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孚: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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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孚  

   把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等等, 其规模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一旦扣上帽子, 不但工作权被剥夺, 甚至弄到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连生存权都没有了。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 把知识分子训练成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唯唯诺诺、逆来顺受、曲意奉迎、不敢有丝毫违背。把做人的尊严、人的个性、知识分子的气节都消磨尽净。使人失去自信和明辩是非的能力, 良知受到严重挫伤, 使人成为唯命是听的精神奴才。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才能被摧毁, 民族生机被挫伤, 把中国变成文化荒漠和思想贫弱的国家。我国建国以来在思想和文化上所遭受的伤害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

  

  6. 我国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传统

  

  虽然封建专制文化传统对我国的历史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 然而, 真正塑造我国民族性格的并不是我国的封建专制文化传统, 我国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发展出通过平等、互助、互爱, 实现共同发展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理想比封建极权统治的恩想更加源运流长。这种思想古已存在,到了孔子已经系统化了, 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早期儒学是我国这种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的人的概念, 人是平等的, 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和互助互爱的关系。孔子把这种人际关系概括为“仁”。在孔子看来, “仁者人也”, 人的本质就是“仁”。也就是把别人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 因此,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用现代语言来说, 就是博爱。这种“爱人”的思想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孔于讲“爱人”、“泛爱众”, 墨于也讲“兼爱”, 虽然内涵不尽相同, 但爱人的本质是一样的, 而孔、墨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术流派。

  “泛爱众”的思想只能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关系上才有可能, 因此。孔子在马厩失火时, 只问人, 不问马。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是平等的, “入于夏则夏, 入于夷则夷”。不同的种族都是人, 没有区别。他的教育原则也是主张“有教无类”, 不分种族、等级、贵贱, 处处体现他的平等思想。这种平等和互爱的关系必然产生民本主义的思想以至朴素的民主思想。《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说:“天之爱民甚矣, 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 以从其淫乐而弃天地之性!”《吕氏春秋·孟秦记第一·贵公》也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天下(人)之天下也”孟子最激进, 他说:“君有大过则谏, 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 君可以撤换。类似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中还常出现, 但被两个多年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被权专制统治恩想所压制, 没有得到发展, 然而却仍然在形成我国民族的道德伦理和民族性格中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这种人的学说与“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是不相同的。“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既不是马克思的思想, 也不是列宁的思想。马克思主张每个人既是“为别人存在”而“别人也是为他的存在”(《马克思全集》第42卷第122页)。列宁也主张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在这一点上, 列宁和马克思的观点是相同的。恩格斯甚至还说:“我们也是从利已主义成为共产主义的, 想从利已主义成为人, 而不是个人”(《马恩全集》第27卷第12-1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利已主义指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为了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实现, 才需要共产主义, 如果说, 人的利益没有了, 共产主义的目的也就没有了, 就根本不需要共产主义。所以恩格斯才说:“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是个人”。即不是成为只顾个人利益的损人利己的人。孔子关于人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 孔子承认人有自己的利益, 但不是只顾个人利益而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 也是一种互相关怀, 互相帮助的关系。人从这种互利互助的关系中实现每个人的利益, 因此, 孔子不但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而且进一步说:“已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当自己想要建立自己的事业时, 也要关心和帮助别人建立他的事业, 自己想要求得自己发达时, 也要关心和帮助别人实现他的发达。孔子的“仁”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 建立在这样的人己互利互助的关系上才称得上是“仁”, 也才称得上真正的人。这不禁使我们又一次想到朱熹的“灭尽人欲, 复尽天理”, 和“毫不利已、专门利人”, 是多么违反人性, 这只不过是极权专制统治所强加给人民的, 与孔子的人的思想是多么背道而驰。

  孔子的人学既然是建立在人己关系之上, 因此也是建立在集体思想的基础之上, 因为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 人只能生存在社会之中, 没有社会, 没有别人, 也就不可能有自己。“仁”者二人, 表示人是集体关系, 因此, “仁”就是人己关系的表现。孔子的“仁”的思想就是体现人处于集体中的一种相互关系。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8页)。又说:“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 社会本质”(《马思全集》第42卷第24页)。由此可以看出, 孔子关于从集体出发实现“仁”的思想是多么深远。这与借集体之名来否认个人利益的极权统治者的“集体主义”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 在这个时期, 旧的封建政治秩序已经瓦解, 建立在封建社会秩序上的道德标准也巳破坏, 社会已经大乱, 诸侯互相征伐, 统治者内部互相篡弑, 礼崩乐坏, 因此孔于希望以恢复西周的礼来进行约束, 以实现以“仁”为中心的社会秩序, 这就是“克己复礼为仁”。然而孔子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周礼, 而是以“仁”为基础对周礼进行修正。周礼规定:“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 孔子主张贵族犯罪也应用刑, 而对庶人则主张实行“德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把君臣、上下、贫富之间的守礼看成是双向的, 例如“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周礼实行的是“以世举贤”的世官世禄制度, 也就是贵族世袭制。孔子主张打破等级关系, 任人惟贤的“举贤才”的制度。孔子对“礼”的修正是为他的人学服务的, 是根据他的“仁”的观点来修正“礼”。

  孔子的仁学不只是止于个人的修养。而是与治理国家的政治密切结合的, 形成一种从认识客观世界到个人修养到治理国家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伦理道德体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把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结合在一起的人的理论是我国伦理道德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影响我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意义非常深远。

  大约从战国到西汉这个时期, 儒家学者把孔子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理想概括成为理想的社会模式。在这个理想社会里, 人是平等的, 天下为公, 权力属于人民, 政府人员由人民根据贤达和才能选出来为大家服务,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关怀、互助互爱, 亲密无间的关系, 大家都把别人当自己的亲人看待, 把别人的子女当自己的子女看待, 老人、鳏寡、孤独、残疾者都得到照顾, 没有人被抛弃, 人人为社会出力, 产品供大家享用, 没有人搞阴谋, 大家以诚相待, 也没有盗窃乱贼。儒家把这种理想的社会视作大同社会。这个人类理想的模式实际上是人类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十分伟大的。

  然而, 我国古代关于人的学说虽然有重要的发现, 成为人类理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不是没有缺点的。我国关于人的学说虽然重视集体合作。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互助互爱和共同发展的关系, 但缺少个人自由的概念。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基础, 没有自由, 缺少对个人发展的激励, 整个社会就缺乏前进的动力。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 只强调集体的重要性而忽视个人在集体中自由发展的权利, 整个社会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 为极权统治的产生提供机会, 在我国的历史中产生延续两千多年的权力极端集中的封建专制统治, 甚至发展出完全否认个人权利的三纲哲学, 与我国缺少个人自由是有关系的。而在西方, 很早就发展出自由的价值观和为了保证个人自由实现的民主政治与法治, 个人的发展得到保证, 使文明的不断发展不至陷入停滞, 这与我国缺少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独裁统治, 造成历史的停滞形成鲜明的对照。

  然而,过份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 缺乏集体的观念, 很容易使人走向另一极端, 使每个人只重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 甚至损人利己, 人与人之间只剩下法律关系和人情冷漠, 在放任自由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把追逐个人利益作为发展的唯一动力, 虽然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发展, 财富大量产生, 然而并没有实现人类的普通富裕。而是走向反面, 造成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贪富差距扩大和失业问题的难以解决, 这种不是为了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个人利润而扩大生产必然要造成生产和消费的脱节, 以至两者的协调必须靠危机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虽然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 然而并没有使全球受惠, 不但发达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 而且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也在扩大, 增加了强国对全球统治的贪婪和富国对穷国的掠夺。生产的无限制的扩大加深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 破坏生态平衡, 污染环境, 使地球更加不适合人类的居住。以上种种弊端都是个人的目标与社会的目标相分离。生产的目标与消费的目标相分离所造成的。人类的要求只能是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 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没有个人的发展, 全社会的发展不能实现, 不重视全社会的发展, 个人的发展就会造成社会的巨大不平衡, 把弱肉强食合法化。三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所产生的优点和缺点并存的情况迫使人对自己的地位进行不断地探索和反思。人是社会的动物, 人只能生活在社会之中, 人只能在集体中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发展, 人既要满足一已的私利, 又要保证集体发展的实现, 否则就没有个人的存在, 更谈不上个人利益, 为此, 建立起个人与集体统一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 这正是今天所需要的, 也是一百五十年来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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