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汝:关于阶级问题的几点新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0 次 更新时间:2009-04-01 23: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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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汝  

  “宋代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人们入仕不再受门第的制约,选拔官吏基本通过科举,孙以祖贵的现象不多见了。宋代地主阶级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宦室无常,庶民地主有所发展。即官僚集中的太湖流域也不例外,……这时地权分配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黄淮流域广大地区,地权分散程度远超过江南。到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前期,土地关系发生了更大变化,主要是庶民地主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封建依附关系大为削弱,如主佃间及主雇间相互关系的变化”(20)。地权逐渐分散,庶民地主与自耕农、半自耕农得到同步发展。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自耕农私有制也大量存在,两者之间并没有森严的界限而是不断地转化。这种土地所有制情况,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特征——阶级分化不严重。

  阶级分化不严重,还有社会政治上的原因。第一,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阶级,是中央集权的经济社会基础。“一个经济上能够生存的农民阶级,是一个政治上成功的政府的社会基础”,始终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控制的基本政治逻辑。相应的国家政策,是抑制土地兼并,扶持小土地所有者,“力图创造一个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小农阶级,以减少其对于豪强的依赖”(21)。二是土地买卖自由。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点,是土地私有始终占主导地位且可以买卖,地主、商人和官僚往往实现三位一体的结合,不断爆发的农民战争对土地的再分配起一定作用(22)。尽管受到宗族势力的干预,土地买卖不是很自由,但毕竟为土地的上下流转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打开了一条有效的通道。三是分家制度。在土地等家庭财产的继承上,西方封建社会实行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家业。中国则不同,实行土地等家庭财产在男性继承人之间平均分配的制度,分家在事实上发挥了破坏土地积累的作用。四是开放的科举考试制度。布衣可以为卿相,科举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是弱化阶级分化的制度性原因。

  进入近代,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村肯定有阶级分化产生,……但更令人注目的是小规模农民耕作的延续。从事这种耕作的农民能够在一生中,多次改变其土地使用占有地位和劳动力分配方式,并且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有限度地上下移动。……中国农民把耕作与手工业结合在家庭内,这种结合有时可能被商业渗透所改变,但很少被摧毁。财产关系通过分家和土地交易而起作用,在中国许多地方助长了一种使得阶级分化不甚严重的社会制度。”(23)

  不管中国的阶级发育到什么程度,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没有经过充分的工业化,就难以产生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化”的“阶级对立”。一种值得深思的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由“五四运动中分化出来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成功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完成的。从社会政治图谱来看,“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过去说,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24)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它的理念与实际政策的背离:一个是在农村无所作为,没有搞土地改革,“把广大农村让给了共产党”;另一个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没有真正反帝,不平等条约、租界等基本依旧,使本来支持国民党的“中间派、资产阶级渐渐感到失望”(25)。换言之,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讲阶级斗争,只是为了革命,为了弄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而非是西方经典意义上的、从自发到自觉的、经济社会意义上的“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一开始还坚持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包括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偏颇,不久就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1957年之后,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占有生产资料的群体已经不存在了的情况下,党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社会的主要矛盾,迅速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对内对外全面而虚幻的阶级斗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建立在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基础之上,实际上也属于恩格斯所说的“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由于种种复杂的国内外原因,这些国家发生了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了新政权。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曾经重视的“阶级斗争”,已经被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取代,其中一些矛盾还成为制度解体、执政党下台的重要原因。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理论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不能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教条。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发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6)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他的理论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反对把这种理论“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然而很多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把他的理论当成僵化的教条,最终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价。

  

  三、有利于阶级发育与分化的条件正在中国出现

  

  1978年,中国拉开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帷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结束了,经济建设成为执政党和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废除了,以价值规律为基本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生产资料公有(国有与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和“一大二公三纯”的谜思打破了,民营(多数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个体(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等非公有经济蓬勃发展起来,混合经济模式业已初步形成。经济市场化,所有制多样化,不可替代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

  以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首先表现在,“人民”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前,“人民”这个概念更多地侧重于整体意义上的“人民”,而忽视了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民”。不仅如此,群体意义上的“人民”,表面上是属于不同的“阶级”,实际上还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等级,享有不同的政治社会权利。还有一些群体,甚至身处“人民”范畴所涵盖的范围之外,是“阶级敌人”。改革开放的首要成就,就是把个人从政治意蕴强烈的阶级分野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具有独立利益意识、具有独特价值追求的活生生的个人。与此同时,群体意义上的“人民”也发生了分化,改革开放以前那种固化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逐渐走向解体,社会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除传统的工人、农民群体外,曾经被传统意识形态排斥的新的社会群体,如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人员、个体劳动者等,纷纷涌现。

  “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所发生的变化,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迁是同步的。改革开放以前那种近乎静止的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利益结构开始走向瓦解,利益主体日益向个体化、多样化方向发展,个人利益在社会中取得了合法、合理的地位,群体与阶层之间的利益边界开始清晰,打破了过去那种利益主体简单化的状态。与此同时,利益分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开始成为利益分配的依据,市场机制逐渐成为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另一方面,旧的利益格局还留有浓重的痕迹,一些利益群体还在以非市场化的手段牟取利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工农群体仍是我国最基本的两个群体。他们内部的分化也很严重,如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职业和生活环境已经改变、但社会身份仍是农民的农民工群体,从工人阶级中分化出就业困难、医疗无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的失业工人群体等等。从总体上说,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群体;但从横向比,这些群体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或较大受益群体。特别是工人群体,为改革付出的代价最多,实际经济社会地位下降得也最厉害。

  对这种现实,我们能否以阶级分析理论予以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多用“阶层”而弃用“阶级”来分析社会结构,实际上是回避阶级问题(27)。其理由是,“阶级”这个概念利益冲突色彩浓厚,一提起“阶级”就难免让人联想起“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和毛泽东当年在对阶级问题进行分析时,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制度”,“他们的分析特别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执政党”,“需要相应的调整阶级阶层问题的分析思路”(28)。应当承认,较之“阶级”概念,“阶层”这个概念,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资源的占有上来划分社会群体;较之单单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社会群体的“阶级”概念,其覆盖面更宽,分析力更强。但如果只是因为其覆盖面窄、冲突性强而弃用“阶级”分析方法,明显不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无论是只强调“有机界的和谐的合作”,还是“到处只看到斗争”,都是“片面的和狭隘的”。“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29)这一论述也适用于人类社会。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关系,并非全部是斗争,也有合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市场经济初期,无论承认不承认,以生产资料占有、雇佣劳动为基本特征的阶级现象,都是一个客观存在。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物质生产和社会文明水平发达到一定程度,生产资料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性被职业、教育、公共福利等超过时,阶级现象才不再成为社会分析的焦点,阶级分析方法也相应失去其历史价值。

  如果承认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利益分化,如果承认划分阶级的基本依据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情况,那么可以断定,中国社会现正处在阶级形成的开端。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自然半自然经济状态下,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中国所具有的,是从事不同职业、享有不同权利、封闭性很强而流动性很弱的政治等级——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管理者、工人和农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化、所有制多样化,表现在社会活动主体上,就是阶级分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程度、个人技能、职业身份等因素在人们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出来。这个现实,要求我们既要重视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基本特征的阶级现象,也要重视以职业、权力等因素决定的阶层现象;既要高度关注阶级阶层之间利益矛盾与冲突,也要强调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一致与合作,并采取有效的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以化解矛盾与冲突、增强协调与合作。

  

  四、执政党亟须采取措施弱化阶级分化,加快社会利益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于阶级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大多数社会矛盾不再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个观点,是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依据,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到十五大报告,以及现行宪法和党章中,都有明确的文字表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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