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警惕买办集团把中国引入动荡前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5 次 更新时间:2008-11-20 16: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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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  

  

  金融危机激起了世界民族主义大潮,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充满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演讲,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针对美国转守为攻的国情咨文,法国总统萨克齐捍卫欧盟利益的大声疾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关于解决金融危机要对中国人民负责的坚定态度,都反映了在经济危机的灾难面前,世界各国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正在迅速团结起来,凝聚成为坚强的统一整体,展现出应对威胁的强大内聚力量。可是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动荡和分裂的阴云越来越聚集于华夏上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与世界背离发展的历史悲剧有可能再次重演:西方国家团结统一,中国却陷入动荡和分裂。下面3个附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危机状况:附件一《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反映了中国内部动荡和分裂的潜在因素正在表面化白热化;附件二《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反映了中国金融和媒体的控制已大权旁落;附件三《推出平准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反映了中国金融买办集团的掠夺已到了不顾一切的疯狂状态。虽然这3个附件互不相干,但是放在一起就会看到中国正在被推向灾难的内在联系。中国有可能成为这场世界大危机中率先陷入动荡的国家。

  附件一短文《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显然并未引起人们太大注意,但是其所发出的政治信号足以惊天动地,该文揭示了陈奎元和徐景安对决背后的重大政治斗争。熟悉共和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共和国历史上所有重大政治事变,都是从这种重大理论对决开始的,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都概莫能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与作为中国改革教核心长老之一的徐景安之间的理论对决(准确讲应该是徐景安对陈奎元的突袭),绝不是两个理论家之间的思想交锋,而是中国政治集团之间弥漫着腥风血雨的重大政治较量。陈奎元关于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的论述,触到了中国改革教的致命死穴,引起了改革教的疯狂反扑,徐景安对陈奎元的批判文章可谓是痛下杀手,刀刀见血,招招致命,完全是要将陈奎元置于死地。为何会有如此深仇大恨?就在于陈奎元代表官方第一次肯定了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国带入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对两种改革力量的判定,意味着中国也有可能重复普京的改革逻辑——清除打着改革旗号的叛国力量。这个政治信号无疑引起了中国买办集团的高度警觉,于是便爆发了党内两种改革力量的公开对决。这场政治对决的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双方并不互相缠斗,而是挺枪跃马直刺对方背后的主帅。陈奎元声称绝不允许打着改革的旗号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试图篡夺最高领导权;徐景安则直接把计划经济、公有制以及社会主义等视为邪恶代名词,指责对方反对改革开历史倒车。近些年主持对华关系的美国财长鲍尔森也挥剑杀入战阵,声称“中国改革倒退了。”进而威胁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将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伤害。”最近又严厉警告中国说:“美国金融危机不能成为中国减缓金融改革的借口,我们已经转告美国下届政府,一定要抓紧推动中国改革。”如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直接插手国共两党斗争一样,现在美国又在直接插手共产党内部两种改革力量的斗争,公开支持中国改革教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活动。

  其实,从一开始,中国就存在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改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另一个是改革教领导的对社会主义全面清算的改革。前一种改革在历届党代会和人代会文件中写得清清楚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后一种改革则散见于改革教大大小小头目的讲话和文章里,诸如“打左灯向右转”“目标是天津,谎说去廊坊”等十分晦涩的语言。30年来改革教一直用十分晦涩的语言来掩饰其真实用意,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先利用共产党的威望进行抢劫,然后再利用老百姓的怨恨打倒共产党。具体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私有化改革完成对国内财富的抢劫,目前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第二步是通过殖民化改革完成财富的对外转移,并和国际垄断资本、西方金融寡头结成经济联盟,目前这个目标也正在实现;第三步就是通过官权化改革打倒共产党,解体中华民族,把中国变成一个由资本控制的松散联邦,凭借其攫取的巨额财富,实现对中国的百年统治。前两步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步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消灭公有制,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要消灭共产党。

  与私有化改革和殖民化改革的顺利进程相比较,推翻或解散共产党的第三步官权化改革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障碍。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教一度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组织障碍。前两步改革目标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就是因为有统一领导。二是改革教遇到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力量障碍。要想选择当初对待华国锋的办法,他们没有军队,赵紫阳谈话录中说的很清楚,老爷子之所以能够顺利解决华国锋,就是因为手中有军队;要想选择颜色革命的办法,他们没有群众,私有化改革使他们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殖民化改革使他们成为民族败类,与人民不共戴天的民族败类是不可能发动颜色革命的。这是中国与苏联东欧及中亚国家的重要不同,这些国家的极端右翼势力都是在推翻共产党以后发财成为富豪的,在推翻共产党之前政治上是干干净净的。而中国的买办集团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进行掠夺的,他们在把共产党搞臭的同时,自己也站到了与人民公开为敌的立场上,不再有可能带领群众去实现推翻共产党的目标。可见,正是私有化和殖民化改革本身堵塞了改革教发动颜色革命的道路。

  但是,既然改革教已经通过改革拥有了足以控制中国上百年的惊人财富,他们就一定要实现改革的第三步目标: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后来的西山会议,标志着改革教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于是,如同当年攻击围歼华国锋一样,改革教又开始了对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逐波攻击:诸如宣布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的西山会议;否定共产党历史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敌视共产主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的普世价值理论等等;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击波接连不断。西方反华势力更是给予了精妙配合,由美国国会拨款、中央情报局操控的海外反华网站,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绝大多数骂得狗血喷头,唯独对改革教赞赏有加。而在此期间,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却没有进行任何反击,包括那位曾经把中央第三代领导人几乎掀翻马下的皇甫平,又在藏独问题上再次挑战中南海,单剑直逼胡锦涛,都没有引起中央丝毫反击。这次陈奎元对另外一种改革力量背叛党的基本路线、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批判,可以说是中南海试图进行反击的一个重要信号。虽然相对于改革教这一庞然大物,陈奎元批判的蝼蚁之力根本难以损害其毫发,但这毕竟是党中央准备反击的信号,陈奎元掌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章又是发表于《人民日报》,其背后的力量足以撼天动地。改革教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之所以推出徐景安,是因为虽然改革教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媒体,但是其成名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已声名狼藉,像徐景安、皇甫平这类后来混迹江湖的改革长老本来就已是凤毛麟角,加上皇甫平已经臭不可闻,也就只能派徐景安这位昏昏老朽拖刀上阵了。值此也可看出改革教的确到了气数已尽的灯枯地步,想当初改革教是何等威风,天下名士,尽收囊中,连总书记委员长也不过是抬轿打幡的差事,没成想数十年后的今天,竟然连一个正经人都找不出来了,拖刀上阵的居然是一位连痰都无力咳出来的昏昏老朽!

  虽然改革教气数已尽,但是其衍生出来的买办集团却声势浩大,陈奎元和徐景安所代表的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交锋,反映了在大一统的表面现象掩盖下,中国再次形成了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对恃的历史格局。一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代表的国家力量;二是以买办集团汉奸学者代表的卖国力量;三是以泛左翼爱国联盟为代表的民众力量。以买办集团为核心的卖国力量,在经济改革上已经与人民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极端对立,在政治改革上正在与国家力量形成不共戴天的生死对立。中国买办集团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把人民剥夺干净,共产党和共和国已经失去了继续利用的价值,现在他们要再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来消灭中国的国家力量。虽然表面看上去拥有军队和全部专政工具的国家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已经与国际垄断资本和国际金融寡头结成牢固联盟的中国买办集团,一是通过媒体控制权成功创造了能够有效抑制国家力量的内外环境,二是通过金融和经济控制权,不断制造着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之间的对立,把社会矛盾和环境资源矛盾同时推向极端,把社会矛盾推向极端是用来打倒共产党,把环境资源矛盾推向极端是用来解体共和国,通过把矛盾推向极端的方法可以同时削弱国家和民众这两大力量。到目前为止,中国买办集团的这一战略相当成功,通过不断加剧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同时处于自顾不暇的奔命状态;把国家力量压缩在应付各种政治危机的狭小范围之内;把民众力量锁定在应付各种生存危机的奔波之中。让国家越来越恐惧民众,让民众越来越仇恨国家。就在国家和民众愈陷愈深的恐惧和仇恨中,渔翁得利的中国买办集团从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对恃的格局中脱颖而出,把国家和民众这两大力量稳稳踩在了自己脚下,特别是金融和媒体两大领域,已经牢牢控制在买办集团手中。附件二《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就反映了这一点。

  附件二《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虽然只是网络报道的一个不气眼的简短消息,但是社会重大事变往往都是由这类不气眼的小事反映出来的。这个简短消息印证了近两年来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金融和媒体已被买办集团控制。我们这里说的媒体是指真正能够调动舆论的有效媒体。由央行证监会等金融管理机构取代中宣部指定国家媒体采访的对象,并且各大媒体也十分顺从地听命于金融管理机构,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金融买办集团已经具有了抗衡中宣部的强大实力,所以才敢于并能够鸠占鹊巢,向各大媒体发号施令;二是选择此时跨越权限直接控制媒体采访对象,说明他们有着要急于掩盖的重大图谋。金融加媒体两大资源,让中国买办集团占据了21世纪政治斗争的先导地位。与20世纪以前的政治斗争相比较,21世纪政治斗争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依靠军队和组织来解决问题的农业社会的政治斗争形式将逐渐失去传统作用。这就决定了拥有军队和组织的中央集团,将很难有效抗衡拥有金融和媒体的买办集团。军队和组织没有能够拯救苏联和东欧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后来普京解决国内买办集团依靠的也不是军队和组织,而是类似文革红卫兵那样的群众组织。对于现代国家来讲,谁控制了金融和媒体,谁就是现代社会的真正主人。控制了金融就控制了全部社会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在国内外的调配;控制了媒体就能够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方向,以及把政治对手妖魔化为社会公敌。

  目前这种趋势已十分明显,中国买办集团利用金融和经济的控制权,把人民劳动创造和资源变现的数百万亿财富,联合西方国家共同瓜分掉了;然后再利用媒体把祸水引到共产党的头上。十七大民生路线的夭折就是典型,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金融买办集团立刻制造股市暴跌,不仅“增加财产性收入”成为泡影,连以往积蓄的数万亿财产也落入了极少数权贵富豪和外资囊中。现在才清楚,摧毁中国股市20多万亿财富,完全是为保障美国的经济安全。年初美国设置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防止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兼并美国实体公司,这就需要中国股市资本灰飞烟灭。更重要的是要防止重演1929年大危机的双重景象: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危机,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苏联飞速发展。要避免在西方国家危机期间中国高速发展,就必须制造中国股灾,把老百姓的财富化为灰烬。九十年代美国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国家,就是依靠持续八年的大牛市实现的。美国最清楚股市对现代经济的作用,所以勾结中国买办集团,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率先制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股灾,成功避免了30年代西方大危机期间苏联高速发展的历史在中国重演。并且,由于短短一年时间就毁掉了中国22万亿财富,同时也就成功堵塞了中国向内需经济转型的发展道路,迫使中国继续维持白白为欧美打工的殖民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制造史所罕见的最大股灾的同时,却通过牺牲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信用,从股市攫取了数万亿财富,在亿万股民的滚滚血泪中登上了财富顶端,顺势把那些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汉奸学者美国鹦鹉也托上了名利顶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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