城邦)。明智而谨慎的政治思想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毫不犹豫地说:尽管叛乱是严重的犯罪,但反抗暴君不能称为叛乱,因为暴君的统治不公正。我们有理由认为,中世纪政治社会的首要原则不是君王至上,而是法律至上,因为法律是正义的化身。

  

  然而,如果要更好地理解中世纪的政治原则,我们必须考虑法的性质,包括法与正义的关系及法的起源。对中世纪的人来说,法律不是有意制订的,它首先和主要是共同体的习俗,即共同体生活习惯的表达。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早期的法典不是立法行为,而是习惯的记录。无疑,这些法典一次次地被国王和他的顾问所修改,但却不是由他们制订的。封建法律同样也是习惯的记录。布莱克顿认为英国法是习惯法,他似乎认为其他国家的法律是成文法。与布莱克顿同时代的博马(Beaunmnoir)明确地断言:“所有的诉求都由习惯来决定”,法国国王需遵守这些习惯。

  

  第一位系统的教会法学者格拉提安(Gratian)在其Decretum的开头有一著名的概括:人类由两套伟大的法律所统治,即自然法和习惯法。在另一个地方,他还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使在法律由某人或某些人制订的场合,它也必须由生活于这种法律之下的人们的习惯所认可。我们认为,格拉提安不仅仅是在表达他的个人见解,而是以标准的语言表达了中世纪的一般性判撕。对中世纪的人来说,法律首先不是国王意志的表达,而是共同体生活习惯的表达。甚至在16世纪,英国法理学家圣杰曼斯(St Germans)仍将习惯看成是英国法的标准来源,而议会制订的法律只是习惯不足时的补充。因此,认为中世纪国王利用个人的权威来制订法律的看法是荒谬的。

  

  不过,至少从9世纪起,明确而有意识的立法的概念开始出现。尽管在10世纪和11世纪它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但我们仍能追踪到其缓慢发展的轨迹。在法是习惯的概念仍具有强大影响的时代,法是共同体最高权力的理性和道德的意志的概念却日渐增强。我们说理性和道德的意志,是因为仅仅武断和任性的意志在法律中没有任何地位。这就是所谓共同体最高权威总是受神法和自然法限制这一原则的真正含义。

  

  也就是说,法律开始被视为立法者意志的表达。那么,谁是立法者呢?回答是整个共同体。因为法律在成为命令以前是习惯,上述答案便是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至少从9世纪起,无疑存在着中世纪的标准观念。9世纪最著名的教会政治家兰斯的欣克马(Hincar of Rheims)对此有清楚的论述。他说:国王拥有法律,他们必须依法统治。国王拥有祖先的法令集,它们由其忠诚的臣民同意后颁布。这一点与我们在加洛林王朝的法令集里发现的正式立法形式相一致。

  

  这也是我们在12、13世纪发现的法律渊源的概念。格兰维尔(Glanvil)说,法律是在显贵们同意下由国王制订的。诺曼底的《法律全书》说法律是由国王制订而由人民支持的。布莱克顿强调,法律的威力在于显贵们的商讨和同意,在于整个共和国的认可和国王的权威。当法律得到相关的习惯及国王的誓言的支持时,没有经过在颁布法律时参与商讨和表示赞同的各方的一致同意,是不能改变也不能取消的。在13世纪的帝国、法国、卡斯提尔(Castile)和英国的立法规则中,体现的就是这种法律观念。

  

  在本卷(第六卷)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观念在14、15和16世纪仍为一般人所接受。法律仍然首先是习惯,当其作为制定法的时候,它被理解为源于共同体的权威。卡斯提尔议会记录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它不仅反映在福特斯库(Fortescue)等英国法理学家的理论中,还反映在15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库萨的尼古拉的思想中。他认为,应该选举贤人起草法律,但他们的智慧并不能赋予他们权力,将法律强加给别人。这种强制性权力只能源于共同体的同意和认可。帕多瓦的马西略(Marsilius of Padua)无疑比我们所看到的北方其他作者更鲜明更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很自然,因为他首先是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环境下思考的,但他的理论与其他学者的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这个世纪,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对这一原则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表述。他有过重要的公职经历,曾在伊丽莎白麾下担任政府部长。他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统治,是因为他们被视为国王的等级。继任或选举产生的国王得到被统治的人民的同意,他同样根据由人民同意的法律管理共同财产……他们所称的暴君是只顾及君主的利益,违背人民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践踏法律,其施政不征询人民的意见和取得人民的同意的国王。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法律的来源,但为了正确地理解中世纪的法律至上思想,我们还必须考察中世纪的标准理论,即法律居于共同体任何成员包括国王之上。

  

  根特的甘索夫(Ganshof of Ghent)教授以充分有力的根据证明前封建时代的国王至少在民事案件上与其他人一样要服从法庭的判决。这一点证实了我们对中世纪文明一般原则的判断。显而易见,这一原则仍适用于14世纪初到16世纪末的欧洲中部的西部的情况。

  

  现在是研究中世纪罗马法复兴的政治意义的时候了。不是研究它对中世纪文化的一般影响,而是仅仅关注它对政治观念原则的影响。在本书的第2卷和第5卷,我们论述了在12、13世纪伟大的波伦那罗马法学家关于法的性质和来源的一些重要思想,我们以为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这些伟大的法学家和封建法学家及政治理论家一样清楚并强调,实证法是正义的正式表现。正义是建立公正的意志。法律源于正义如同溪流来自源头。他们并没有把法律理解为立法者的任性和反复无常的意志的表现.从这方面来看,罗马法学家代表了中世纪标准的观念。

  

  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继承了《学说汇纂》的法学传统的中世纪罗马法学家们把共同体或人民看作是国家实证法的惟一的最终渊源。人民可以授权国王,或委任他为立法者,但仅仅是通过人民授权,国王才拥有这种或其他权威。有时人们忘记了,当乌尔比安说“皇帝的决定都有法律效力”时,他还加上了另一句,“因为人民已经把他们的全部权力通过王权法授予了他”。令国王们喜欢的是他们的决定具有法律的效力,但只是因为人民授予了他们这一权力。此原则在古代帝国是否很重要,我们没有能力去讨论。但需记住:这是《学说汇纂》作者所熟知的皇帝权力直接来源的惟一理论。它得到罗马法典的认可,不仅在提奥多修斯(Theodosius)和瓦伦蒂安(Valentinian)法典中,而且被写进查士丁尼法典中。

  

  到16世纪末,罗马法学家不仅承认这一点,而且还将其概括为一般原则。即“共同体”,或“人民”,或人民推举的长官是所有法律的来源。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罗马法学家关于所有权威都来源于共同体的思想恰好与中世纪的规范理论相吻合并且加强了它。但是,罗马法是帝国的法律,不是共和国的法律。查士丁尼法典将皇帝视为惟一的立法者和法律的最终解释者。这样,对波伦那罗马法学家来说,罗马皇帝是真正的立法者。我们业已指出,在12、13世纪的罗马法学家中存在着真正的和深刻的争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丛日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世纪   政治思想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33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