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反革命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2 次 更新时间:2008-12-16 15:30:36

进入专题: 反革命主义  

蔡禹僧  

  你呼唤他看他是否答应你,——这种肤浅的思维方式好比说——你在实验室里把爱从乳汁中分离出来,我们说,任何人都不能从母亲乳汁中分离出爱来,因为爱不是物质物之中的成分,而是物质物之上的东西——爱以不在乳汁中存在的方式存在于乳汁中;由此进一步更广泛地说,爱以不在江河湖海中存在的方式存在于江河湖海中,这种形而上的东西(爱)的存在比物质物的化学成分更真实、更高级;同样上帝以不在时空中的方式存在于时空中,上帝的存在比一切时空中存在物的存在都更真实、更高级。因此若因为你的实验室不能在奶水乃至江河湖海中分离出爱的成分就拒绝承认爱的存在、你以呼唤上帝而他并不能以物理学可测量的声波答应你就否定上帝的存在——显然是卑贱的唯物主义。当然,不承认形而上之理念的存在——与——把否定形而上理念贯彻到底,毕竟有所不同,因为那些不相信任何超出眼见为实的唯物主义的人并不会否认自己母亲对他自己的爱的真实性、并不否定地球为自己提供食品氧气和生存环境之幸运的真实性。不过由于唯物主义者毕竟不能意识到自己信仰与生活的游离,他们的“唯物主义信仰”极容易导致极端主义。

  相对说来,低等动物的唯物主义比较彻底——除了它看见的食物它什么也不相信,它的革命主义也就很强烈,比如爬行动物蛇在饥饿状态可能以它自己的卵为食;但随着高级动物的出现,爱的理念就以更强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母羊冒死保护自己的羔羊,说明它意识中已经有一种朦胧的观念——自己的幼子对自己的重要性可以与自己的生命相比,它的反革命主义精神使它鼓起勇气与猛兽一搏,虽然它可能在劫难逃。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爱的萌发使宇宙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理念——道德,道德的反革命性是对动物世界的非道德——弱肉强食——的反动。生物世界出现后反革命主义之理念就随之产生了,否则如果革命主义严格贯彻——比如动物绝对遵守弱肉强食原则——则生物将以自己的幼子为食,这样就不可能存在食肉动物类了。不过一般说来,低等动物革命主义表现得更强烈一些,而高等动物则反革命主义(即生命自我维护的本欲)表现得更强烈。

  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高等的动物在其历史的早期革命性的表现是在战争胜利后吃掉俘虏,这种习俗直到百年前的某些原始部落依旧存在(按:直到现代我们也经常读到一些探险家有关非洲某些部落食人行为的报道,除了部落战争中的食人外就是吃掉老病而死的人,不过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腹葬”的风俗)。但随着反革命主义的发展,食人部落的食人行为若日常化则食人行为本身将使该部落消灭:智力如果不是向外部自然界方向努力或向内在的道德转化,而是一旦饥饿就盯着自己的同胞,盘算吃掉对方和避免自己被盘算者吃掉而先发制人——使食人行为发生恶性循环,就会使得人类这种繁殖力远不如老鼠的动物出现种群灭绝的危险,如此人类从动物世界崛起后非但不能得到发展,反而不如温顺的食草动物道德,显然背反了进化的意义。况且即使那种不太普遍的食人——只杀死或吃掉外部部落的俘虏,也不如将俘虏变成奴隶更有利,——人类在利益算计中夹杂着怜悯心和道德的觉醒。道德在动物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人类道德的形成,人类和人类道德的形式具有同步性。

  出于人类种群自我保护的自觉,反革命主义理念终于在人类历史中以禁忌的形式出现——杀人有罪;而在动物世界此种道德原则仅仅是潜在的——(除了特别情况)凶猛的动物很少猎杀同类。这个禁忌的形成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反革命主义宣言,我们现代人类裁决一种行为的善恶其实也都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禁忌出发的。杀人有罪——这个禁忌的表达方式是——杀人偿命(或被监禁),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所产生于道德之上的更伟大的反革命主义观念——法律,法律的产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成熟,从此反革命主义在人类社会就不仅以道德而且以法律来维护,人类文明在反革命主义的护佑中才得以长足的发展。

  道德与法律作为人类历史中最明确的反革命主义建立在对生命随意否定的反动之上,二者的形成过程当然也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其基础当然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尊严的尊重基础上。道德与法律作为人类的反革命主义当然不可避免地是在与革命主义的斗争中完善起来的,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比如偷盗和抢劫——能够给一些冒险者带来冒险的刺激和不劳而获的快感,而暴乱或战争中的杀戮也能给人带来财富或荣誉。那么关于什么是“正确的道德与法律”就并非是无可争议的,革命主义否定反革命主义关于道德与法律是对人类生命尊重的原则而主张“革命道德”——把杀人合理的“道德”从战争中推广到和平时代,但人类历史总是一再地否定这种反“反革命主义”的“革命道德”,人类一般把奉行“革命道德”者命名为强盗。

  人类的觉醒过程也就是对最高存在者的认识过程,他们逐渐领悟到反革命主义的一般道德和法律的真理性来自于最高精神存在者,人类理性宗教的意义的“实用性”就在于它是使道德和法律获得终极合理性的基础——人性只能在神性中追溯源头、人的存在只能在神的存在中获得根据。宗教之在所有民族以他们自己赋予的形式普遍地存在在于人性深处对神性的渴望——即对普遍道德和正义的渴望;那种以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教旨存在差别而否定最高精神存在者存在的无神论者没有领悟到宗教的普遍性——其实人类各民族不同的宗教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名称指称同一个神,这解释了各种宗教[佛教、儒家学说(准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最高存在者的称呼虽然不同但其道德原则基本一致的原因。所以我们不难注意到,在人类文明历史中“革命道德”——企图革灭建立在一般宗教基础上的传统道德——是不道德的:革命主义者对神的损害实际上总表现为对人自身的损害,对人类心灵信仰的最高神明损害得越坚决和彻底,则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损害就越严重和悲惨,因此革命主义的无神论之“革命道德”总是导致人类的道德沦丧和人道主义灾难。

  当然人类出于自己反革命主义立场对最高存在者的理解永远是不完善的,因为地球人类毕竟不是上帝的“唯一子民”,上帝对于自己所派遣的“天使”的可能形态永远在构思中——就像艺术家不断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一样,这样上帝对星球类和生命类的新陈代谢也就永远在进行中,即使宇宙压缩为无,他也可能重新无中生有地从无中产生另一重新的宇宙。就地球人而言,人类在反革命主义的立场上维护生命的“命”一般主要是指地球人类的生命,而不包括现代的乃至未来的非人类的生命,这样人类对自我生命的狭隘理解也就表现为人类集体的自私性,这种自私性的恶性的当代表现就是人类为了维护人类自身的生命而不惜极大地损害其他生命——工业时代的来临尤其明显,这样人类建立在维护自身生命的反革命主义的狭隘性最终可能正好反动反革命主义而表现为革命主义——上帝厌弃人类对太阳系的祸害而彻底革灭他们的生命——人类的灭绝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历史事件。

  

  (三)反革命主义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既然上帝为人类个体死亡和人类的灭绝制订了终极“大限”,是否意味着上帝乃最大的革命主义者呢?我们说,死亡作为“天命”的不可违反性并非意味着人类社会中革命主义者滥杀无辜的革命行为是对天命的顺应,每个出生的人注定了将要死亡,但既然生命是一个有限的时间过程,那么“尽天年”才是对天命的顺应;上帝正是以设置死亡来显示生命历程之不可重复的一次性的珍贵,因此他设置死亡的大限绝不意味着以消灭他人生命为宗旨的革命主义是合理的,如果上帝是彻底的革命主义者他就不可能让生命发生和发展。因此除了人类建立在传统道德——而传统道德的根基是对上帝的信仰——基础上的法律对犯罪者生命的终止具有合理性,人类社会中任何自居为绝对正确之裁判官而行生杀权力的人都是邪恶的。

  社会逐渐地形成保护人类尊严和生命的法律是人类向往和平生活所达成的默契。只有和平的生活才有美好的婚姻和温暖卧床上的分娩,而婴儿笑靥将使所有母亲反对革命行为,即使坚强的父亲们也只把革命当作不得已的选择。所以人类渴望和平的天性使他们是天生的反革命主义者。然而这种建立在维护和平之上的反革命主义的存在又是艰难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战争的发生即使不是常规的,也是在大的历史视域中的普遍现象,而维护和平的生活的反革命主义就不得不采取革命主义——革灭侵略者的生命。而为争夺生存空间而产生的种族之间的战争的侵略与被侵略——对应正义和非正义——(由于诸多历史事件的彼此纠葛)并不是特别明晰的,因此古代战争的反革命主义更多地表现在母亲们痛哭自己已经死亡的儿子——所唤醒的对生命的珍爱:但有可能,最好能避免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胜则以丧礼处之(不战而胜当然最好,即使不得已而战,战胜了也要像办丧事一样)——中国人领悟的战争观代表了悲悯的反革命主义精神。

  当我们从宇宙历史哲学的境域(宏观历史学世界)逐渐拉近观察的镜头就逐渐进入到人类社会生活世界(微观历史学世界),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也就为人类在存在于地球上的时间中如何合理地、更少灾难和痛苦地生存和发展的思考所代替,因此对反革命主义的思考就是人类社会世界更迫切的问题,而社会历史的重大事变为我们对反革命主义的思考提供了契机。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革命”中的“命”的意义大多是指天命,天命而能“革”(变革之意)一定是受命于天者才可能理解并进行的行为,比如武王伐纣就是这种意义的革命。因此“革命”在社会世界的积极意义是指社会摆脱暴政统治而走向理性,由于暴政并不是社会世界的常态——即暴政是社会世界的不稳定态,所以以革命行为推翻暴政就有恢复理性社会的意义,而“恢复”虽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复原(总有微小的改进),但毕竟延续了当初为暴政所扰乱了的社会秩序,因此革命的积极意义其实仍然是反革命的意义——恢复社会世界的自我进化状态、取消暴政的激进政策。近代革命者由于否定古代天命观,“革命”中“命”就转换为生命之意,因此“革命”也就是革除生命——一般指革命者命意的敌对者的生命;又由于敌对者的生命承载了旧时代的思想传统,“革命”也就有与一切旧时代传统彻底决裂的意义,这种意义的社会革命非但不是为了使社会达到稳定态,而是试图通过不断的革命行为维持社会世界不稳定态——即以强力革命使得社会世界的不稳定态持续下去。

  革命主义之成为革命者的普遍世界观是因为他们相信世界在革命中变得美好,这种认识在开始甚至并非不是真诚的。虽然它不同于传统的理性信仰,但在革命者的某些出神状态,革命主义在他们幻想无限美好社会世界的想象中也就有一般宗教信仰者的神圣感。这样主动而持续地进行革命成了革命者的生活方式和乐趣——也就并非是不可理解的了,不过由于人类生存总存在最基本的方面,要使革命否定一切平静的生活——使革命者不耽滞于儿女情长——就需要革命领袖自上而下地发动社会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激励和革命主义理论的持续灌输。革命导师意识到,要使革命理论战胜人类天性中的怜悯心——把革命理论(认为反革命思想意识阻碍历史的发展因此就应该消灭他们的生命)变成革命行动,就必须使他们心灵中革命理想的神圣感超越自己不忍残害眼前生命的“懦弱”,即要使消灭人类生命的行为常规化就需要——闹革命。“闹革命”的“闹”是通过制造混乱以达到消灭反革命者的目的,革命行为本身当然就与人类一般道德与法律原则对立,这种闹革命的意义与古代因饥荒引发的社会动乱的区别是革命者闹革命之“闹”的主动性——发动人民之间的阶级仇恨制造暴力事件,而其理论资源是——人类文明以往的历史都是罪恶的,因此革命就是否定人类既往的历史——彻底的真正意义的革命必须是否定传统文明,革命本身就是革命者的道德和法律——即把消灭生命看作是达到理想社会的常规行为,直到把全部反革命者及其思想意识彻底地消灭干净。因此“反革命”就是对犯罪的指控,反革命者遭受迫害或被斩断头颅就被革命者当作最大的革命成果,革命主义使消灭人类生命当作常规行为所造成的红色恐怖就使得反革命主义恢复社会世界稳定态的努力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于实现;不过历史理性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推动世界历史的运行,太极图中两极中的任何一极都不可能独立或独大。

  正像地球发生的灾变具有意外和不可避免性,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革命风潮似乎也有自然界灾变的不可避免性,正像人体经常发生肉体疾病,人类精神也可能发生疾病——这里“精神疾病”不是一般病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一种非理性哲学鼓起的精神瘟疫,种族灭绝主义和阶级灭绝主义作为廿世纪风行的革命主义就属于人类历史中的精神瘟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反革命主义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总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333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