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先秦与古希腊思想家政治认知方式的差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0 次 更新时间:2009-05-18 22: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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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 (进入专栏)  

  

  

  摘 要:作为政治认知的主体,先秦与古希腊思想家承担着不同的政治角色。他们对自己政治角色的认同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思维定势,前者可概括为家臣观念,后者为公民观念。它们具体表现在对国家的本质、政治学的主题和实现政治目标的主要途径等问题的认识上。另外,他们政治观察的视野和焦点也明显不同。

  关键词:政治认知方式;政治角色;家臣观念;公民观念

  

  

  中国的先秦时代(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古代希腊(主要是古典城邦时代)分别处于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入口处。这个时期分别奠定了中西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础,决定了中西政治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中国与西方的第一代政治导师产生于这个时期,他们的不朽著作被后世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视为永不枯竭的政治智慧的源,他们的伟大人格、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在他们各自的文化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二千多年而不衰。

  

  从时间上看,两者几乎是同时代的,其在政治思想发展方面由起步到高峰终归衰落的过程也几乎是同步的。从空间上看,这两个发展过程完全是平行的,相互之间没发生过任何接触和影响。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都把自己视为礼义或文明的代表,以鄙夷的眼光看待周边的“野蛮”民族。所以,这是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纯粹发展过程,对于比较研究是非常适合的。这也是我们截取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这一断面进行比较分析的原委。

  

  本文将集中于从政治认知方式的层面展开分析。我们这里讲的政治认知方式,是指认知主体观察、 认识和了解政治客体的角度、目的、焦点和范围等。 认知的客体是独立自在的存在,然而在不同的认知主体面前,却呈现出不同的映像或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一座山峰, 画家和地质学家是以不同的方式去认知它的。同样,当一个三岁儿童仰望天空时, 他形成的关于天空的观念与一个天文学家是不同的。这就是认知方式的差别。

  

  

  一、认知主体对自己政治角色的认同

  

  作为政治认知主体, 先秦诸子与古希腊思想家的政治角色是不同的。前者是君主的臣民或家臣,后者是城邦的公民。这是他们认知方式不同的根源。

  

  中国先秦时代的国家,我们常称为宗法制国家。它是家族的扩大和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或反过来说也一样,是政治关系的血缘化。这种家国同一的体制起源于家族之间的征服战争, 获胜的家族便成为土地和土地上人民的主人。天子是获胜家族的宗主,所以是被征服土地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就是在描述这样一种无可置疑的现实和权利。获胜的家族直接转变为国家,血缘关系转化为政治关系。宗主周天子之位由嫡长子世代继承,代表着家族统治的连续性。同时为嫡次子和庶子及其他姻亲“授土授民”,即把土地和人民如同私有物或战利品一样分配给他们。这些宗亲即为诸侯,成为一方土地和人民的宗主和政治统治者。西周立国之初,即“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诸侯们在“受民受疆土”之后,在自己的“国”内又复制了相同的分封过程,即按嫡长子继承制把诸侯之位亦即宗主之位传给嫡长子,将嫡次子和庶子向下分封而为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则又依此程序形成士这一阶层。

  

  这样,人民便成了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家族的分级占有物,天子、 诸侯和卿大夫个人便成为所有者家族的“法人代表”。血缘的网络覆盖、贯通、联络与整合着地域的社会组织,同一个社会实体,既是国,又是家;同一种权力,既是政治权力,又是宗法权力;同一个关系,既是政治关系,又是血缘关系。这就是所谓家国一体、“家天下”的政治结构。

  

  在先秦时代,“邦”与“家”, “国”与“家”往往并称,比如:

  

   “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小雅•瞻彼洛矣》)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

  

   “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尚书•立政》。)

  

   “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

  

  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家国同一的宗法性质。有的场合,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如孟子讲的“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国”和“家”都占有土地和人民,都具有一定数量的臣僚和军队,他们尊卑高下有别, 但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组织。只是在周天子丧失权威之初, “国”已具有独立主权,“家”还没有。但后来,有的家也可以直接变为国, 如“三家分晋”就使三“家”变成三“国”,仿佛复制了诸侯取代周天子的过程。 可见,“国”与“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春秋战国间的政治变革, 是政治权力由天子和卿大夫两端向诸侯这个中间的焦点和实体凝聚的过程。它一方面使周天子的权力成为虚构以至完全丧失,另一方面剥夺了士大夫的独立性而加强了诸侯君权。这样一来,诸侯便成了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也是唯一所有者。此后,无论国家分裂还是兼并, 任何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只能有一个主人。国家只能属他一人所有。虽然战国时代以降, 由于郡县制的实行和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家机构和职能开始和君主个人的血缘宗族关系分离,国事与君主私人事务也有了某种区别,但君主的最高所有权即家天下的结构没有变。人民仍是君主的所谓“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之一。家臣虽然变成了国臣, 因为国仍是家的扩大和变种,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与国家的政治关系同构,皇帝的地位和权力仿佛是全国的大家长,所以国臣终究还是家臣。只不过家国的直接同一这时转变为家国同构。而家国一体时代人们关于国家和臣民的观念仍然延续了下来。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推重“周礼”传统的儒家学说中。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上,君主私家与国家的区分若明若暗地出现于人们的头脑中,两者的冲突也时隐时现,但两者的彻底分离却从未实现。在整个古代中国,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末期以后西方人的“政治共同体”和“公共权力”观念从未形成。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曾傲慢地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希望他的家族世代占据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一世二世以至万世无穷。他修筑的长城, 是防御外来侵扰的屏障,又是他家族所有权的一个标志和象征。 就如同乡下农民的院墙一般,长城以内就是他的“秦家大院”。

  

  应该看到,这种家国同一或同构的体制并非君主的非分企求和僭越, 而是君臣的共识。我们知道, 先秦诸子一般都把它作为无可置疑的前提接受了下来。诸子都属于春秋末期开始形成的独特的社会集团, 即士。诸侯纷争的局面为士们创造了较大的活动空间或罅隙,使他们表面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独立人格,能够脱离对某个具体国君的固定依附,奔走于列国之间,游说于宫廷之上,自由流动,择君而仕。从而形成了“士无定主”的局面。但是,在家国一体或同构的基本政治格局下,士虽然有选择具体国君的自由,却没有不作臣民的自由。 他终究要依附于某一个主人,也就是某一王室家族,他的政治理想也只有借助某一个君主才能实现。 他们为主人服务的方式是入“仕”。有所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的说法。士以学识才干换取俸禄,而他们的政治学说便是其入仕的敲门砖。

  

  据班固说,先秦各派都由某种官职演变而来。儒家出于司徒官,阴阳家源于羲和之官,法家来自理官,道家蜕变于史官, 墨家原为清庙之守。(《汉书•艺文志》。)由官蜕变为士,而士仍以做官为前程,为职业。他们的贫贱富贵, 取决于他们的学说能否得到君主的赏识以及能否为君主带来利益。当然,这些士并不都是阿谀奉承、汲汲为利之辈。 他们有的恪守“谋道不谋食”、“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孔子就曾以食禄于无道之邦为耻。然而他“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他的门徒曾子还说过:“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这个“位”便是家臣的政治地位,这是先秦诸子无法逾越的界限。外在的政治结构和客观的政治角色内化为主观意识,便形成了先秦诸子的“家臣观念”。

  

  与中国古代的国家不同,希腊的城邦虽然也由氏族制度蜕变而来,但它却是部落内部各家族的平等联合。这是希腊城邦与中国商周宗法制国家的基本分野。国内学术界一直强调希腊城邦是在血缘关系解体后形成的这一特征,即使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它也不是城邦民主制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继承而不是废弃了部落氏族制度。中国宗法制国家与希腊公民国家的区别应该根源于它们的母体即氏族部落制度中。

  

  在希腊城邦初期,国王及其家族虽然有尊显的地位,但却没有成为城邦的唯一主人。部落内部平等和公有观念普遍延续下来,城邦属于全邦各部落人民,而不是某个家族。每个家族的代表即家长在城邦形成后都享有政治权利,具有公民身份,代表自己的家族参与城邦管理。这些家长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后来,城邦的政治权力又渗入家族内部,使每个成年男子都获得了公民权。

  

  公民是希腊(和罗马)城邦结构所特有的一种身份。它不见于古代其它地区。[1]公民是政治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其身份属“公”。臣民置身于君臣共同体中,附属于君主(皇室)私人(或私家),君主的“私”在这种政治结构下被解释为“公”。[2]在古希腊,从法理上说,城邦属于公民集体所有,所有公民都是城邦的主人。城邦的政治权力属于公共权力,应该由公民集体掌握,服务于公共目的。这是人们公认的。城邦生活到处都体现出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公民们广泛地参政,自己为自己制定法律并服从法律,对国家官员进行选举和控制,为国家尽服兵役等义务,享受占有城邦土地的特权等。城邦就是由这种平等的公民组成的团体。西方人为了强调这种国家与后世的帝国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区别,将其称为“城市国家”(City State),近些年又有人主张将其按政治内涵译为“公民—国家”(Citizen-state),相比之下, 中国先秦时代的国家依其固有特征,应该称为“家族——国家”(Clan-state)。

  

  由于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公民权便意味着参政权,只是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不同罢了。公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自由就在于不臣服于任何外在的权威,只服从他们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自治。政治思想就是探讨公民自治的方法。在民主制发达的城邦里,公民作为城邦的主人,在城邦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体现。公民把城邦的公共事务视为自己的事务,参加公共生活是公民生活中最重要最本质性的组成部分。希腊人把不关心政治的人称为“无用”的人,是“根本没有事务”的人。[3]希腊民主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而是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对许多希腊人来说,政治活动具有积极的价值,对决策过程的参与本身就是目的,而非仅仅是索取自己利益的工具”。[4]

  

  因为有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和公共生活,所以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公民的集体政治意识的结晶,是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念的表现。就如C.法拉尔所指出的:“民主政治使所有公民,无论穷人富人,都能表达和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民主政治也激励公民从政治上解释他们的目的,依据一般的、 相对抽象的考虑思考他们的行为。政治理论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5]

  

  在民主制鼎盛的时代,公民内部的政治讨论十分热烈。城邦的公共事务是普通公民的经常性话题,而不是仅被少数知识分子或政客所垄断。政治思想产生于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激烈辩论中,产生于街头巷尾和客厅的对话和演说中,而不是产生于君主的宫廷和学者的书斋。在城邦民主最发达时代产生的一大批“智者”,其活动方式和作用与先秦的“士”们很相似。但“智者”不是向统治者游说或献策,使之接受一种价值观念或治国方略,而是教公民一种表达自己政治信念、阐述自己政治观点、进行政治辩论的方法和技巧。他们不灌输观点和价值,而是把这些留给公民自己去独立选择。政治辩论所要说服的对象是公民集体或公民同伴而不是某个掌权者。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和氛围中,学者和思想家们也是从公民的地位和角度来考察和研究城邦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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