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 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9 次 更新时间:2009-04-20 16: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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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   陈敬慈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尤其是涉及到行动者和主体性等问题时更是如此。然而,在西方"阶级分析"死亡的论述充斥各个角落。!"#关于阶级和劳工的研究发表得越来越少。历史系、社会学系和政治科学系曾经把阶级当作关注的焦点领域,但到二十世纪末,已经找不到一个阶级和劳工研究的课程。当然,悲伤并不管用。主流的中国学者对于这一"事实"反而感到高兴,并且寻求把西方阶级分析的死亡这一宣称作为自己的庇护所。

  受西方学者极大的影响,新千年之后,尤其是在社会学家中间,对于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研究迅速增多。由于阶级在东方和西方的双重死亡,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这两个词被用来取代"阶级"概念。四个代表性的话语是孙立平的断裂社会、陆学艺的中产阶级社会、李强和李培林的中国社会碎片化趋势,以及李路路的结构化理论。陆学艺在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项目中,以中产阶级社会话语为社会和谐和社会流动提供了概念性指导,除此之外的其他三个人的研究都试图说明改革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断裂或是碎片化使贫富之间社会分化成为无解的难题。表面上看是渐进的话语,这些争论所围绕的中心是市场改革以及它如何产生出财富分配和社会冲突问题。然而,所有这些话语反过来又向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将焦点放在国家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因为国家依然是能够监控市场的最有力的政治机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市场需要法律和政治来规范。

  在《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访谈中,被西方记者称作中国左派学者代表人物的著名政治学家王绍光谈到:"我把它(改革)称作'大转型'.除了经济政策外,中国现在第一次出现了社会政策??

  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和社会是嵌入在一起的,然后开始分开,现在又重新聚合。这尤其体现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王很高兴看到中央政府重新介入社会领域,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急切的经济改革中,国家从诸如医疗和教育等领域退出,遗留下巨大的不平等,现在开始被弥补。"!

  上述论述都涉及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问题丛生"的社会,但在这些论述中,"社会"和"社会反抗"概念却近乎缺失。在中国社会学家和知识分子那里,社会政策是用来平衡经济改革的东西。这些话语所包含的针对社会不平等的声音,在最近这些年导致了一门所谓的公共社会学的出现。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学历史内在的一部分。公共社会学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学的特点,当国家要求社会学家参与改革的时候,这一特点就被创生出来。!%#事实的悖谬之处在于,这是没有社会的"公共".在"公共"的名义下,大部分社会学家或知识分子在经济改革和全球化背景下仅仅能够谈论权力,期望出现好的政府(甚至不是好的治理)。当然,"阶级"概念常常被公共社会学关于社会不平等话语的论述实践所压制。!

  然而,正是在这一矛盾的历史时刻,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马克思的幽灵回来了。它必须回来。正如德里达所言,"反对意见似乎是无可辩驳,但是无可辩驳本身就表明:这个正义获得了新生,它超越当下生命或其实际存在、超越其经验的或本体论的实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这有一种"视觉效应:我们无法看到谁在注视我们",但"这个幽灵般的存在的确在注视着我们".!(#正当"阶级"被剥夺了语言无法发声的时刻,一个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挣扎欲出。这个幽灵般的他者萦绕着、凝视着它自身,却不想被任何人看到。

  

  三、一种历史性力量?

  

  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引发的怨恨情绪,农村和城市出口加工区急速增加的集体行动,成为不和谐的杂音,使得人们不能再继续依赖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去推动不顾社会成本的经济发展政策,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成为一项政治决策。"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一种关于城市社会和农村社区的新的"想象",并且需要将工人阶级(包括数量已经萎缩的城市工人和广大农民工)重新团结起来。

  正是在统治话语发生新转变之处,我们观察到阶级话语的回归。这又制造出另一个讽刺:国家宣称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是产业工人队伍的一部分,在2003年和2004年的官方话语中第一次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2004年之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题为"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公开声称"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享受基本的公民权。!"#和谐社会和对新工人阶级的承认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国家现在试图用国家保护和公民权的自由话语坚决地规避(circumvent )这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与这一统治转向相伴随,出现了一些期待已久的中国学者关于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吴清军2006年的论文"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评述: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处于转型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形成像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英国法国那样的新工人阶级?如果新工人阶级形成了,它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影响将会是什么?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沈原为当今中国社会两种类型的工人阶级形成模式提供了宏观的话语——一种是沿着博兰尼的关于脱域的市场对社会的专横以及劳动力商品化的循环过程这一论述归纳出的,另一种被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级理论所型塑,即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剥夺,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剥削。前一个用来理解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斗争,这些工人的生活正经历着不断脱域的(disembedded)市场和中国社会快速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沉重打击。后者用来理解那些在沿海地区外资或私人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作为正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被新集体宿舍式的工厂体制所控制,除了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2006年标志着中国大陆阶级研究的再现。当吴和沈忙于阐释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兴起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倾向于消解这一新生的工人阶级。

  最有代表性的是于建嵘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认为历史和政治地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是"迷失"的。以对安源工人长达四年多的历史和民族志研究为基础,于激动地宣布,安源煤矿工人的集体行动不是沿着阶级路线组织起来的,因此那些工人的行动只能被界定为"非阶级的集体行动".%

  虽然于建嵘同情地呼唤中国工人的政治合法性,鼓励他们合法地组织起来,形成他们的阶级意识,依靠自身完成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但他从根本上低估了中国工人阶级理解他们在与资本、国家、新兴中产阶级和城市精英的关系中形成的自身阶级处境的能力。"迷失"的阶级是于建嵘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描述,并将其看作是来自他对于安源煤矿工人斗争深入和实证研究的一个科学结论。他的良好愿望是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成果,使之免遭一些乌托邦知识分子计划的绑架,这却使他误入一个理论和经验的死胡同,以至于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就是"迷失"的,当前的斗争本质上是非阶级取向的。这种去政治化过程的意外后果可能不是于建嵘的初衷,因为他急于保护工人阶级自主形成的"可靠性".

  另外两位大陆学者,许叶萍和石秀印则认为,如果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劳动组织能够被吸纳入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国新工人阶级可能会被消解。他们说:"工人阶级可能会形成,也可能不会形成。它是否形成取决于社会能否把工人吸纳进现有的体制,通过对现有体制的调节,让工人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获得相对的公正。如果工人不能够被纳入既存的体制,或者如果他们仅仅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公正,那么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

  表面上是同情工人的需要,认可他们合法组织起来的权利,然而许和石保护工人权利的迂回路线却导致对现有体制的公正化,剥夺了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的权利。

  

  四、最后的讨论:一个新阶级主体?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我们首先见证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失语。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千年开始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完全取代了阶级概念,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过程。我们还试图还原阶级话语消逝的历史过程,发掘根源于毛泽东"阶级和革命"时代的阶级连续和断裂的结构的奥秘。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中国对"阶级"概念的谴责伴随着西方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对阶级分析死亡的宣称,服务了改革的意识形态。现在对阶级分析的重现,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同样延长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话语,消解了对中国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的批评。

  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理论极为重视人类行动者及其创造性,并因此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社会的分析相对立。阶级概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陌生的。中国农民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然而共产党坚持声称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政治象征与阶级主体之间关系的恣意性如此明显,使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看上去倒像是一场"后现代工程",远远早于后现代主义进入社会分析领域。能指和所指的差异如此巨大,既维持了"阶级"话语(这套语言对中国人地位的构造产生了持续而巨大的影响),又同时使得"阶级"话语不再具有实质意义。难怪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符号需要不时地借助群众运动来弥合这种差异性。因此,不能将以"阶级"为身份的中国人看作是一种扭曲,而是对主体位置的一种质询,它需要比经济或者物质更加强大的一种力量。

  中国新工人主体(打工妹或打工仔)的形成,他们的斗争、独特的色彩和活力、多重的场所,不再能被描述为或者政治化为单纯的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当代中国,打工主体经历着、理解着、行动着并且规划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追求全球化的中国,国家和资本的霸权话语稀释着阶级话语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分析已经过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资本家和新兴精英来说,重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是一个当代工程。阶级分析的消逝可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因而是新霸权的政治策略。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因此,"阶级"的历史在中国被双重取代,首先是被国家,其次是被市场。阶级作为一个"符号"的幻觉是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它使得在急剧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

  只有扎根于底层阶级的经验,譬如通过分析宿舍劳动体制下(中国打工者们亲身抵抗资本和市场的地方)的日常微观政治,阶级分析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斗争的武器重获活力。!$#新的中国打工主体必须活出自身的阶级经验,作为其具体的生活斗争的一部分。如果中国人曾经被自上而下地强加一套陌生的阶级语言的话,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交汇处出现的新型主体(打工妹/打工仔),正急盼着"阶级分析"的归来。!"#如果"阶级分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套死亡了的话语,在后社会主义中国重新凸显新的"打工"主体,就是一项及时的工程。我们希望工人的集体宿舍,作为控制和反抗的微观空间,同样能够为这一新的工人阶级开创一个改变的空间。

  

  *张慧鹏为翻译本文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本文作者谨此致谢!唯文责自负。

  

  注释: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外语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

  第18-19页。

  '%关于农民的作用和工人阶级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争论,参见Stuart R.Schram,《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Frederick A.Praeger,1969,236-37.(%Schram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236-37.

  )%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从东方到西方",载《新左评论》第41期(2006年9-10月)第29-45页。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第37页。

  +#孙立平:《断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AndrewWalder,"改革时期的工厂和管理者",载《中国季刊》118期(1989),第242-64页。

  -#引自李民启:"世界体系视角小的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学学者大会上提交的论文,纽约,2003年3月16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0%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载《经济界》,2006年第1期,第35-42页。

  。1%Nelson Lichtenstain (编):《美国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经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Leslie Hook ,"中国新左派的兴起",载《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3、4月版,第8页。

  。2%参见Pun Ngai,"中国的公共社会学"(在Michael Buroway 组织的"全球范围的公共社会学"主题小组上提交的论文,国际社会学协会,德班,南非,2006年7月,第23-29页。)

  。3%沈原的文章是个例外,"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36页。。4%Jacques Derrida ,《马克思的幽灵》,纽约和伦敦:Routledge,1994,xx.

  。5%Derrida ,《马克思的幽灵》,第7页。。6#参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一号文件)。

  。7#参见Ching Kwan Lee,《抗法:中国东北和西南的劳工抗议》,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见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版。

  !0#许叶萍、石秀印:"工人阶级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转换",载《学海》2006年第4期,第27-39页。!1#正如Elizabeth Perry 正确指出的,"劳工政治起源于劳动者自身:他们的籍贯、性别、流行文化、教育、工作经验等等"(《上海罢工:中国工人的政治》,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参见Pun Ngai,Chris Smith,"正确理解跨国劳动过程:后社会主义中国宿舍劳动体制",《工作、就业和社会》2007年第21期,第27-46页。ChrisSmith ,Pun Ngai ,"作为控制和反抗场所的中国宿舍劳动体制",载《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学刊》,第17期,2006年8月8日,第1456-70页。

  潘毅、陈敬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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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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