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心中始终装有人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6 次 更新时间:2009-04-16 10: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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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群   杜珂   程若曦  

  同群众一道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他的有些话如果全面辩证地理解,并积极推动的话,还真会有进展。”胡德平无不自豪地说。

  在川西北,胡耀邦给马尔康人出主意:“林区人民要富起来,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在云南省中缅边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颇族人合计:“群众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些木瓜、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作物”;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自治州州长说由于当地搞不了大的工业,所以人均收入还不到240元时,他说:“不要老是盯着大工业,哪里来那么多投资?要搞乡镇企业,特别是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搞,来得最快。”

  胡德平说,其实,虽然那个时侯父亲没有明确提出打破计划经济,但早在文革时期,胡耀邦就已经开始有了让老百姓与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的思考。胡德平讲起一段往事,九大时,毛主席点了父亲和其他4、5个人参加,父亲不是老老实实地参加会议,反而给主席写了封信,说,我们的全民所有是全民所无,是全民所困。“不知,毛主席当年有没有收到这封信?是毛主席原谅了他还是他根本就没看。不管怎样,这也是份典型材料。但他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1979年8月,他在接见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时又说,要广开门路,多种经营。不要这个也是资本主义,那个也是资本主义。他们说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实际是穷光蛋主义!弄得什么也没有!”

  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胡耀邦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

  胡德平深受父亲胡耀邦的影响,在其任职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期间,对民营经济十分关注,民企的困难,仿佛他也感同身受,并全力推动光彩事业的发展。他认为,只有民营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地藏富于民。

  “让老百姓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在结合的过程中如何让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是需要我们来动脑筋解决的复杂问题。我们最近去日本访问,看到日本所有的原子能发电站都是民间干的,而我们,一个小小的煤炭还不能让老百姓搞,何况原子能发电站。老百姓都是贼吗?”胡德平很担心,民营企业未来的再发展空间或许会越来越小。因为一些小煤矿,一些小钢厂,在资源的使用上,在事故的控制上,产生了很多问题。结果有的人就说,与其这个样子是不是再整合一下,让大的企业,让国营企业把他们再兼并一下,对整个资源,对整个环保,都会有好处。确实要解决这种问题。如果我们有长远眼光,那么,一开始就应有帮助、辅导、培训、法律制度的综合手段,国企不也有这种问题吗?不然,就产生了很多过去的那种一统天下的想法。“民营企业国有化,国有企业央企化,中央企业更垄断化”,但愿不出现这种情况!

  前不久,胡德平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表示:“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话,我觉得是中央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和国营经济,一定要讲一个辩证的关系,如果这个辩证的关系打破了,中国的经济还要出现新的问题。”

  胡耀邦曾经指出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有中梗阻没有?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我们的政府没有拿刀子砍的权力”。胡耀邦当年的判断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胡德平与他的父亲始终这样认为。所幸的是,今天藏富于民的目标已经成为举国共识。这不仅表现为政府在民生方面多有下力,更表现在政府试图推动一系列改革,如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

    

  知识是领导的本钱

    

  胡耀邦始终能够在关键的时刻提出真知灼见,是因为他是有相当积累的。这种积累来自孜孜不倦的学习以及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与思考。

  他说,知识是领导的本钱,不及时掌握理论知识和最新信息,怎么能做好领导工作呢?

  胡耀邦的手不释卷、勤于思考、求知若渴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君子之友于光远有一篇《好学勤思》,说他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

  满妹回忆,家里的书架上,各种类型的书籍、杂志令人惊叹。除了马、恩、列、斯全集和毛泽东著作外,国内外名人传记、文集、回忆录比比皆是,中外名著、戏曲小说、古文诗词、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父亲读书的速度极快,记忆力惊人,对这些著作和理论到了过目不忘、出口能诵、信手拈来的程度。”在辞去总书记职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共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又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写下了24本读书笔记。

  45岁时,胡耀邦还自学了一段时间的英文。“不断接受新知识,直到晚年,也几乎没有老年人通常难免的保守和狭隘。他对新知识、新事物的追求和热爱,比很多青年人都来得更执着,更强烈。”满妹说。

  与此同时,胡耀邦也非常注重在基层的调查研究,“多跑一些地方,把全国所有的贫困县跑遍,多了解一些第一手的材料,便于讨论研究工作,也便于制定政策时参考”。

  1986年2月在南宁考察的时候,他曾经谈到,“我们缺什么?我们既缺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又缺乏实际知识,缺乏对国情的了解。这就是困难。这是我们领导工作上最大的困难……对实际情况不了解,决策很难不发生错误。”

  他曾经这样打趣,新鲜经验只能在实践中产生,不可能在中南海产生。“中南海能产生什么呢?中南海只能产生鱼,鱼不是什么新鲜经验嘛。”

  胡耀邦坚持认为,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一些感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一千个感性认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认识。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如果轻视感性认识,理性知识不同感性知识相结合,那是很危险的。要经常到下面跑一跑,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重视感性知识的积累。这样,思想才不会停滞,政策才会符合实际,才能知道和推动工作。

  耀邦的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地区,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考察。在他的有生之年,全国2000多个县中的1600多个留下了他的足迹。而且每到一个地方之前,他都要抽空阅读有关材料,查地方志,读历史书,把这个地方的情况、特点、优势搞清楚;到了地方,又敞开心扉,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换意见,共商发展大计。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如此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直接与当地老百姓交谈,他的意见、办法、政策从何而来”。满妹说。

  耀邦曾打算“有生之年把中国的两千多个县都跑一遍”,然而,他最终未能实现这个夙愿。

    

  共青城的记忆

    

  2009年3月,《中国改革》的记者来到江西共青城。胡耀邦就长眠于这片青山绿水的红土地。没有高耸的墓碑和雕像,陵园朴实简洁——一如他生前简朴、清廉的风格。

  “每年清明节,来这里祭奠的人非常多,有带着全家老小一起来的,还常常有人在墓前跪下痛哭。”陵园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老百姓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十多年来,每年都有近二三十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共青城纪念这位人民的领袖。

  《共青垦殖场志》这样记载,“当护送骨灰的专车抵达共青城时,万余群众自发佩戴白花,肃立在街道两旁。共青垦殖场党委成员、40名少先队员和200名干部、职工及老垦荒队员代表参加了安葬仪式。”

  “耀邦,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为了党和人民鞠躬尽瘁,人民不会忘记你。经过我的请求,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把你送回了革命的发源地江西。这里也是你走向革命生涯的第一站。你在这里和勇敢拼搏的共青人在一起了。安息吧!”在墓地供观众观看的录像中,记者看到,安葬仪式上,李昭将自己对亲人的缅怀和崇敬之情凝结在短短的几句话中。随后,李昭带领子女们站立在亲人的墓前,安静地注视着他。孩子们向父亲敬献了鲜花,又在墓前合影,以那种只有和父亲合影时才会有的深情。

  李昭将胡耀邦的遗像交给时任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的于维忠:“现在耀邦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员了,他的忠魂保佑你们的事业发达兴旺。你们怀念他,他也会记住你们,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你们。”

  于维忠代表共青人接过遗像,激动的表示:“我们一定记住耀邦同志的教导,把共青的事业办好!”

  胡耀邦与共青人的缘分始于1955年11月29日。

  1955年11月29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江西视察工作,乘坐一辆铁路压道车来到鄱阳湖畔的九仙岭下,专程看望了开进驻地刚刚40天的98名上海垦荒队员,此时他们的全部资产不过几样简单农具和刚刚搭起的茅草棚。

  “茅棚住得惯么?”胡耀邦问。

  “住得惯!”大伙儿异口同声。

  “茅棚是我们亲手盖的,我们要永远住下去。”有个同志一激动,喊了一句“茅棚万岁!”

  “为什么要永远住下去?”胡耀邦爽朗地大笑着说:“茅棚终究是临时的,我们只能让它三岁,不能万岁!”“你们将来要把这里建设得像上海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才行。”

  队员们请他为垦荒队创办的合作社起个名字。没有毛笔,胡耀邦就用小山竹夹着药棉,饱蘸了浓浓的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

  从到达的第一天起,他便和大家形影不离,一同住窝棚,一同喝稀饭,一同出谋划策,制定了一系列种植计划。这里水多,适合种植水稻,干旱季节分明,也适合种植棉花,广大湖面最适宜发展渔业和水禽。

  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收到垦荒队员的生产计划修改报告,立即写了回信,“给我们买了一些文体用品邮寄过来,用的是他自己的稿费”,19岁便跟着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唱着《垦荒队员之歌》来到这里的于维忠记得很清楚。

  从这以后的30多年,虽然“从未批过一分钱”,但胡耀邦却一直关心着这片充满希望的红土地。而这片滩涂之地也发生着巨变。

  “板鸭起家,羽绒发家”,1967年15岁便参加工作的赵梅英将共青的发展总结为八个字,“刚创业的时候,真是苦,车间周围一片荒凉,没有房子我们只有自己烧砖搭宿舍、建厂房,做饭就在路边支口锅,没柴烧女孩子也跟着去砍。1970年开始做羽绒服,需要买布,厂里没有布票,职工就把自己的布票节约出来。领导常常鼓励我们,‘好好干,胡书记和我们说过,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样的好日子会来的'”。

  1978年9月26日,当共青城派人向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汇报共青建场以来的发展情况之后,他欣然为共青题写场名——共青垦殖场。

  到8 0 年代初期, 共青城年产值已达6000多万元,拥有全国最大的羽绒厂“鸭鸭”和江南最大的低度饮料酒厂,“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于维忠说。许多稍长些的共青人还念念不忘这段辉煌历史,“场上一个月发四次工资。”

  1984年12月,已经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一次来到共青城。饭桌上,胡耀邦看见农场自己生产的副食品十分丰盛,不由得感慨万分:“记得1955年我来这里,当时你们生活很苦,我也无力提高你们的工资,只好陪着你们吃稀饭,吃咸菜,但还是吃的你们的口粮,心里难受啊。现在你们生产上去了,人均产值这样多,真让人高兴!但是你们要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工资争取年年要有所增长。”胡耀邦不喝酒,但在“共青”却破例畅饮,“这是你们用自己种的葡萄酿的酒啊,我愿意用它为你们的事业干一杯!”

  赵梅英告诉我们,共青人永远不会忘记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这位坐着轧道机去看望他们的团中央第一书记,也一直深深感谢他给他们带去的精神食粮。

  “将这里建得像上海一样”,是胡耀邦对共青城的期望。共青人也从来不曾忘记过老书记的嘱托,“小企业、出口加工业都曾在江西省内领先。” 于维忠向我们介绍。

  虽然进入世纪之交,共青城由于体制、市场和债务等因素的影响,陷入了历史最低谷,“最长的时候有八个月没有发工资”。但是,共青人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承诺:“把共青的事业办得更好!”从2002年开始,共青人开始进行艰难的“二次创业”,接受《中国改革》采访的九江市市长助理、共青城开放开发区管委会党委书记李晓刚将其总结为“做大做强工业,做美做亮城市,做实做好民生”。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这座“创业之城”又有了当年意气风发的自信。“力争三年共青财政总收入过5亿,地方生产总值过50亿,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亿,基本实现三年翻两番。到时,我们的人均指标就非常高了。”

  胡耀邦曾经在中国科学院说过:“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告慰您了,耀邦同志,你生死相依、一生挚爱的国家和人民,已经实现了您当年为之奋斗的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并维持了长达1/4个世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亦如您所愿,这个国家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正自觉而执着地践行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坚定不移地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努力实现真正的人民富裕、国家富强。

  在共青城的这个角落,我们仿佛看见,您点燃了香烟,欣慰地朝我们微笑……

  

  来源:《中国改革》杂志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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