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和:身份政治:回归社区后的北京市下岗失业职工的生计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8 次 更新时间:2009-04-23 20: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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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和  

  多为老百姓干事。我刚进厂,跟师傅当学徒,后来当班长。那时候技术不错,说白了,干活啦、作风啦、不怕脏、不怕累,当班长。班长完了,团委、团支部书记,段长、工段长。然后给我提上去了,到动力科,开始是科员,后来是副科长。"

  除了当年工厂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工人的升迁和工资,但是他指出那个时候的生活稳定和保障的重要。他跟我回忆那时候的生活说:"那时候我挣60多块钱,我拿回家去,我能养俩孩子、一个老人,4口人生活。现在你给我两千块钱,我连一个孩子也养不起。

  以前六个像咱们这样的小伙子啊,出门上西单胡兵楼,那时候北京最高级的饭店了,现在不行了,那时候相当不错了。六个小伙子,拿多少钱去?5块钱。到那里哪个菜好要哪个,找你们最好的菜上,然后最好的酒上。吃完了、喝完了,5块钱还用不了。兜里装5块钱,我就敢请你们5个吃饭去。现在谁敢去?"

  当年国营企业的管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确实比较混乱,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初期,因为主要是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职工回忆起来,感觉和现在比起来感到有更多的制度保障和机会参与工厂的民主管理。

  一位从北京远东仪表厂退休的大姐就说:"这个(企业体制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跟领导个人素质、领导作风有关系。那天我去看我们的老书记,他后来调到了集团公司当党委书记了,还聊到这个话题。后来我们的厂长也就是我们的董事长,实行的是一种家长制作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改制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原来厂子里有职工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制度。八几年的时候,它还能发挥作用,替职工说话什么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就成一个摆设了,变成了一个御用工具了。另外就是工会,它本来应该是工人利益的最高代表组织了吧?但是我觉得,工会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你别说和战争年代的工会组织发挥的作用比,就是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工会比,现在的工会发挥的作用也大不如从前了。以前的工会,都能被当作娘家,有什么委屈啊、苦难啊,都可以找工会去宣泄,去投诉。工会替你反映。现在的工会呢?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经济转制啊,权力集中啊、领导素质啊,感染了领导作风,使他们脱离群众;另一个因素,就是单位主要领导不重视工会。"

  当我问到工厂领导和工人关系,是否能够影响工人的主人翁意识的时候,这位大姐告诉我:"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厂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实行了董事长、总经理制度了,权力绝对集中了。我曾经给厂子里提过一个合理化建议,要提高我们工厂的知名度,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我说应该宣传我们公司的形象,在我们的班车、一些大型货车上等打上一些宣传口号或者介绍信息什么的东西,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远东仪表公司主要经营什么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反思这个事,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直,有啥说啥,在后来的一个座谈会上,我就说,'我当时写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我觉得是为了厂子出谋划策,为了厂子的利益去写的。后来我就想抽我自己大嘴巴。我干吗写呢?厂子的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挣钱挣老板自己腰包里了,给你个人解决什么问题了呢?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八十年代的时候每年还给职工涨工资什么的,虽然工资级别比较低,但是你还能感觉到厂兴我兴、厂败我耻。现在感觉企业效益好坏跟工人没什么关系。原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工人涨工资都是车间公开讨论的,都给你公示,让你参与,让你提意见。但是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因为这个时候公司已经是董事长的家天下了,他们自己说了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用谁就用谁。中层干部也都要仰他们的鼻息生活,你要想当个中层干部必须跟他们趋炎附势,连党委委员也都要看他们的脸色。不要说工会了,党委也变味了。

  原来党委都是从基层选拔出优秀的党员组成的,现在都是跟他意见一致的就用你。董事长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

  这位大姐的话提示,当安德鲁。华尔德(Andrew G.Walder )正在写他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1986)的时候,其实正是中国工厂里发生由七十年代的车间领导和工人的依附关系转向九十年代工厂权力向厂部领导高度集中的过渡期。这个时期正如这位大姐所言,随着工厂的承包制和放权让利,工厂里一度比较民主和公开,工人们能够通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决策,而且也能较大比例地参与工厂的经济利益分享。但是,随着九十年代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到厂部高层领导,厂内基层民主管理日益空洞、而利益也日益集中到了高层管理人员。工人们在工厂里的主人翁意识严重挫败,更不要说工人贵族的特权地位。

  从上述描述来看,当年的国企工人们的生活虽然谈不上是工人贵族,但是相对现在的生计不稳定,他们却非常怀念当年那种比较平等、稳定的社会生活;而工厂的人际关系虽然掺杂着华尔德所说的传统主义的派系竞争,然而确确实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工人民主参与管理和决策的美好时期!",虽然谈不上是企业的主人,但至少相对于现在的工厂管理专制,已经让工人们觉得愿意关心企业经营。无论北京国企工人的身份有多么地多样、变动和争议,经过几十年的工厂生活,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已经牢牢地建立,他们在工厂生活中也会有他们的利益竞争和政治冲突,但是那毕竟给了他们一个相对稳定、规范的工厂生活,塑造了他们的心理归属和心理动力,给了他们一个群体身份。问题是这种国企工人的身份感已经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和市场转型所需要的原子化的市场主体身份格格不入。下一节我将分析围绕着他们的身份再造而出现的分类斗争。

  

  二、市场转型中北京国企工人身份的再造

  

  有关市场转型引起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人身份的再造是中外学者的研究焦点(Lee ,1998,1999,2005;沈原,2006;佟新,2002)。大家都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市场转型,正在逐步地把原来的国有企业工人的身份,拆解成一个市场原子化的劳工主体。而当工人们面临着真正工厂生活的中断时,他们开始努力地维护自己的国企工人身份,作为抗争市场冲击的斗争策略。伴随着改革、转型过程,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身份经历了早期的"一家两制"、"双体制人"、"下岗职工"、"失业职工"等渐变的过程。如今,他们已经不会再幻想靠国有企业来安置他们重新上岗,但是他们却仍然紧紧抓住"国企下岗失业职工"这个身份,在努力地和劳动市场上的"外来打工者"区别开来。因为正像艾森和吴德(Engin E.Isin Patricia K.Wood )所言,群体身份(Identity )总是和一定的地位(Status )、权利(rights )和利益分配(redistribution )等所谓公民身份(citizenship)相联系的(Isin and Wood,1999)。在中国还没有普遍的公民身份之前,这些曾经享有全面保障的国企工人们,必须通过身份大战,来争取他们日渐削弱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当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期望把他们类比为外来打工者那样的原子化的市场身份。正如布迪厄所言,阶级身份本来就围绕着相关的利益和权利,而进行的一场依靠符号表达启发群体意识和动员集体行动的实践策略,而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生产关系,也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建构(Bourdieu ,1987)。本节我们集中阐述,回归社区的国企下岗失业职工是如何通过和退休人员、外来打工人员、社区管理人员的身份斗争,作为一种生计策略,展开日常生活实践的。

  (一)和当地退休人员的身份争执

  当前的北京基层社区里大致可以分出这么几类人:退休职工、下岗失业职工、外来打工者、社区管理人员。他们之间都在挪用和生产着话语资源,建构自己的群体身份,转换成一种生存策略。在社区里,一般老年人会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发声,对不同群体进行评论。面对曾经是自己的相同阶级成员下岗失业职工,在社区中过着安稳、悠闲生活的退休职工,就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对社区中不去市场上再就业的下岗失业职工表现出不满和谴责。

  我所研究的社区有一个小公园,里面每天都有退休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在那里聊天和休闲。一天早晨,我在那里和一个从西城区公安局退休的老干部聊天,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些整天在这块打牌的八旗子弟,无所事事,坐吃山空。哪像人家外地来的,知道干啥的。这北京人就是好吃懒做,都是提笼架鸟、遛个狗、抱个猫的大爷。早晚这帮人得让人家外地人超过他们。"

  可以看出来,这位退休干部是参照市场上的外来打工身份,来比拟下岗失业职工,而把自己的退休生活状态在论述中隐去。当然,一般退休职工都会通过阐述自己当年的光荣史,来合理化自己的退休生活。比如这位退休干部就给我讲到,他当年当过兵,当侦查兵,带领弟兄们在野外开荒种菜,改善驻地的生活条件。后来从部队转业到北京公安局,多少年都是单位的先进,自己是一步步干出来的。现在退休了,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他没什么顾虑,每天就遛遛狗、聊聊天,在外面吃完早点,从早市买点菜,回家准备中午饭,感觉挺自在。所以,退休干部和职工以自己的奋斗历史来合法化自己现在的退休生活,而对于下岗失业职工却参照外地来的经商务工人员来抨击他们懒惰。

  到底下岗失业职工又是如何定性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呢?这些社区中的下岗失业职工,所参照的恰恰是退休职工的生活模式,他们力图维持自己作为北京产业工人的工作、休闲模式,通过争取国家的政策优惠,来确保自己的退休保障。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进入竞争性社区市场体系,做一个和外地人一样的平等竞争者。

  玉河社区老李曾经是一名下岗职工,现在社区里做"志愿"!"的老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告诉我,"我就是从轻型汽车公司下来的,到退休还有几年。现在把档案放在了街道社保所。他们给我办了个灵活就业,可以享受'三险'优惠政策。然后我在社区帮忙,一个月有600多块钱的补贴。这就行了,每天在家附近,可以照顾到家里。现在去市场找工作,不给上'三险'的,一个月千把块钱,如果给上'三险'一个月也就是六、七百块钱。"

  老李可以享受三年的社会保险缴费期,这个优惠期马上就到期了。他告诉我,他会继续跟街道协商争取这个优惠,来确保自己的退休保障。老李说:"我已经跟街道说了,街道应该给我接着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中的单位应缴纳的部分,否则街道给我的那点补贴一年缴完社会保险费就不剩多少了,那我干这个居委会工作就没什么意思了。街道已经初步答应我了。"

  在社区赋闲的下岗失业职工老袁也告诉我:"咳!到时候再说吧,看街道还招什么工作不招,反正不能饿死,得找个活干,得把这'三险'给靠上,不能断了。我去街道问了,缴纳'三险'累计25年就可以享受养老和看病的待遇。我已经差不多20多年了,再缴几年就够了。到老的时候,可以享受养老、看病什么的就行了。平常的生活,怎么都能过了,你说是吧?"

  退休职工嫌下岗失业职工懒惰,不如外地人勤奋、吃苦、耐劳。下岗失业职工自己也承认,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北京人的通病,不是他们下岗失业职工的表现。老李就说:"这还就是,北京人就是懒,下不来这面子。这老辈都说了,北京人都是提笼架鸟的爷。"

  老袁也承认这一点:"你知道吧,这北京人'奸、馋、懒、滑',你说这脏活、累活,他不愿意。你说那会儿上班清闲惯了,你让我受那累,除非是过不去了,我不会去干的。我这北京人,我也不怕别人说什么的,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老李并不认为国企下岗失业职工就比其他北京人懒惰,而是承认大家生活的不容易。他说:"从国企下来的这帮人都挺难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当时就是各个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对职工进行了一次性补贴,就算解除劳动合同了、失业了。然后就靠那几万块钱养家户口,能撑多久?自己有关系的可以另谋高就,要么是靠自己的房产租出去养活自己。大多数都没什么关系,只能干耗着,那点钱坐吃山空。"

  而老袁提起现在退休的那些企业干部,甚至很愤怒:"我们那时候根据工龄计算补偿金,工龄长、接近退休的最划算,一年6千,30年工龄,就是一、二十万,够半套房子钱了,然后,两三年就退休了,照常拿退休金,多划算啊!白捡的啊!"

  他说:"我不愿意跟他们走那么近瞎聊。你像我们楼下几个老太太,太爱管闲事了,没事了就在那里嚼舌头,说人家这个不干活了、那个有问题了。她怎么不说自己的孩子吸毒了、卖淫了?要么就是说谁家孩子不行了,又吃胖了,你管得着么?我就最烦这帮老娘们儿在那里瞎议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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