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汝:关于阶级问题的几点新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2 次 更新时间:2009-04-01 23: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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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汝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经济社会意义上的阶级对立,“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是错误的,必须彻底否定。需要我们警惕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截然不同,资本和雇佣劳动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经济社会意义上的阶级以及阶级矛盾已经有了产生的土壤。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出于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大局,从指导思想到制度安排,都要加强社会利益的整合,弱化阶级分化,提倡阶级阶层合作,最大限度地防范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出现。

  

  1.以指导思想创新整合社会利益

  

  政党政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是市场经济与工业化条件下利益分化与阶级分野的产物。按照经典的政党理论,政党本质上是阶级阶层的利益代表,由阶级阶层的积极分子、活跃分子构成。政党的根基,在于其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利益。随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在现代西方国家,几乎所有政党都成为选举型政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以争取选民支持上台执政为最高目的,有人称这种政党为“兼容型政党”。尽管如此,在阶级阶层基础问题上,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还是拥有其最基本的支持群体的。

  我们已经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所走的路和社会结构与西方相比大相径庭。帝制崩溃以前,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0)。“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这一家长制权威”,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31)。在道义上,实际的统治利益也要求这样做,皇帝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以皇帝为圆心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及其“天然首长”是各个共同体的利益代表,他们对人民是负有责任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于民族、国家危亡之秋以及相伴而来的国内外矛盾,而不只是简单的阶级矛盾。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产生复杂的利益分化与利益冲突。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在市场经济带来的民主意识、民主参与还没有普遍化的情况下,在具有自由、自立、自主个性的公民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一个政党,代替历史上“皇帝”的角色,尽可能地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整合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治国理政思路及对各级组织和执政骨干的要求,对于社会利益的整合虽然是间接的,但它的作用和影响甚为巨大。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加快了指导思想创新的步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共产党要做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明确了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明确了所有由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新生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强调要“以人为本”,强调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构建一个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不同的社会利益之间还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把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主张所有人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以指导思想创新来加强社会利益整合,是十分必要的。

  执政党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有必要也能够做到,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那就是,在阶级开始分化的条件下,党的执政基础在哪里?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解决的是党的社会基础问题。党的阶级基础,还是最基本的社会群体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特别是,中国社会正处在加速转型时期,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不断地产生,农民阶级队伍还很庞大,而且往往因土地丧失、农业弱势、社会保障跟不上而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群体。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弱势化现实。在这个风险突发的世界上,如果出现独联体国家那样的“颜色革命”,执政党能够依靠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清醒,不应该回避,也不能视而不见。

  

  2.以核心价值创新引导社会思潮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中国的社会思潮日益显现出多样化特征。社会思潮的日趋多样化,是利益已经分化了的不同阶级阶层的主观反映,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客观结果,更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动力。然而,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健康地运转,在思想意识上,就不能只有多样化。多样化之中,还需要有引导多样性社会思潮的主流思想,为社会运转提供最为基本的价值支撑。

  人们经常说,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群主义等思潮百花齐放。实际上,在这种种名目繁多的“主义”之中,也不是没有主流支流之分的。一直以来,自由主义居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主义把个人看成是第一位的,是比人类社会及其制度更为“真实”或根本的存在,因而自由主义追求的自由首先是个人自由,主要是免于国家控制、干涉、限制和强制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思想从本质特征上来看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它思考的是法律和国家机器,而不是雇主、垄断和经济卡特尔的经济权力,或者土地所有者的社会权力,或者沟通手段的权力”(32)。这样的自由,事实上成为“积累无限经济资源的自由”(33)。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非常“微妙”,以至于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34)。对于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与一元性之间的关系,当代自由主义大师罗尔斯设问道:“当一社会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因其诸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形成深刻的分化时,一个正义而稳定的社会何以可能保持其长治久安?”(35)答案是,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达成“重叠共识”——“在此种共识中,各合乎理性的学说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共同认可这一政治观念。社会的统一建立在对该政治观念的共识之基础上;而只有在达成共识的各种学说得到政治上积极行动的社会公民的确认,而正义要求与公民的根本利益——他们的社会安排培育并鼓励他们追求这些根本利益——又没有太大冲突的时候,稳定才有可能。”(36)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建立在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优先性的基础之上,是他极力提倡的各种学说都认可的、达致秩序良好社会的政治正义观念。尽管罗尔斯研究的对象是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存在着多样社会思潮的社会,要想稳定健康地运行,都需要在多样的社会思潮之间寻求一种大家都认可的主流价值。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张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党的十七大进而提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引领社会思潮的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开宗明义的是,一种社会思潮或制度的核心价值,必须是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来说的价值。自由主义基于“人生来是自私的”理论假设,把个人自由推向极端,刻意忽视了人的不断社会化过程。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既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也必须围绕着人的这个本质展开。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劳动交换以及利益分配关系,这是物质生产的第一性决定的。在社会分工还存在的情况下,谁从事什么,应该得到多少,丧失或缺乏劳动能力的人怎么生存与发展,成为形成社会价值、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二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温家宝的这个论述,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问题。

    与罗尔斯以个人自由为目标或前提的政治正义观念不同,我们所说的社会公平正义是首要价值,在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序列中居于优先地位。社会主义,作为只重视人的政治解放而忽视人的经济、社会解放的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继承者,把人的全面解放与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最高命题,自然应该把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社会思潮,各个阶级阶层的价值观念,可以围绕着这个核心价值展开自己的论述,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最终实现社会利益的理论整合。

  

  3.以制度安排创新加速社会流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平台的不同社会利益理论上的整合,必须通过一系列为多数人认可的制度安排才能最终实现。从社会学视角看,有效的社会流动,是整合社会利益的重要途径,也是弱化等级与阶级分野、形成以职业认同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社会学用先赋性和后致性理论来研究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这种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社会位置,主要由等级、阶级和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所决定,由继承父辈的社会地位而来,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后天努力,特别是由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后致性因素所决定,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人们发现,在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这种先赋性因素对中国人初职地位的获得不但呈现着明确的影响力,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居于较高社会地位的父亲(或母亲等),能够有效地帮助自己的子女,使其在现职(终职)地位获得中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维持了他们阶层地位的代际继承性。“受教育水平”较高、但“职业地位”相对较低的那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传承,为子女创造比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使子女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38)。具体来说,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阶层等社会底层和中下层的子女,向比较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明显减少,特别是农业劳动者成为代际继承性最稳定的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等等级比较高的社会阶层,代际继承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在高层、中上等级阶层与中下层和底层之间,逐渐显现出难以跨越的社会结构鸿沟,底层的贫困也就传递给了他们的后代,同样中上层的富裕也由他们的子女承袭(39)。

  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社会还存在着由社会流动不畅通造成的贫富差距代际传承和趋固化,实际上是等级固化的危险信号。这样一种现实,从根本上讲与我们的制度安排有关。我国推行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承载的是工业化初期不得不实行的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利益侵夺,由此造成理论上身份平等的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权益的不平等。教育、社会福利等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不同省份与区域之间的不均衡配置,客观上形成了种种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先赋性因素。特别是固化的户籍制度和公共教育失衡,这两个阻碍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导致了越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乡村,同期群的孩子们获得的教育文凭就越低;而越是在大城市出生的同期群的孩子们获得的教育文凭就越高;甚至劳动、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户籍不同也使得同期群的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不同以至于未来命运的截然不同。社会政策方面的不平等,绵延千年的“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生产资料占有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作用,造成我国社会结构的奇特性状况:教育、个人技能等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后致性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但父辈职业、户籍身份等先赋性因素所导致的等级现象还大量存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由生产资料占有所决定的新的阶级分化现象也开始萌生。种种情况,使我国社会转型的风险大大增加。

  作为担负着厚重历史责任的执政党和政府,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消除这种潜在风险。首当其冲的,是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建立起起点公平的教育制度,建立起共享社会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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