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大众传播时代的西方民主[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4 次 更新时间:2009-05-18 21: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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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 (进入专栏)  

  

  

  任何一个对当代西方政治生活进行过粗略观察的人都会发现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作用。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角色得到普遍的关注。一种夸张的说法,把它称为“无冕之王”。一种不无揶揄的说法称它为“第四等级”,即在18世纪第三等级之后新崛起的政治势力。但较为客观贴切的说法称它为与传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并立的“第四种权力”,或“政府的第四个部门”。也有人把它称为与各种压力集团相当的“第二圈制定政策者”。这些不同说法都表明,大众传媒已经承担起了重要的政治功能。

  传播学者把20世纪称为“传播的世纪”。[②]准确地说,应该是“大众传播的世纪”。如今,大众传播媒介以其高度发达的手段广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深刻透入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政治结构、公民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心理。大众传播已经成为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著作中,往往都设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大众传播的政治功能。

  

  任何政治制度都离不开某种形式的政治传播,但民主制度与大众传播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大众传播是当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也刺激了对大众传播的需求并推动了它对政治生活的介入,模塑了它参与政治的方式。西方近代民主初创于17~18世纪,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经过一系列改革而得到巩固和发展。然而它真正的黄金时代是战后。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民主制度不仅稳定繁荣,而且在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及其对政治生活广泛深刻的介入,是当代(主要指战后)西方民主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手段,也为公民更广泛深入地参政开辟着新的前景。

  

  

  一、“第四种权力”的崛起

  

  1.政治与信息传播的历史演变

  

  “传播是社会关系内部的一种粘聚力”。[③]人类的日常活动都是产生、发送、接受信息和对各种信息作出反应的活动。信息无处不在,信息的传播也渗入人类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项活动,是粘聚社会的一股无形的力量。现代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使社会内部的信息传播益显重要。如果把政治社会比作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么社会的传播体系就是它的神经系统。一个政治共同体依赖信息的传播而维持其生存和支配其行动。最早研究大众传播的政治意义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任何社会必须有三项信息传播活动,即对环境的监控、收集和传送信息。从原始的部落时代到现代的民族国家,都离不开政治传播。只是政治传播的手段、形式、内容等有所不同。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传播的手段、形式、内容及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承担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传播技术的改进、传播组织的变革、社会对传播的需求,以及在深层次上,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格局发生的变化,都会推动传播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反转来又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传播技术与人类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它构成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发展的技术驱动力或障碍。

  

  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三次通讯革命。[④]每一次都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传统权力的性质和分配方式,也改变了权力的运作方式。也就是说,都产生了政治影响。

  

  第一次通讯革命是发明文字。在此之前,人际传播限于面对面的口头语言交流。知识储存于部落内少数智者的记忆中,它们以父母传给子女的方式在氏族或部落内代代传承。文字发明后,知识的储存和传播部分地克服了时空障碍,具有无限扩展的潜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掌握语言符号而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

  

  第一次通讯革命的政治影响是缓慢出现的。在文字产生之前,部落的法律是习惯法,在贵族或祭司等级内口耳相传,也为他们所垄断。文字发明后,提供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演变的技术手段。无论在古代巴比伦、希腊、罗马还是在中国,成文法的出现都是打破氏族贵族对法律的垄断及平民或其它新的社会势力崛起的标志。

  

  文字的发明使知识可以积累和传播,但分配还是有限的。文字知识主要为贵族、祭司、王室、教会、富商和大学所垄断。以活字印刷术为标志的第二次通讯革命开始向这种垄断提出挑战。虽然活字印刷术最早出现于中国,但它只是在西方社会与其它因素汇合起来,才在社会生活领域激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约翰尼斯•古滕博格制造了金属活字和印刷机。1456年,他印出西方世界第一部活版印刷印制的书。从此,具有大众性质的第一代传媒出现了。作为文字知识载体的平装书籍、报纸、小册子、传单,都可以迅速、大批、廉价地生产出来。在印刷机发明前,知识靠贵重的手抄本储存,在欧洲,抄写这些书籍是教士们的职业,书本知识只掌握在贵族、教士和少数受过专门教育者的手里。在中世纪西欧,大部分书是用天主教的官方语言拉丁文写的。随着印刷机的增加,越来越多用普通民众的语言印刷的书籍出现了。这样,印刷业的发展使几乎每一个识字且买得起书的人都能够逐渐地接触到科学、哲学和宗教的知识。尽管当时平民的识字率还不高,但毕竟打开了使知识进入平民阶层的大门。

  

  印刷术使社会更加民主,使文化普及到下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权贵对社会控制的衰落和平民地位的上升。16世纪的宗教改革把《圣经》送到每个信徒手中,打破了教士对教义解释权的垄断。18世纪启蒙学者面向大众写作,以唤醒民众的理性为己任。没有印刷技术,这种革命性变革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托马斯•潘恩撰写的小册子《常识》在北美殖民地销售了数十万册,成为把舆论引向支持独立方面的一个有力因素。潘恩在战争困难关头写下的一系列小册子,在华盛顿的军队中广泛传播,起到了鼓舞士气的号角的巨大作用。在催生现代民主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印刷术都是重要的技术杠杆。J.赫伯特•阿特休尔指出:“印刷机的发明对于毁灭中世纪社会、催生现代主义的作用,远超过其它事件。能够阅读的大众的日益增多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思想和观念的传播,这些思想观念导致哲学和技艺的变革,最终摧毁了教士和贵族的权力,从而产生了崭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制度。”[⑤]当时流行一句俗话:“笔比剑更利”,反映了人们对印刷术带来的巨大影响的认识。[⑥]

  

  2.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

  

  所谓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书刊(图书、杂志和报纸)、电影(主要是商业性的故事片)和广播媒介(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其中图书的历史悠久,大众传播时代图书的特征在于,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图书能够更迅速、廉价和大批量地生产并广泛地传播。大众传媒中最具特征对政治影响最大的是报纸(和杂志)、广播和电视。

  

  第一批大众报纸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1833年9月3日,美国的本杰明•戴创办了一张日报《纽约太阳报》,它的宗旨很明确,就是“照耀普世大众”。所以该报设法使每份报纸售价降到一分钱,称“便士报”。而此前每张普通报纸六分钱,只有殷实富裕的人才买得起。《纽约太阳报》低廉的价格,使城市里任何人都买得起,从而使它发行量大增。[⑦]它标志着大众媒介正式出现。在欧州,大众化报纸大约也出现在这个年代。其标志是伦敦的《两便士电讯》和巴黎的《新闻报》的问世。《两便士电讯》被称为“穷人报纸”。当时,现代民主制度诞生不久,政治上党派斗争的需要是大众化报纸出现的推动力量之一。初期的大众化报纸往往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19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和平民识字率提高,形成了大众市场,这是大众传媒出现的必要前提。

  

  美国第一批争取公众经常收听的无线电广播出现于1920年。第一家获得正式营业执照的KDKA电台以广播哈定和考克斯在总统选举中的得票数而开始营业,从而宣告了一种新的政治传播媒介的诞生。试验性电视广播开始于本世纪20年代,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才真正进入电视时代。到90年代,美国人均两部收音机,差不多每人一台电视机,大多数家庭可以收6到8个以上的电视频道,30到50个电台。60%的家庭安装了有线电视,旧式有线电视网可以使电视频道增加到30个以上,新式的可增加到100到数百个。第二代由卫星或电话线直接传播的电视网会达到500个频道。[⑧]电视是比以往任何传播媒介更有发展潜力、更有影响的传播手段。以至有人把活版印刷视为第一次信息革命,而电视的出现是第二次信息革命。也有人把传播技术的发展分为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阶段。其中电子传播以电视为标志。

  

  报纸、广播、电视等被称为“大众传播媒介”。它们带来了与普通传播不同的大众传播方式。

  

  在西方,一个常被引用的大众传播的定义是:“大众传播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杰诺维茨,1968年)[⑨]

  

  梅尔文•L.德弗勒指出:“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份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⑩]

  

  与其它传播手段相比,大众传播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是:一切传播的公众性与开放性、接近发送设施的有限性和有控性、发送者与接收者间关系的非人格性、发送者与接收者间关系的不平衡性、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制度化安排的介入。[11]

  

  3.大众传播的民主性

  

  大众传播本身就是民主性的传播方式和手段。从大众传播的政治功能角度来看,它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其对象是社会广大公众。也就是受众的广泛性、普遍性和无差别性。

  

  在大众传播兴起之前,政治信息是分级次、按有限的渠道进行传播的。不同等级的人,得到信息的内容和数量是不同的。这与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相适应。

  

  在传统社会里,正式的传播渠道由统治者控制,为他们所用。对东方专制主义有过精深研究的著名史学家卡尔•A.魏特夫曾指出:“东方政府的代表者把驿站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运用,对快速的交通采取独占手段。快速交通和精密的情报系统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令人生畏的社会控制武器。”[12]罗马帝国时代,行省长官往往派一个或几个“记者”到罗马去,这些人一般是识字的奴隶,他们以书面形式向行省长官汇报罗马有关情况,特别是与行省政治和商业有关的信息。专制统治者往往建立自己的信息流通渠道,充当传播媒介的是传令官和送信人,他们直接向统治者报告消息,并向社会不同的群体传达他们的旨意或精心选择的“新闻”。在民间,政治信息以政治民谣、传说、小道消息、谣言、宗教启示或预言、政治笑话、秘密流传的手抄本等形式进行传播。公众的不满情绪和弥漫于社会的某种特殊气氛(如宗教情绪)为这种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条件。这是官方垄断信息传播手段和渠道的结果,但信息从官方控制的渠道中溢出,同样会导致信息的大量失真。这种传播方式在逆反心理作用下与官方传播的信息对立,它散播着不满、骚乱和革命的种子,但不会带来规范的民主生活。

  

  大众传播与近代民主同时兴起不是偶然的。它第一次穿透等级的界限,使公众有可能平等地获得信息。人们可以想象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场面:每天清晨,居住在中心城市的工人和偏远乡村的农民与他们的总统、首相、部长们,大约同时开始打开同一种报纸,从头版新闻中得知前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晚间新闻节目时间,不同等级、地位、文化层次的人在电视机前,同时得到有关事件的同样的信息。无疑,掌权者仍然享有某些特殊的信息资源,控制一些特殊的信息传播渠道;政治精英仍能比平民大众获得较多的信息。但普通百姓毕竟能够与他们共享大量的政治信息。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大众传媒是电视。可以说,电视是第一种真正“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也就是一种几乎遍及所有人的传播,包括穷人、文盲、老年、病人和儿童;使他们能平等地获得信息。报刊的读者需要一定的识字量和相应的知识水平,事实上,文化水平低的人很少读报纸。普通的报纸读者大都关心娱乐消遣性内容。统计数字证明,美国读者不常阅读新闻,很少有人读社论;但他们无法避开电视的新闻节目。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从电视得到他们全部或大部分“新闻”。报刊、书籍以印刷符号传达抽象、间接、冷冰冰的文字信息,电视却能提供可视的和动态的图像,真实的声音。现场直播的方式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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