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孚: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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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孚  

   至少就英国而言, 现在在很多方面已成过去。“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反映在政治上, 对民主选举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从反对变成赞成参加。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把民主普选制说成是“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 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压迫人民”。到1880年, 马克思在写德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中, 就把普选权看成“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成解放的工具”。恩格斯在《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中说:“工人群众越来越清楚, 他们的出路……首先是在于组织成独立的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力, 争得议会”。在1894年《致奥地利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中说:“在奥地利,问题是要争得普选权”。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估计, 如果天假以时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有可能对他们过去所做的那些论断做出修正的。事实上, 这些修正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就有人替他们做了, 这就是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是恩格斯的晚辈。曾与恩格斯共过事。伯恩斯坦根据当时德国工业发展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和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一系列修正。伯恩斯坦从当时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与相继而来的生产社会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现象出发, 得出结论, 资本主义正在获得自我调节的能力;社会不是走向两极分化而是中产阶级的规模越来越大。因此, 资本主义必将走上一条“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的民主制度, 这种民主制度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将“使工人从一个无产者的社会地位上升为一个市民的地位”。而且还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时间上, 而且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继承人”。自由主义“在事实上表现出一个更加深远得多的普遍原则。这一原则的完成将是社会主义”等等。从今天看来, 伯恩斯坦所做的许多修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马克思那些论断中失误的方面, 不但被列宁所接受而且被列宁加以极端化。把马克思的学说改变成适合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 为他在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一个血腥压制和领袖专政的极权主义的党和国家做理论上的辩护。他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帝国主义, 极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 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 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用来镇压某一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上爆发等等, 为他在农民占绝对多数、工业还处于原始积累时期、工人还是来自农村不久以前才穿上工人工作服的农民沙皇俄国进行一场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作辩护。

  由于马克思理论本身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使得马克思主义很快分成两派, 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东方的极权共产主义。西方社全民主政党继承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传统, 从关心人的自由、平等、公平出发, 要求保障工人的权利, 保障就业、推行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和决策, 推行普遍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等等。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作为自己要努力实现的目的。而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则很自然地成为东方许多落后国家进行农民革命的理论工具, 阻碍了这些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且把伯恩斯坦和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斥之为修正主义。本来修正一词没有任何褒眨的含义, 自从列宁把它用之于贬义以后, 修正主义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5. 两种极权思想的融合

  

  如果说, 在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以前, 阻碍我国历史前进的是我国的纲常伦理价值观, 那么, 从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传人中国以后, 阻碍我国历史前进的则是两者的溶合。

  我国历史的绝对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是从明代开始的,而这正是纲常哲学在中国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我国明代历史开始于1364年, 亡于1644年, 这个时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时期, 欧洲的文艺复兴推动了世俗文化的兴起和个人主义的发展, 重视个人的理想和个人才能的发挥, 为人的解放和欧洲的近代化的到来开拓了前景。我国明代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发展虽然不及欧洲, 但仍然使明代成为开始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但这种萌芽枯萎了, 对我国的进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但如此, 我国历史上政府机构绝对官僚化和彻底腐败也以明为最。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是清代统治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开始, 到美国独立和欧洲一些国家民主革命的完成以及工业革命完成的时期, 是西方从近代走向现代化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纲常伦理和宗法家族文化牢固统治中国人民头脑的时代。历史在中国完全凝固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 但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丝毫改变, 从小农经济到宗法家族统治到纲常伦理价值观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系列全部没有触动, 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很微弱, 还没有使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力量, 迎来的只能是军阀割据和混战, 重复我国历史上传统农民革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群雄并起, 逐鹿中原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局面。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遇到很大的困难, 势单力薄, 一筹莫展, 不能不借助于国共合作来改变局面。主张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虽然从政治运动开始, 却不能不以文化运动告终, 在我国文化革新方面取得了成就, 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微弱的。蒋介石虽然割据苏沪浙一带资本主义发达最早的地区, 也没有可能利用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 继续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只是榨取江浙资本家的财富为他自己统一全国, 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提供财源, 不但脱离了资产阶级, 而且脱离了知识分子和农民, 而所依靠的反而是中国的地主阶级, 这就预示着蒋介石的失败。

  当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束手无策时, 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已经传入中国, 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紧紧依靠当时占全国人口90%的农民, 以马列主义为号召, 适时提出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口号, 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吸引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和向往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建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不但坚持抗战, 而且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战败蒋介石, 第一次结束了长期的战乱, 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并且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在第一个五年内建成了以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为内容的工业化初步基础, 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曙光, 成绩十分巨大, 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然而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文化传统仍然紧紧地掌握着我国的农民革命, 加上小农生产者的幻想, 使中国重新陷入苦难, 不但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破坏, 一个一个的运动接连不断, 使秦始皇“弱民”、“强政”的残暴统治得以再现。特别严重的是陷我国于长期落后和愚昧的纲常伦理得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复活, 重新统治着中国人民的头脑, 对于阻碍历史的进步影响更加难以估计。

  纲常哲学把皇帝的个人专制说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之自然”, “心之本然”。顺从皇帝的意志就是顺从“天理”, 对皇帝的不忠就是最大的“逆天悖理”, 就要为世所不容。皇帝享有的权力是无限的。他的意志就是法律, 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就是体现了“天理之自然”, 也就是符合“天理”, 皇帝永远圣明, 即使愚昧残暴, 或者荒淫无耻, 失去人性, 也仍然圣明, 不能违背。因此理学家特别强调节义。“为君尽忠, 为父尽孝, 为夫尽节”。这是纲常伦理的最高标准, 是每个人修身的最高境界。

  极权共产主义则把领袖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规律。“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影响, 最有经验, 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的称之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主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就是说,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必然要出现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 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通过共产党的专政来实现。共产党的专政只能由党的领袖集团, 最后由领袖个人的专政来实现。于是领袖就成为阶级专政和党的专政的代表, 领袖的专政就体现了阶级和党的专政。群众处在专政的底层, 领袖则处在专政的顶点, 成为专政的绝对权力的化身, 于是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威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所在, 党的利益所在, 每个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革命的“本然”。实际上党的领袖从来就不是真正选出来的。列宁虽然加以粉饰, 说成是被选举出来的, 但他马上又承认, 在革命急剧发展的时候领袖不可能都由选举产生,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 领袖根本就不是真正选举出来的, 而是由前一代领袖挑选出来或者利用权术,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得出来的,从而强加在党的头上, 并且通过党的专政强加在人民头上。领袖一旦挑选出来, 就成为合法的继承人, 立即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绝对权力, 这与封建皇朝的世袭制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思想统一是历来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件十分重视的大事。朱熹的纲常哲学一经出世以后, 历代皇朝就把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和朱熹本人的著作作为巩固皇权的唯一思想工具。不能有丝毫违背。纲常伦理的深入普及对于巩固我国封建极权统治的顽固存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极权共产主义对于思想的统治, 其重视的程度如出一辙。极权共产主义的每一代领袖一经被挑选出来, 都十分重视把自己打扮成理论的权威, 一切党的理论必须出自领袖, 一切事务都要由领袖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当成理论广为宣传, 供大家学习。领袖掌握着理论, 如同宗教主掌握着宗教教义一样, 不容许有任何其他不同的解释。与领袖的解释不同的任何观点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 都是离经叛道。必须严惩。

  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为害之人是十分深远的。极权统治只允许一个人思想, 剥夺了所有人的思想权利, 其结果使所有人的智慧和创造才能被压制, 实际上是压制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才能, 断送了一个民族进步的活力。我国是一个有着辉煌文化传统的国家, 然而我国又是一个在思想和学术上严重落后的国家, 我国文化的先进仅仅表现在从春秋到战国五百年思想自由的时代,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然而, 两千多年全国统一所导致的不是自由思想的继续, 而是高度的思想压制。这种思想的压制不断地加深, 使我国经历了从三纲哲学的思想统治到极权共产主义的思想统治, 当全世界的文明进步发展得越来越快, 学术和科学的发展和各种学派的发展如群星丽天的时候,我国却是极权对思想和学术的统治起来越严密, 形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不但如此, 对思想的绝对统治必然要对来自其他方面的思想进行排他和封闭。而且越是绝对统治, 就越是绝对排他, 也就越是绝对封闭, 不允许除统治者的思想以外的任何思想进入他的思想领地。人类的文明进步不但需要多种学派学术的发展与交流,而且需要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互相吸收、取长补短, 以此来丰富思想文化。没有文化的交流和互相融合, 没有思想的多元化发展, 必然落后, 排他与封闭使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脱离世界文明进程。这正是我国在世界进入近代和现代文明, 世界学术和科学技术越来越昌明而我国却长期处于专制落后的状态的惨痛教训。我国今天市场虽然已经开放, 而思想上却仍然是清末所实行的闭关自守, 这种情况绝不应当再继续了。然而事实上我国建国半个世纪以来, 排他和封闭却丝毫不见减轻。当然, 极权共产主义的排他和封闭不是从我国开始的, 但我国极权主义的排他和封闭比之列宁和斯大林不但毫无逊色, 而且超过。

  列宁把不同于自己的观点斥之为修正主义和叛徒,斯大林进一步实行人身消灭,毛泽东发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时把与自己思想有出入的观点都上升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阶级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进行人身迫害。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 是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然而这都是极权统治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 很自然成为打击的对象。建国以来一系列的运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从批判武训,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 直至文化大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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