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清官”考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2 次 更新时间:2009-03-08 18: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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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  

  吏不敢以丝毫欺也。虽练习律令,而不为峭刻,断狱必求厌人心,摧抑强猾,扶卫愚弱,所治职事皆有方略”,“其奉养俭素,自为布衣至二千石,饮啜服用,未尝少异”。[26]   

  古代生产水平低,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历代都不可能为低官提供优厚的官俸。古代有关养廉的议论和措施,不可胜计。宋朝名相王安石就是一个力主高俸养廉者,他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27]他承认当时的清官“千百而无十一”,还不足百分之一。但他实行变法後,如前引李新之说,还是“廉吏十一,贪吏十九”。正如元朝的女真人乌古孙泽常说的一句话:“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徳。”他“身一布袍数年,妻子朴素无华”。[28]养廉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俭”。自奉不俭,薪俸再厚,到头来还不是贪得无厌。   

  清朝雍正皇帝特设养廉银,“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29]“知大臣禄薄不足用,故定中外养廉银两,岁时赏上方珍物无算”。[30]其效如何?清朝是否就因此灭绝了贪官?高薪养廉在历代已屡行而无效,如今居然有人将它当作反贪的新建议和新发明,岂非过于荒唐而浅薄。况且既有马克思的明训,强调一切干部的中等工人工资原则,又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历史上看不到有因高俸厚禄的养廉而培育的清官,也看不到真正因穷困之至,揭不开锅,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贪官。清官与贪官的根本区别,全在于个人操守。   

  清官不仅须忍受生活上的清苦,而在官场大都是蹭蹬不得志。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而粪土上浮。得上司青睐,能排挤同列而上浮者是粪土,而被上司厌恶,受同列排挤而下沉者是黄金。中国成语有“结党营私”一词,确有科学的内涵。盖在官场中,欲营私就必须结党,不结党则不足以营私。受众多贪官排挤者正是清官。在官场中,施展各种歪门邪道而得利,而窜升者,则是贪官。正如宋朝陈宓所说:“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黙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31]这正是官场的常态。   

  宋朝著名的抗金英雄宗泽是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进士,而奸相兼大贪官王黼则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进士。[32]宗泽“质直好义”,是个“自奉甚薄”的清官,[33]却因拒绝执行宋徽宗的错误政令,屡遭贬黜和处分,屈沉下僚,直到北宋末,还只是当一个磁州知州。然而晚十二年的进士王黼却得到宋徽宗的宠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拜特进、少宰。由通议大夫超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34]就在同年,“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35]宗泽抵制宋徽宗耽溺道教,劳民伤财,兴修神霄宫之类宫观,受到极重的处分。宗泽年近七旬,在国难当头时,方得崭露头角,在临终前不到两年,生命大放异彩,却是非常可悲痛的异彩,否则,他肯定在史册上是默默无闻的。两人的荣枯岂不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金朝末年,陈规上奏说:“县令之弊无甚于今,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时贪纵,庸懦者权归猾吏。近虽遣官廉察,治其奸滥,易其疲软,然代者亦非选择,所谓除狼得虎也。”[36]在古史上,贪官惩治贪官,新贪官取代旧贪官,换来换去,就是“除狼得虎”,当然非独金季而然。   

  《历代名臣奏议》卷67载郑介夫说,官员“满替”,“彼贪污者家计既富,行囊亦充,赴都纵贿,无所不至,每每先得美除。彼㢘介者衣食所窘,日不暇给,至二、三年闲废于家,虽已给由,无力投放,及文书到部,复吹毛求疵,百端刁蹬。幸而入选,在都待除,淹困逾年,饥寒不免。则急进者可以速化,恬退者反有体覆保勘之挠,是朝廷诱人以奔竞也。今大小官正七(品)以上者省除,从七(品)以下者部注。然觧由到省,例从部拟,吏部由此得开贿门”。他所反映的是元成宗时的情况,清官的遭遇,与宋金如出一辙。   

  《孟子·滕文公下》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今的史实证明,这是很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但中国古代的一些清官确实以自己的立身行事履践着这条古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人言可畏,舆论对压制贪腐,无疑有巨大的作用。由于贪官的缺德,从来也没有一个贪官,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要当贪官,以当贪官为荣。秦桧和严嵩是个鲜明对比。专职纠劾贪腐的台谏官,不过是由秦桧牵线的一群恶犬,他们只是按其政治需要,去吠咬异己,而对秦桧,只能是挖空心思地用各种谀词,去称颂“圣相”的盛德。然而严嵩却根本没有那种势焰,他当权之际,一个又一个的正直的官员,前仆後继,不断向嘉靖皇帝参劾他的奸贪。但嘉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完全不听正论,而支持、包庇和纵容严嵩的奸恶。“前後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鍊、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鍊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37]在等级授职制下,即使有正论,当时又起了什么作用,起作用者倒是倡正论者反而惨遭严嵩的迫害。   

  在等级授职制下,百姓的好恶和口碑,决不可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升沉和荣辱,而上级或最高权力的青睐,才是升沉和荣辱的关键。《聊斋誌异》卷8《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術能令上台喜也?”于是尽管百姓骂声不绝,许多贪官照样节节窜升,神气活现。   

  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於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各朝各代大致都有清官,但清官不起主导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更无法挽救危亡。   

  即以明朝为例,《明史》卷258《韩一良传》说,“庄烈帝初在位,鋭意圗治”,““澄城人韩一良者,元年授户科给事中,言:‘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38]《春明梦馀录》卷48载崇祯皇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在明季的危局中,崇祯皇帝非常感叹岳飞这句名言,但他面对的,则是文武官员依然醉生梦死,文官爱钱又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的现实,不亡何待?   

  如今的名牌产品,往往带来伪冒的问题。古代的清官也可算是名牌,就难逃伪冒的厄运。《儒林外史》第八回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大约是来自清代的民谚。《世祖仁皇帝圣训》卷45载康熙四十三年说:“目今巡抚皆有廉声,而司道以下,何尝不受州县馈遗。总之,此时清官或分内不取,而巧取别项,或本地不取,而取偿他省。更有督抚所欲扶持之人,每岁暗中助银,教彼掠取清名。不踰一、二年,随行荐举。似此互相粉饰,钓誉沽名,尤属不肖之极。”同书卷46四十八年说:“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岳飞云:‘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命,则天下太平矣。’”他对岳飞有民族偏见,力图在军事上贬低岳飞的战绩,但对岳飞这句名言,却是感慨甚深。五十五年又说:“或有人自谓清官,纵妻子、奴仆暗受贿赂,以此为清,朕断不许。如此清官,何益之有?”雍正的《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71载:“余甸以清官自居,乃亦收受朱成元之餽送。”他们身为九重之主,对假清官的了解,其实也是片断的、皮毛的,决不可能深悉假清官的所有花招。他们明知清官有伪冒,也可抓出个别假清官,但对众多的假清官,事实上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三、应当严格区分公仆和清官

  

  史实证明,等级授职制必然产生诸如裙带风、卖官等各种人事腐败,必然成为贪官污吏的温床,贪腐现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而编织成庞大的贪腐保护网。贾宝玉颈上有块保命之玉,而等级授职制就是多数贪官污吏脖子上的保命之玉。王春瑜先生强调反贪必须“走出轮回”,其最重要的一条,无非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不如此,就不足以“走出轮回”。   

  前一阵,关于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争论,十分热烈,这总是好事。我读了一点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总感觉有相当大的遗憾。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说不上有专门研究,但是,为何一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竟对马克思主义大力倡导的巴黎公社原则,反对和批判等级授职制,强调直接选举制的明训,似乎是视而不见呢?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却要把巴黎公社原则排除在外,是不应当的。对等级授职制是批判,还是维护,要不要按马克思主义的教导,逐步用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是不容回避的。   

  马克思总结的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是昭昭然的,确切到不容今人有任何误解。为此,有必要再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相关言论再摘引一遍。恩格斯一段经典性的论述:“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支付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马克思特别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说:“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中国古代大量的史实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批判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就是用很大的篇幅阐述巴黎公社原则。他特别强调工人工资的原则:“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好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他尖锐地抨击说:“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他还说,“更完全的民主”只能是“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立即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按照上述言论,公仆之所以成为公仆,不外乎两条,一是由直接普选制产生,如果选民不满意,就可随时撤换,二是他们只能有工人工资的待遇。所谓工人工资,当然是指公仆只能维持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那种工资以外的事实上的高消费和高享受,即列宁所谓“金钱特权”,当然是与巴黎公社原则相背的。这两条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构成了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素。因为这两条内容虽然简要,确是能起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设想未来的新社会经济上要实行公有制,但也必须同时有政治上的配套措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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