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历史的价值——《牛津欧洲史》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7 次 更新时间:2009-05-18 22: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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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 (进入专栏)  

  

  

  (罗宾 W. 温克(Robin W.Winks) 丛日云 译

  

  历史不是一堆记录在案的数据,也不是一串被记载下来的事实的堆砌,它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争论。这样,关于一个事件的实际意蕴、一个偶发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最准确地概括这个事件?这些争论就在历史的解释中属于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当然,历史让我们认识自己;当然,它教导我们理解我们集体的过去并对之保持适当的尊重;当然,它还传授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技能,即如何提问,如何找到答案,如何合乎逻辑地、令人信服地、清晰地、有目的的思考;当然,它还是或应该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民族选择对其历史的何种阐释是至关重要的。当一个社会隐瞒其过去记录的某些部分,然后那个社会或其领导人向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试图改变历史记载所呈现的或已经有充分根据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知道,历史是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被曲解的。

  

  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那些想压制历史争论的人持两条理由:其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其二,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知识的正确性毋庸置疑,那些欲攻击普遍认识的人一定有破坏性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做法最终恰恰会毁灭历史学本身的价值。因为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教会我们相互展开建设性的争论。

  

  显然,历史是社会的需要。它赋予我们认同感。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可以用来指导方向的导航图,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时代确定我们的方位。当我们问,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我们会采取怀疑主义态度,求诸于批判性判断的起始阶段。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历史学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和分析的工具。它帮助我们发现特殊事例,去了解过去的时代或过去的事件中的独特性,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特殊性和独一性如何为普遍性做出贡献。历史学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示人性在社会中的表现和表演,以及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通过让我们体验其它生活样式,历史学向我们揭示了主观性和客观性双方的价值。这两者是我们个人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可分割的前提,我们总是在这两者间摇摆但却几乎意识不到。这样,历史既有真理的形式,也有意见的内容。对历史的认真研究会帮助我们区分这两者。做出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如沃尔特•瑞雷(Walter Raleigh)爵士所说:“是意见而非真理能够无需通行证在世界上畅行无阻。”在大多数场合,我们从报纸、电视和朋友那里所读到、看到和听到并信以为真的东西是意见而不是事实。

  

  历史学是一项活动,它通过追问具体的问题而达至一般性问题。像本书这样的教科书首要关注的是一般性问题,虽然它不时会提出具体问题或展示具体的事实,但那只是讨论一般性问题的途径。伟大的哲学家卡尔•雅斯帕尔斯(Karl Jaspers)一次评论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首先学着从历史之镜中寻找答案。”严肃的历史著作所必须充当的正是这面镜子。

  

  一谈到“文明”(本书即是文明的历史)立即就会陷入争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恐惧历史研究。谈到“西方文明”甚至更受限制,在某些历史学家那里,它的范围过分狭窄。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空间位置来把握它:我们的连续性、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进程等。我们还必须识别内含于“西方文明”概念的固有的两大偏见:其一,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并达到了“文明的”标准;其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单一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单元。第二个偏见很容易发现。在我们大多数学者那里,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课程上,不讲“东方文明”(Eastern civilization),只讲“东方的各文明(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这个术语表示,西方是一个单元,东方却不是。这些反映我们西方人世界观的习惯性的短语如同我们流行的地理书一样,表现了西方人的偏见。“近东”和“远东”中的“远”和“近”只是相对于西欧的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人不会将伦敦称为“远西”,将洛杉矶称为“远东”,尽管如果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这两种说法或许都是正确的。由于这个习惯短语已经成为我们西方语言传统,所以本书仍然采用这种用法。一个历史概念的使用和像本书这样的写法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语言中存在着偏见,尽管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这种简便的习惯形式。

  

  不过,如果谈文明,从一开始我们就得给出何谓“文明化”(being civilized)的定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一般人常将那些说着不同语言、践行不同风俗的其他民族的人定义为“不文明(noncivilized)”(野蛮)的人。中国人习惯于将所有外国人都视为野蛮人,古代希腊人将不能用希腊语交流的人称为“吧尔吧人”(bar-bar),这些人不会说我们的话。如今,能够用一种以上语言交流仍是文明人的标志。这样,文明的定义至少在那些很少思考其用语的含义的人那里明显发生了变化。

  

  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给这个概念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因为对于一部涵盖整个西方的历史著作而言,文明这一概念是全书的一个指导和基本柜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在诸如是否存在与英国和意大利文明不同的美国文明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也争论,这些文明是否仅是一个更大实体的变体,而那个更大实体——西方——才有资格称为文明。尽管这些争论是建设性的、需要的,但在我们这里无关宏旨。我们需要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以用来进行下面的叙述和分析。因此,这个操作性定义要求,“文明”包括一个社会或相互依存的一组社会的下列若干(尽管不需要全部)条件:

  

  

  1.要有某种形式的政府,人们通过它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和履行相应的责任。

  

  2.城市社会亦即城市生活要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从而使文化不是游牧的和分散的,这种游牧的和分散的文化不能留下有意义的物质遗迹。

  

  3.人类已经成为工具制造者,通过使用金属,改造他们的物质环境,从而也改造他们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这种改造是有限的。

  

  4.某种程度的功能分化已经开始,通常发生在工作场所,而荣耀、地位和目标一起,成为社会的粘合剂。

  

  5.社会阶级已经出现,不管他们是相互对抗还是相互依存。

  

  6.书写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从而群体和群体间,更重要的是代际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

  

  7.闲暇的概念出现了。于是,生活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是特定的阶级职责或分工。于是,比如说,艺术超出了(当然并不排除)仅仅作为装饰的局限,运动超出了竞技的范围。

  

  8.要有更高存在的概念,尽管并不必然通过组织化的宗教。通过它,一个民族能够超越自己,在他们自身之外寻求事件的解释和发现他们的目标。

  

  9.要有时间概念,通过它,一个社会将自己与过去和对未来的假想联系起来。

  

  10.一种批评的能力发展起来。这种能力不需要西方的理性主义、直觉、特殊的宗教或政治机构,但是它必须存在。好使一个社会能够从内部进行变革,而不是等着来自外面的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西方最常见的偏见是用技术变革来衡量“进步”,根据这个标准,至少到历史的晚近时期,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变革的社会是不开化的。事实上,尽管文字记录和重大技术变革存在于我们所称的“文明社会”,但两者都不是文明开化的本质性内容。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或许我们应该记住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汀(John Ruskin)所记载的历史行为的三个内在要素:“伟大民族将他们的自传书写在三种稿本上:行为之书、言语之书和艺术之书。”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从过去学到什么”。在大多数场合我们做不到,至少从简单的思维水平上来说是这样。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会在外交事务中根据行为的某种程式来做出决定,仅仅因为类似的程式曾在过去有效。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了解到,环境改变了情势,而新知识带来新的责任。当然,个人“向过去学习”,遭到过抢劫的人以后会有警惕性。可是,将这样的经历拔高为“历史教训”,是将个人从孩童向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变成历史,最多,这种成长是个人传记中的经历而已。

  

  我们有时会从历史中记取“错误的教训”。事实上,那些热心地争辩未来的特殊行动方案能够从过去找到答案的人会说服头脑简单容易受骗的人,使他们相信历史会重复,因此,过去是未来的导引图。可是,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会持这种观点。一般的模式或许重复,有时真的就会重复,但是,特殊的事件之链不会。政治科学、神学和科学等学科达到最高程度的概括,历史学与它们不同,它完全不相信铁的规律。但历史也不仅仅是一串没有联系的事件。的确存在一般性模式、因果链条、中间层面的概括,这是得到了证明的。这样,历史学就处在一个让许多人不满意的层面上:高于特殊(specific),而低于绝对(absolute)。

  

  如果复杂的问题从不以同样形式或以可辨识的类似的形式重复——如果那样,借用一句惯常的军事比喻,将军就不必为了下一场战争而是为前一场战争做准备了——那么,历史研究能够为社会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什么帮助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历史为人类在各种场合的行为提供一套丰富的诊断报告,个人的和集体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的,然后详尽地告诉我们,人类曾经怎样处理他们的事务,从而揭示出当今如何处理同样问题的方式。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的国务卿,前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有一次曾评论说:如果不考虑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衰落,没有人能够理解50年代的问题。他当时提到了关于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杰出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由一位参加战争的雅典人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战争刚刚结束后完成。在公元前5世纪,没有原子弹,没有电子通讯,没有枪或火药,战争的后勤系统完全是原始的,但是,二千三百年后,美国一位最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发现,他思考问题还离不开修昔底德。

  

  历史学只能大致把握人类行为的范围,把握某些极端行为或一般行为。尽管不能尽善尽美,但它能够揭示,如何或在什么范围内,人类行为会发生变化。这最后一点对于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人员、记者或外交官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些鼓舞人心的领导人,如先知、改革家、政治家等,如果掌握了历史所提供的材料,会在领导我们走上新的道路时做得更好。因为它能够告诉我们,人类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持久的或不能持久的,如同科学和技术告诉工程师,金属能够承受什么样的张力。历史也提供关于空间和时间深度的知识,能够消解改革者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比如,我们可能希望保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消除酸雨,净化我们的河流,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保留我们壮观的自然景色。历史也许告诉我们,大多数这样做的人都失败了。它或许能够给我们某种指导,以免重蹈覆辙。不过历史还会告诉我们,个人和公众在如何做才能最好地保护环境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有许多人认为,这种保护是没有必要的。有一些相信保护环境是必要,但他们也同样认为,低水平的环保必须让位于利用自然资源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历史能够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使不同意见相互理解,但求助于历史并不能使立法通过,使愤怒变成兴奋,使未来更干净更安全。历史不能定义河流污染,但历史可以提供过去的数据作为比较的尺度。这个定义会来自于当前的政治或我们关于明天的判断而不是历史。历史服务于长跑、有时服务于中跑,但很少服务于短跑。

  

  这样,如果我们愿意将“相关性”理解为不像科学的直接应用性那样容易看到,也比直接行动更遥远,那么,我们也许得承认,历史就是“相关联的”。它不是实际去建设高速公路,或清除贫民窟,但他能给做这些事的人大量的帮助。忽视了它,就会在实际行动中导致失败。

  

  但是,历史也是娱乐,至少对那些乐得让自己的好奇心所驱使的人是如此。像俄国的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一段时间里有多少情人,他们在皇帝卧室里的行为有多大影响,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宁愿将其视为历史的奇谈?历史调查的一些细节,譬如,在一艘沉没的维京人的海盗船上发现的珍宝与盎格鲁—撒克逊诗人所描述的沉船宝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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