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从责任论透视国际体系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5 次 更新时间:2008-11-24 1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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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  

  组建“共同价值观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价值观。一些发达国家注重“大国共治”,认为解决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大国合作机制是多边主义的范例,希望将新兴大国纳入“大国共治”框架加以规范和制约。多数国家赞同多边主义,将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作为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主渠道。

  (五)国际体系演变方式发生变化。

  近现代史上历次国际体系的转换,都伴随着大规模战争和冲突。国际体系基本是“强者制定规则”,在条约和文书的谈判中,大国、强国通常处于主导地位,发挥决定性作用,最终确立的体系,也基本代表强者利益。特别是体系形成后,权力分配往往严重失衡,新兴国家经常受到来自霸权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家的防范和遏制。

  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条件、外部环境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国际体系转型有本质区别。新形势下,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将继续发展,艾滋病和禽流感等疫情难以根本遏制,全球气候异常加剧,自然灾害更加频繁,跨国有组织犯罪持续不断,恐怖袭击和海盗等依然威胁海上通道安全。全球性问题具有关联性、突发性、跨国性与政治、经济影响等多方面特征,使各国既需要也能够进行有效合作,共同探索应对全球问题的新机制。应对全球性挑战问题成为牵动国际体系转型与各国内政外交的重要因素。国际会议成为国际体系演变的重要平台。国际条约等硬性束缚减少,论坛或非正式倡议作用增大。国际体系调整将呈现更多非西方色彩,国际道义、国际伦理、普世价值观等的重要性上升,以“国际责任”为代表的软约束作用明显。国际组织日趋网络化,对国际体系演变的协调作用增大。各国借助国际组织平衡关系、解决彼此争端的方式增多,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牵制增强。

  

  三、客观认识和承担中国的国际责任

  

  “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备受关注。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常务国务卿佐立克在演讲中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要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开启了“中国责任论”的先河。2006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再度肯定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角色,并在2007年3月的上海演讲中表示,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而且理应得到领导者地位的认可。领导地位也带来了相应的责任。美政府、国会和西方国家及其媒体也加入这一论调。2006年底欧盟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中,把“更加负责任的大国”作为界定中国国际行为的核心概念。美欧在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方面趋向一致。

  作为国际体系演变的重要动因之一,和平发展的中国如何认识并找准位置,充分把握机遇,化解挑战,对中国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一) 客观认识“中国责任论”。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及西方国家曾戴着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有色眼镜,渲染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为奉行遏制战略制造理论依据。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反映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对华政策的新变化:

  接受中国发展的现实。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成果,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难以逆转。

  应对中国发展的冲击。对中国的政策出发点从制约、防范转移到接受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现实,并通过要求中国分担责任、认同现行体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规范中国国际行为,通过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影响中国的内政和发展走向。

  保持对华政策一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平、民主、文明、进步的国际形象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中国威胁论”的市场缩减。提出伸缩性、包容性相对较大的“中国责任论”,有助于维持西方对华政策基调和政策的一致性。

  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质疑、遏制中国发展的论调相比,“中国责任论”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对国际体系发展的积极意义,反映出西方正在调整对华战略思维,从“中国热”和“中国威胁论”两个极端,进入与中国的务实合作阶段。这反映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和认识在加深,有利于中国为实现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发挥中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和影响。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崩溃论”主要来自对中国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学者,“中国威胁论”更多来自西方大国和周边大国对地缘政治变化的担忧,而“中国责任论”不仅在西方有较大市场,在欧亚转型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呼应。“责任论”的潜台词仍是中国有可能“不负责任”地使用国力。是否负责任,要由他国界定和判定。这为他国通过“国际责任”约束中国行为,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口实,也为他国通过要求中国承担超负荷的国际责任,付出与发展水平和自身实力、能力不相符的代价,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提供了制约手段。

  (二) 妥善应对“中国责任论”。

  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强劲的发展势头,决定了中国必将在国际体系演变中占据重要位置。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深度与广度快速拓展,成为100 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国,参加了300 多个多边国际公约,较全面地参与了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军控、环保、人权等各分支体系,越来越多地与国际体系实现了融合与互动。中国在国际体系内享有应有的权利,也认真履行应尽的义务。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始终坚持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了积极力量。中国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也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忠实履行承诺,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认为,2007年中国将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5%。中国坚持维护核不扩散机制,是唯一公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国。中国批准、加入了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23 项国际人权公约,并一直本着负责的态度,积极研究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参与中国与东盟、东盟与中日韩、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为进一步发挥在国际体系中的建设性作用,中国继续高度重视国际责任问题的发展趋向,积极研究界定不同阶段的国际责任,使国际责任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充分体现和平发展的中国与和平发展的世界的一致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一致性。

  1.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肯定世界各国在事关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上负有共同责任,同时要坚持共同不等于同等、同步,责任必须基于历史与国情、发展现状和人口环境而有区别、有条件、有步骤。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问题上,要既考虑总量责任,更重视人均责任。要坚持国际责任的渐进、有效实现,坚持国际责任的和谐、合理分摊,平衡处理大国与中小国家的责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

  2. 坚持责任与权利的平衡。责任不能脱离权利存在,发展中国家有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主的权利,有要求西方国家改正、补偿历史错误的权利,有主张更多技术经济援助和在国际事务中发言权的权利。反对曲解和无限放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只有尊重和保障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的权利,才能讨论发展中国家公平的承担国际责任。

  3. 坚持国际责任与国际法的协调。国际法是国际责任的载体和保障,维护《联合国宪章》及现行国际法体系是各国的共同责任。要根据国际法,在民主协商、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国国际责任,反对将一国意志、价值观念和国内法强加于他国,强行界定和评判他国的国际责任。

  4. 坚持责任与实力相称。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根据中国的国家贫困线,目前全国贫困人口约4800 多万,约占人口比重的3.7%。而根据国际贫困线,中国约有1.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相当于俄罗斯的人口总和(约1.4亿) ,多于日本人口总数(约1.28亿) 。在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中国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不切实际地承担与自身实力和发展阶段不相称的国际责任,更不能以主权、安全和发展为代价承担“国际责任”。

  (三) 主动定义国际责任,围绕国际社会关切做好重点宣示。

  在亚洲和世界的责任问题上,定义两项责任。一是中国有责任实现和平发展。中国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是最大的拉动力量和贡献因素。二是中国有责任与亚洲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没有稳定,难有发展。中国主张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解决各种争端,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中东问题以及苏丹达尔富尔等问题上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参与和支持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实现和平、促进发展的各种区域和次区域机制,努力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治理跨国环境污染、打击国际犯罪等问题上做出努力,为维护和平稳定的亚洲和世界做出贡献。

  在能源资源问题上,定义三项责任。一是中国有责任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滑坡。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是中国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做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二是中国有责任承担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强调世界市场在分享中国为全球产业结构优化配置的同时,并没有给中国提供新的能源、资源份额这一客观现实。三是中国有责任超越旧工业化道路,尽快转入新工业化道路。如果中国不能摆脱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增长方式,对中国和世界都将是灾难。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现象”,也是“亚洲现象”和“世界现象”,是亚洲和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中国的能源资源瓶颈问题上,不仅需要中国的努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合作。

  

  注释:

  

  [1]“BRICs”是由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 四国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而成,由于“BRICs”发音与砖块(bricks) 相似,故称为“金砖四国”。

  [2]“新钻11国”是美国高盛集团继“金砖4国”之后推出的又一新概念。通过5年前筛选“金砖四国”的同一预测模型,高盛2005年底根据劳动力成长、资本存量与技术成长三项指标推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选出经济潜力紧跟“金砖四国”的11个新兴市场,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国,统称为“新钻11国” (N-11) 。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

  [3]FTA是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的英文简称,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包括独立关税主体) 根据WTO 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在WTO 文件中,FTA与优惠贸易协定(PTA)、关税同盟协定(CUA)一道,都纳入区域贸易协定(RT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的范围。FTA传统含义是缔约方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近年,FTA出现了新变化,其内容不仅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多领域的相互承诺,有时也指基于一定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区或准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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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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