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3 次 更新时间:2009-01-15 16: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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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发松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又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53]。陈氏治史之深受宋代史学影响,王永兴氏论考甚详[54],今稍作申论。陈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开首云: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又《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云: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近二十年来(按:陈氏此文作于1935年),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

  看来,陈氏是将宋代史学与民国以来接受了近代西方思想学术影响的中国新史学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他认为宋代史学具有近代特征。上面曾经谈到,陈氏也主要是根据文化,作出唐代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论断,即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转变。不过按照陈氏的习惯,他不会以“近世”之类的概念来界定这种新局面。又白乐天《琵琶行》描述他在寻阳江上夜邀长安故娼宴饮弹曲之事,南宋洪迈曾怀疑实无其事,理由是“唐世法网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宦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云云。陈寅恪氏《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称:

  容斋(洪迈)所论礼法问题,实涉及吾国社会风俗古今不同之大限,故不能不置一言。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此可取今日日本为例,盖日本往日虽曾效则中国无所不至,如其近世之于德国及最近之于美国者然。但其所受影响最深者,多为华夏唐代之文化。故其社会风俗,与中国今日社会风气经受宋以后文化影响者,自有差别。斯事显浅易见,不待详论也。惟其关于乐天此诗者有二事可以注意:一即此茶商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下略)

  上引可见:1、陈氏所谓“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显与内藤氏“唐宋变革论”同调;2、由于“中国今日社会风气经受宋以后文化影响”,故陈氏谓唐宋礼法之别,“实涉及吾国社会风俗古今不同之大限”,此与内藤湖南“认为宋代形成的中国新文化,仍旧延续到现代,换言之,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与清末的文化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几无二致[55]。3、陈氏谓“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视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言外之意是宋代并不如此,以致容斋不信实有其事,是犯了以宋准唐的错误。这与内藤湖南认为宋代平民地位提高,亦为相通。4、二氏也有明显不同,那就是陈氏认为日本多受华夏唐文化影响,近世则受西方影响,并无上述内藤、内田、原诸氏认为日本近世的形成,有一个由接受唐文化转变为接受宋文化的过程。

  内藤氏与陈氏的相异之处,在学问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出学问之外的一个侧面。陈寅恪氏年青时代即潜心学术,于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内藤氏由于其特殊的经历,年轻时曾热衷于政治,“过于插手政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欲远离政治”的陈寅恪,当其晚年,“红卫兵的政治却不放过他,终于受迫害而死”;内藤氏当其盛年,由紧贴现实政治的新闻记者生活转入“朴实的学究生活”,潜心学问,退休后卜居于交通不便的京都府南端相乐郡瓶原村,以经营“隐栖生活”,但他由于声望太高,学者、政客频繁造访,门庭若市,欲隐不得。内藤氏临死前一年扶病前往伪满洲国,其目的显然也不是为了纯粹的文化。看来政治和政治家终于没有放过他。两氏的结局如此,他们的及门弟子,都对之表示了同样的惋惜[56]。

  

  五、后论——两氏“六朝隋唐论”的遗产

  两氏“六朝隋唐论”及相关的理论、方法在学术上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上文已有论列。他们创立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遗产——文化史观,对于六朝隋唐社会仍具有独特而强大的阐释力。基于文化史观的贵族概念,其本质属性究竟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或者说是社会的还是国家的?所谓六朝隋唐的贵族政治,它与上古宗教的氏族政治,宋以后的官僚政治,以及与欧洲、日本中世以武人为中心的封建政治得以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内藤氏既以六朝隋唐为中世,又认为这是一个非封建的中世,表明中国的中世与(欧洲、日本)封建的中世二者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究竟是差异性占主导地位,还是共同性占主要地位?尽管两氏的六朝隋唐论对这些问题所作的阐释,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质疑,但他们以门阀士族居于统治地位作为这一时代的社会结构特征的基本观点和研究取向,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而且也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大体符合[57]。

  我们注意到,内藤氏关于贵族政治的概念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他曾将中国的上古、中世通称为贵族政治时代,后来将其限于秦汉时代,再后来又将其最盛期限于六朝至唐中叶。关于贵族的起源,他认为是起源于“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以郡望为其本体”,强调的是贵族的地域性、社会性或曰自立性特征,后来他将“以郡望为其本体”改作“不用说这是基于原来几代连续出任官吏的缘故”,于是又强调了贵族起源中的官僚性即政治性特征。福原启郎氏认为这一改变表明内藤氏的贵族起源论由一元变为二元,从而出现了矛盾[58]。这样一种矛盾,实际上根源于贵族制本质中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内藤氏明治四十二年(1909)最初讲授支那近世史时所写的笔记中,曾列出这样一个题目:“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指出中世时期,“至唐代出现了英迈的君主(按:指唐太宗),为了合乎国家的目的,于是拟对社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造”[59]。换言之,在此之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

  姑且不论贵族的最初形成,中世的贵族一旦成为贵族,便与官僚性或曰政治性有不解之缘。贵族定义中官僚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贵族政治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内藤氏谈到唐太宗时国家权威的强大,陈寅恪氏则谈到“六朝初期所谓高门,不必以高官为唯一之标准”,而至“六朝后期魏孝文之品目门第专以官爵之高下为标准”(见上文)。可见以政治作为唯一的标准,或者说以经济作为唯一的标准,往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可以说,怎样理解贵族制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的关系,贵族成为贵族的本源是在中央皇朝还是地方社会?是正确理解内藤湖南和陈寅恪二氏“六朝隋唐论”的关键所在,也是中日学者有关贵族制问题的争论的核心所在。看来解铃还得系铃人,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恐怕还是要回到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内藤、陈二氏的文化史观,将研究视角深入到贵族的起源即地方社会层面。川胜义雄氏曾引用杜勒鲁奇的话:“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60]当我们从起源中把握贵族制社会,也就是从本质上把握六朝隋唐的时代特征。

  内藤氏关于贵族制概念的变化,表明他的贵族制论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框架[61],或者说他对贵族本质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而只是无限延长线上的一个阶段。正如宫崎市定氏《内藤湖南与汉学》一文最后一节“他的限度”中所言:“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内藤湖南的学问有它的限度,就如同任何人的学问都有限度一样。”与陈氏同辈的岑仲勉氏,作为陈氏晚辈的黄永年氏,都对陈氏的六朝隋唐论表示过不同看法,或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批评意见[62]。因此,内藤、陈二氏的六朝隋唐论显然也有局限性。不过内藤氏和陈氏的学说的限度,恰恰构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他们构筑的研究基础,包括他们的局限性,都是留给后来者的宝贵遗产。

  

  

  【注释】

  [1]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附录《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

  [2]本书第一章“导言”。崔瑞德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

  [3]日本方面有关内藤氏的论著甚多,2001年3月(株)河合出版、内藤湖南研究会所编《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是代表最新研究水准的一部。中国方面较早的有夏应元《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近年来有钱婉约《内藤湖南的中国行——“内藤湖南与中国”初论》,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青译《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内藤湖南《楚山燕水》、青木正儿《江南春》、《竹头木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4]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载周氏《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112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6]《古代文化》第45卷第8号,京都,1993年,谷川氏此文的副标题即为《向内藤湖南的回归》。

  [7]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载田氏《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如下文所述,陈寅恪先生关于六朝隋唐时期统治集团方面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著。解放后研究者多集中于农民起义、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有关统治集团方面的研究一度陷于停滞,其原因从唐长孺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的“跋语”可见一斑:“去年冬天,同学们曾经对我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进行了严正的批判……通过批判,我认识到通贯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重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忽视阶级矛盾。在许多问题上用以解释历史现象的,总是纠缠在皇权、大族、寒人等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续编中所收论文当然存在着同样的唯心主义论点,例如‘南朝寒人的兴起’和‘拓跋族的汉化过程’两篇便是过分强调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在后一篇中不恰当地夸大了畜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差异,也就是冲淡了甚至抹杀了文化的阶级性。”唐师治六朝隋唐史深受陈氏影响,以及解放后为此受到批判的情形,从“跋语”中清楚可见。唐师1983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跋语”中称:“本书收集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二年二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写成的论文十四篇、读史释词八篇,其中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至六三年间起草……十年浩劫中,曾被抄没,幸而复归……书名‘拾遗’,纪实也,收拾于放失之遗也。”《拾遗》所收论文,绝大部分是关于统治集团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陈氏过去所关心的问题,这些论文之放失遗落,实际上是被政治放逐。改革开放后,唐先生可以重新研究这些问题,并结集出版。当时,还有一些中年学者重新就陈氏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请参拙撰《朱大渭〈六朝史论〉评介》,《书品》1999年第4期。

  [8] 本文所谓内藤湖南、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即指二氏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特征的认识和把握,以及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为求行文简便,故以“六朝隋唐论”概之。

  [9]这些词汇在正史中,从《史记》到《清史稿》均有用例,其例甚多,兹不赘举。

  [10]如日本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初版于1888-1889年;中国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初版于1904年。

  [11]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章“导言”;(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刘宁译),《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后记”(内藤乾吉记),筑摩书房1969年版。

  [12]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同氏《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

  [13]见福原启郎氏《内藤湖南中世贵族成立的逻辑》,载上揭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

  [14]依次见《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论》、《支那近世史》、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第5卷,第10卷。

  [15]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其中“门第的本体即郡望”则据上揭《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16]上揭《支那论》:“……支那的名族具有如此严重的家族制度的意味,因为是相承延续下来的,所以即使没有官爵、封土,也能自然而然地维持其名族地位。”请参谷川道雄氏《内藤湖南和中国基层社会》第3节“近世以前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史林》83-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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