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魂兮归来!——一个女右派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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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对此,学校规定,可以轰走,不能打死。《李壮士打狗孝主》说的是,“学校一位湖南籍的总务长(且隐其名),非常嗜食狗肉,食堂管理员李某,为了讨好奉迎,竟将校邻农家之狗,打来享宴总务长。李某长得身材魁梧,堪称‘壮士’,因煮狗肉时,需借用食堂的锅盆餐具等,厨师不允,李壮士便以其职权之威,强行为之。事后李壮士将剥下的狗皮,塞给厨师,以掩其口。”文章由你根据大家采访来的素材,整理加工成文,最后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为什么同学们端端推举你来执笔?未必是她们早已预料到后果之严重——除非她们已知道有“引蛇出洞”的阳谋,多半是大家都知道,你热心为大家服务,而且写作课成绩优秀,中学时就经常有作文登载在学校板报上。

  此文最初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出来,后来收入你班编辑油印的《苦药特辑》。在“苦药社”被定为反动社团之后,所有在《苦药特辑》中刊发过文章的人,都在劫难逃。也许因为此文是集体采访,你只是整理加工并加了个题目的缘故吧,开初并没有把你定为“右派”,只是责成你在青年团内检查。可是,你检查了几次也没有通过,于是,你的“犟”劲儿来了,直截了当地说:“不就是要给我定右派吗?那就定吧!”于是,就给你定了,而且还是个“自报奋勇的右派”!如果当时你能预料到,这样一句话要以生命为代价,你就会长点儿心眼,你就要学会拐弯抹角,油嘴滑舌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使不说,你能幸免于难吗?不能的。最近,我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中得知,1957年6月18日,毛泽东曾派人拿着他的手书到北师大找过党委书记何锡麟,手书的原文如下:

  何锡麟同志:

  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到你们那里,请你将你们学校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你无时间,请介绍一位别的同志同他一谈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林克在了解情况之后,毛肯定又作了什么指示,可这至今仍是秘密。也就在此时,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除了要把了解他之为人的黄药眠先生划为右派,还干了什么勾当?据说,师大是这个整人老手亲自抓的点,他曾经说过:“铁狮子坟闹鬼闹得那么厉害(铁狮子坟是师大所在地),怎么才这么几个右派?”在那些日子,他们可能作什么指示,那是可想而知的。连一个老党员、系主任在他们的指令下都成了右派○1,我们这些无名小卒岂能幸免于难?还有,你也许不知道(我是最近才知道的),与你有牵连的新凤霞也是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毒打致残,只是由于她是人们热爱的好演员,演戏还离不开她,不得不把她的遭遇秘而不宣。她的“罪状”,是因为坚决不与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那时,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株连”术发扬光大的岁月,你是钦定的“六教授”之一的黄药眠的学生,与右派的老婆新凤霞同有一个“巧儿”的美名,再加上那明摆着的《李壮士打狗孝主》的“大辫子”,且别说你是否资产阶级小姐,把你划为右派都绰绰有余了!你说,我的话对吗? 我们年级一共240多人,大约50多人被划为右派,几乎是四分之一,若加上因犯错误而受到各种处分的,则几乎占了一半,是京城高校学生的重灾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把你定为“右派”,并没有开过全班大会,直到你也参加留校劳动时,你班男右派才非常震惊地知道你也入了“另册”。可能是团小组最后定的,很可能也是在“上面”的指令之下,扩大了再扩大,补划了再补划的吧!我们丙班就补划了三人,不知你们乙班补划了几人?

  李授珊《悼念沈巧珍同学》一文中还提到另一个人:“不久,我们班另一位印尼归国华侨同学黄家榜,当苦药社闹得仰脸翻天时,他身患阑尾炎,手术住院,恰于此时出院了。听闻此事,义愤填膺,说:‘党领导整风,发动群众提意见,等人家提出意见,又要整人家,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孤军奋战,自个儿深入学校厨房,找到那位厨师,重新核实情况,并将那张狗皮也索取回来,非要当众理论此事不可。可是,还没等他去理论,阑尾炎刀口,由于没休养好而发炎,又住进了医院。当他躺在病床上时,万万没有想到,他也被打成了右派,而且还呼之为‘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为什么说他“孤军奋战”呢?原来是,他一手拿着重新抄写的大字报《李壮士打狗孝主》,一手抖着狗皮,要在食堂前开辩论会的时候,《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表好几天了。人们内心充满疑问,虽然仍然有人暗中支持,却没有人敢响应了。

  一篇短文,实事求是地揭发了货真价实的不正之风,竟使两位/许多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好青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另类”,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怎么能不在神州大地通行无阻呢!

  1957年10月下旬,在右派们结束几个月的留校“学习劳动”之后的一天,系办公室的人把你叫去,要你在《沉巧珍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上签下你的大名。你看了这份手写的错别字不少的《意见》书 /《判决书》,惊呆了:想不到在团小组会上出于气头的一句话,现在竟然变成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竟然要背着“一般右派”的罪名,经受一年的考查!可是,我哪儿有一丝一毫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哪!不,是热爱,是一片忠心,是一种责任感,使我不考虑个人,坦诚进言的。我拒绝签名!但是,留校“学习劳动”几个月的目的,不就是要我们“口服心服,永不翻案”吗?还未走出校门,就要翻案,那还了得?岂不又会成为翻案的典型,挨批,挨斗?甚至,还会罪加一等!代系主任肖璋先生早就提醒我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是否能从轻发落,就看本人的表现了。”罢!罢!罢!这正应了一句古话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只有自吃其果了。再说……不是要我们相信组织,相信党吗?……总有一天会理解我的……你思前想后,不得不在那“判决书”/“意见”书上签了名,什么“意见”也没提。当然,当时你只是下意识地想:提什么意见也没有用了!并不是后来事实告诉我们的,“有什么意见尽管提”○2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只是给人以“民主”的假象罢了。

  然后,你独自悄悄地大哭一场,便孑然一身,到了永定门火车站,登上西行的列车。面对冷冷清清、没有欢送、没有话别的火车站,四年前那彩旗招展、热烈欢迎的场面清晰地呈现在你眼前,泪水模糊了你的双眼……巧珍啊,别难过,莫悲伤!这时,有人在默默为你我祈祷呢,这是我写此文时才了解到的。其中一人,是一入学就钟情于你的男同学。你跟我一样,有个不懂人情世故的鱼木脑袋,心无旁骛地为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人民教师埋头读书,从未考虑过要抓紧读大学的机会找个可以依赖的人。因此,你几年来对他的好心也始终没有感知。等到知道时,为时已晚。很久很久以后,这个男同学,曾去看望你的姐姐,谈话中说到你时,他曾无法抑制内心的愧疚,痛哭起来。

  此外,还有不少男性难友在为咱们祈祷呢!也许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吧,女同学大都不愿过问政治,只有你我这种听党的话一心一意帮党整风的傻瓜,才会有“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无私无畏,才会落入政治的陷阱。当男右们发现“另册”中也有女性,而且有纯朴、文弱、可爱的你时,无不惊呼:“我们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元曲名家关汉卿语),什么都能顶得住;她们是个蒸就烂煮就熟捶就扁炒就爆血肉之躯的弱女子,只怕她们顶不住啊!”他们无不暗中为咱们祈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老天爷啊,求您给她们信心,给她们力量,让她们能平平安安地熬到可以开怀大笑的那一天吧!”

  巧珍啊,如果你早知道这些,也许你就不会走得那么早了吧?

  

  (三)

  

  1957年11月初,你手拿户口和北师大开的介绍信,到四川省教育厅报到。四川省教育厅当然要把你分配到“最能考验”你的地方,你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四川盆地南部的自贡市。那里,大面积贫瘠的土地,正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大量缺乏文化知识的人民,正等待着教师去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你和我一样,都认为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是自己用武之地。于是,你到了自贡市新建区的一所完全中学报到。岂知,那年代,一切都是反常的。在那里,你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展出的赤身裸体的动物,人们看你的目光,就像一只饿极了的猫看着吊在房梁上的肥鱼,且不说那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和那不能表现于言语的觊觎,单是那目光就会使被看者上吊……别人不会称你为“同志”,你也不能称别人为“同志”,不能对人们说:“我爱祖国,爱人民,爱党”,连把爱奉献给革命接班人——学生,也不能,因为,他们说,你会在讲台上放毒。你只能扫厕所,扫办公室,擦桌椅板凳、敲钟打铃、排课表、刻钢版……别人不愿做的事,都落在你头上,有几年还被下放去“劳动改造”。每月只拿20元生活费。

  后来,校长调去支援地处穷乡僻壤的一所初级中学,你也随他调到了那里。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你住的房子,是那年头贫穷落后地区最常见的平房,低矮、窄小、阴暗、潮湿、寒冷,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厨房、饭堂,还是生儿育女的产房和育婴室。学校没有食堂,没有自来水。食物及一切生活用品,都必需步行到远处的集市去买,但市场上的物资非常匮乏。

  有件事却使你非常高兴,学校除了校长,只有你一个大学生,你终于可以走上讲台上语文课了。困难当然很多,没有教研室,没有图书馆。被打成右派之后,你认为知识 / 书本是万恶之源,一怒之下,把除了毛主席著作以外的书籍、讲义及全部日记信件全都烧掉了。你要两袖清风地重新开始!可现在,不仅没有人可以请教,连一本可以查看的书也无法找到。幸好,大学四年勤奋刻苦的学习,给了你深厚的功底,现在就把它们倒出来,现炒现卖吧。

  在那全民闹饥荒的日子,为了活着,你得花很多时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得花许多心思来对付那些又肥又大的蚊子、臭虫、虱子、跳蚤和苍蝇。有时,这些无处不有、无孔不入的小生物,把你折磨得欲哭无泪时,你儿时念过的儿歌,就涌了出来:

  一二三四五,脱衣找虱子。

  虱子找不到,找到虱子蛋。

  虮子有几个?我来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时,课文中的一个难题,使你绞尽脑汁,长江边上纤夫吃力前行的情景,便会呈现脑际,雄浑底沉的纤夫号子,跳到嘴边:

  嘿哟,嗬!脚蹬牢哟!

  嘿哟,嗬!合力拉哟!

  我拉着,古老的船,

  拉的是,受难的祖国,嗬——嘿!

  拉的是,受苦的人民,嗬——嘿!

  ……

  诗歌,把你带回幸福而又充实的童年,使你想到远方为你牵肠挂肚的母亲和姐姐,让你超越眼前的痛苦,想到梦寐以求的美好明天。于是,童年攀登石坎的犟劲儿又来了,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了。

  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怀着“爱一切人”的仁爱和宽容,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备课、上课、批作业、改作文,获得学生、老师和校长的一致好评。学生巴不得堂堂课是你上,都说,上你的课是最大的享受;老师们经常找你商量切磋,甚至请你帮忙写教案……

  1960年11月,你摘掉了右派帽子。被划为右派后,你不敢告诉母亲和姐姐,因为,你无法写。如果不想对最关心你、最了解你的亲人隐瞒真相,就必须把留校“学习和劳动”几个月的痛苦历程源源本本地告诉她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明实际并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组织上一再说“是阶级本能使你们走上反党反社会主道路的”,一再要求咱们“口服心服,永不翻案”,只好相信组织,相信党,按要求在“判决书”上签了名。这无异于是要她们经受一次活生生地剥自己的皮的剧痛,年迈的母亲、体弱的姐姐(你姐姐有心脏病,是吧?)能承受得了吗?而对你自己,将会有“翻案”之嫌。那就违心地说假话,把那份“判决书”上列的“罪状”一条条向她们复述,然后说:“妈妈、姐姐啊,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和教育,辜负了你们的殷切期望,在北师大的四年,我变质了,我堕落了……你们就忘了我,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没有我这个妹妹吧!”且不说她们信不信,你可能还会担上“污蔑社会主义大学”的罪名呢!思前想后,你只好什么也不对她们说。直到一年多之后,你从许多报纸的有关报道中得到灵感,才把这噩耗告诉她们,说:“你们看到XXX、XXX、XXX……被划为右派的报道了吗?一年多以前,我和他们一样,也戴上了右派帽子……请别为我难过,我决心向他们学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保证认真努力改造自己,尽快摘掉帽子,回到人民内部。否则就不回家看妈妈。”现在,你终于以比我短的时间完成了艰巨的“改造”任务——原定一年的考查期,实际是三年,比我少两年!你立即不无自豪地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信纸上只有七个大字:“妈妈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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