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 王辉: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2 次 更新时间:2008-12-29 10: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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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 (进入专栏)   王辉  

  

  西方政治文化理论(或政治文化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后,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为其创立和兴盛期,这一时期,新兴的政治文化理论倍受青睐,成为西方社会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进入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攻讦和批判,人们指责它保守、僵化,低估了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等。在这些批判声中,许多学者放弃了政治文化研究,从而使政治文化理论退回到政治科学的边缘地带,几近被废弃。进入8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出现新的转机。80年代中期,政治文化研究初显复兴的态势,到80年代末,这场复兴全面展开,进入90年代又进一步繁荣起来。

  

  最早提出“政治文化复兴”概念的是R . 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他在1988年以《政治文化的复兴》为题发表文章, 提出“现在是矫正社会分析中的偏向的时候了”。     (注: Ronald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No.4(December 1988),p.1203.)他所说的“偏向”是指自60年代末以来,以经济变量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分析模式,将文化因素贬低到与实际不符的程度。然而,在英格尔哈特看来,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非西方国家,文化因素在政治生活中都已经日益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面对这种政治现实,理性选择理论已经陷入窘境,它要求人们在政治分析中必须重视政治文化变量的作用。

  

  如果说英格尔哈特的文章只是对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一种吁求、呼唤和期待,那么到1989年,H.瓦尔达(Howard J. Wiarda)则宣称,“政治文化眼下正在复兴”。(注:Howard J. Wiarda,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13, no. 2 (Summer 1989), p.199.)他提出的根据是,包括S.亨廷顿、A.威尔达夫斯基、H.艾克斯坦和L.派伊等政治学专业领域中的重要人物,最近都出版了运用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和文章。各种不同的研究都聚焦于民族文化因素。政治文化激励着学术界和人们的研究工作。

  

  到1993年,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者G.A.阿尔蒙德进一步肯定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存在。他为L.达尔蒙德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一书所写的序言的标题便是“政治文化的回归”。他指出,只需匆匆一瞥就会发现,仅在过去几年中,就有五本著作,两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演讲,两篇《美国政治学评论》的刊首论文,两篇APSR辩论,都是研究政治文化问题的。他说:“很显然,政治文化研究和政治文化理论已经'回归',或如R. 英格尔哈特所说,已经'复兴'。”(注:G. A. Almond, “Foreword: The Return to Political Culture”, In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u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3,p.9.)

  

  如今,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这次复兴决不是对过去经典研究的简单重复和水平延伸,如迈克尔·伯林特(Michael Brint)所说, 政治文化研究“从复兴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过去的再生、重释和再创造。它不是简单的转变,而是由被领悟到的现实需要所激发的历史的转变。”“它不应该被理解为仅仅回到阿尔蒙德的科学研究的起点上”。(注:Michael Brint,  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 Westview Press, 1991,p.132.)

  

  这里,我们就根据所看到的资料,对此次政治文化理论复兴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和新成果作一个初步的介绍。

  

  一、政治文化概念内涵的扩展:心理层面与行为模式的兼顾

  

  经典政治文化研究尽管对政治文化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把它界定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或主观取向。当80年代政治文化概念再一次被广泛应用到政治分析中的时候,绝大部分学者仍然沿用了经典政治文化研究者,尤其是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但也有一些学者尝试扩大政治文化的内涵,将政治行为视为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纳入其中,兼顾心理层面与行为模式,以防止政治文化研究将政治现象彻底主观化而造成政治分析的偏差。

  

  早在70年代,一些学者就将政治行为视为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S.亨廷顿和J.多明戈(Jorge Dominguez )就曾把政治文化定义为:“关于外在政治象征的信仰、价值以及社会成员对政治客体的其它取向。”这里的“其它取向”意味着包括政治行为。(注:Roland H. Ebel, Raymond Taras, James D. Cochra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 1991, p.7.)罗伯特·塔克(Robert C. Tucker)主张将社会的政治系统视为“现实与理想的文化模式的复合体,包括政治角色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政治结构等。”他认为,对行为的研究具有特别的价值,能够将行为与信念相比较,从而把“理想的文化模式”与“现实的文化模式”区分开来。他甚至提出,一个民族的一般文化,而不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 应该成为政治文化研究分析的焦点。 (注:Roland H. Ebel, Raymond Taras, James D. Cochra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7-8.)

  

  当然,对政治文化的这种界定并没有为多数人所接受,但在某些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中,这种界定方式很有影响。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大部分学者都反对把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截然分开,他们认为,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截然分开会赋予政治文化概念以一种保守主义的内涵。因此,他们都倾向于以将内在的主观因素与外在的行为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政治文化概念。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 )在他关于前苏联研究的著作中写道:“政治文化可以被定义为政治体系植根其中的态度和行为的基质(matrix)。”(注:Stephen Whit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viet Politics,Macmillan,1979,p.1.)与此类似,大卫·保罗(David Paul )在他关于原捷克斯洛伐克研究的著作中也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构成一个社会政治基础的价值、象征以及态度和行为模式的结构。”(注:David W.Paul, “The Cultural Limits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  Changeand Continuity in Socialist Czechoslovakia”,CO: East EuropeanQuarterly, 1979,p.3.)

  

  当政治文化研究在80年代再次兴盛起来后,一些政治文化研究者断然拒绝回到阿尔蒙德和派伊等人的轨道上,拒绝对政治文化概念的主观心理取向的解释。如R.H.埃贝尔等人所指出的,“在采用政治文化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即指出,它已经超出了对这个概念的最初规定。”(注:Roland H. Ebel, Raymond Taras,James D.Cochrane,Political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1991,p.6.)R. 埃比尔等人在对拉丁美洲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关系的研究中明确指出,“为了减小政治文化方法的危险性,我们的界定既包括政治领域中普遍的观念,也包括普遍的行为。”(注:Roland H. Ebel, Raymond Taras, James D. Cochrane,Political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9.)他们认为,在他们的研究中,为了使政治文化更具解释力,它应该被理解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况且,态度和价值两者与行为之间的界限经常模糊不清,有时还会重合,所以说在政治文化的界定上,政治态度和实际行为不能截然分开。于是,他们重新构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框架,假定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政治文化由三个部分组成:政治价值、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这里的政治价值,指的是关于一个适当的政治体系应该如何构建和运作的理想化的规范;政治态度是人们对政治过程的以现实为基础的取向,这有时被称为“典型”的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则是个人或团体在具体形势下表现其政治价值和态度的方式。(注:Roland H.Ebel,Raymond Taras,James D.Cochra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10.)

  

  诚然,对政治文化概念的这种宽泛的诠释还不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一些学者主要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研究主题和目的,将主观因素与行为模式结合起来,所以它也难以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但是,由少数学者开创的这种新的解释路径,也许会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稳定持久的组成部分,从而打破以阿尔蒙德和派伊为代表的“主观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对政治文化持续性与变化性的新解释

  

  政治文化理论的批评者指责政治文化是一个静态概念,不能解释政治变化。的确,如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经典的“公民文化”研究,从计划研究到完成著作只花了5年时间, 可见这项研究是以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的调查资料为基础的,等于从政治文化的连续体上截取一个横断面。

  

  到80年代和9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学者们有可能通过较长时间跨度的追踪研究,考察政治文化的连续性和变化性。在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学者们既揭示出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又发现了它的可变性及不同的变化形式,从而将政治文化的稳定性与政治变革统一起来,使政治文化理论在政治变革中更具解释力。

  

  为了说明政治文化的延续性,艾克斯坦等人结合政治变化来研究政治文化。他把政治变化分为两种类型,即“那些由于形势和结构条件的变化而'自然地'发生的变化和那些作为'计谋'结果的变化,也就是有意地改变政治结构和行为。 “(注:Harry Eckstein,“ACulturalist Theory of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lew, Vol. 82, No.3.(September, 1988),p.793. )对于前一种变化,即形势的变化,政治文化的反应较为复杂:其一,如果是对一般性的形势发展变化的反应,政治文化的变化应该是以维持模式为目的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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