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孚: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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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孚  

  ”马克思也说过:“在欧洲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是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当时十分积极地参加欧洲的民主运动,曾担任过布鲁塞尔民主运动组织的副主席,而且说,我们都成为“民主战士”了。

  由于当时俄国还在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奥地利还是多民族专制统治的国家,意大利的民族还没有统一,波兰民族还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之下,因此,在六十年代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的斗争非常活跃,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期望在欧洲爆发反封建与民族独立和统一运动的战争。马克思号召:一旦战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使人民广泛起来开展革命运动,把这场战争变成全欧洲的革命战争,并且把这场战争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马恩全集》第13卷说明中所引马克思语)。”马克思和恩格思十分乐观,认为当时欧洲“到处都堆满了易燃物(仝卷第194页)。”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欧洲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任务已经完成,反封建战争变成各国之间的争夺战而结束了,专制统治的国家或者瓦解,或者进行了改革,民主政治制度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建立起来,从此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欧洲没有发生过战争,欧洲越来越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经济繁荣,工人生活改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欧洲已“十分资产阶级化”,欧洲各国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处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三十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预言:资产阶级已经处于“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的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判断完全落空。到了1874年恩格斯在《英国选举》一文中才不能不承认:“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马恩全集》第18卷第547页)。”从此以后才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暴力革命和战争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念头,把希望转向合法斗争。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全力以赴去写他的巨大著作《资本论》,而且身体条件也越来越不行了,因此欧洲的工人运动也越来越由恩格斯个人独立指导了。从此以后,恩格斯已经把他的活动全部转入合法斗争,号召工人积极投入普选权的斗争。“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马恩全集》第17卷第304页)。”并且表扬了在德国,组织合法的工人政党,选出代表参加议会竞选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够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利得多、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同上)。”从此以后,工人运动所能作的也就只能是议会斗争了,第二国际在1889年成立以后,在它指导下的工人政党的运动也都转为议会斗争了。

  从80年代起,工人运动在议会合法斗争中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进行合法斗争已经发展成德国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因而受到恩格斯的赞扬。恩格斯在1890年2月底写的《德国1890年的选举》中说:“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他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马恩全集》第22卷第4页)。”在《1893五一节致德国工人》中,恩格斯说:“工人群众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作斗争以争取得到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在于组织成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特别是在临去世的那一年1895年3月6日(恩格斯是在7月24日去世的)所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这种合法斗争的思想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恩格斯十分赞扬德国工人阶级在合法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世界面前(《马恩全集》第22卷第201页)。”德国通过普选权的186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只有两个议员,五十万党员,到1890年已经有35个议员和150万党员。同时恩格斯还指出:“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和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页)。”“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获得多得多的成就(同上604页)。”“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同上610)。”从这里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修正实际上恩格斯已经开始了。但是恩格斯还只把它当成一种策略上的改变并没有忘记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恩格斯在他逝世前曾多次提醒共产党员不要忘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他逝世前一年的1894年1月26日写的《未来的意大利和社会党》中写到:“社会党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标: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马恩全集》第22卷第516页)。”在他逝世的当年1895年3月6日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还说:“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都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马恩全集》第22卷第610页)。”但是,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实质性的修正还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由伯恩斯坦首先进行的,然而,不可否认,是恩格斯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开启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由于专注于他的《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没有认真研究欧洲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仍然坚持他的暴力革命。他在1871年10月15日写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还说:“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取自己解放的权利(《马恩全集》第17卷第468页)。”但是,现实的形势不能不使他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失去了指望,在他的晚年,转而研究东方的社会,希望从那里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马克思特别重视俄国的农村村社所有制,并且学了俄文以便直接阅读俄国的资料。他对俄国的农村村社内部土地集体所有制发生了兴趣,投入很大的注意力。他开始设想,是不是可以把俄国这种村社集体所有制直接变成“共产主义的起点(《马恩全集》第19卷第326页)。”而且相信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到今天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农村公社(即村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马恩全集》第19页第431页)。”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中也说:“俄国发展它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赞成。”这就是说马克思已经转而相信俄国的村社所有制是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但如何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种跨越称之为“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对于如何实现跨越这一道“卡夫丁峡谷”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俄国农村公社”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事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来(《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通过这样的设想,马克思就认为俄国从一个极其原始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俄国就可以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甚至还设想,像俄国这样一个以俄国沙皇为首的封建贵族层层统治的社会也可以垫款支助农民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不只是空想,而且变成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马克思去世的前一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合写的《序言》中还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

  然而,在1874年到1875年恩格斯写的《流亡者文献》中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却正确指出“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这种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曾反复说明,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而现在竞然认为以十分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也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说明马克思为了追求空想的目的而直接背弃了自己所建立的原则。马克思已经陷入了自己理论的困境,使自己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自信走进了迷惘,应该说这是他的理论的贫困。

  

  四、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了时代,他的理论在西方没有市场,只能经过伯恩斯坦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断地修正,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才能使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获得发展,并且作出贡献。但在东方,却被列宁原封不动地全面继承下来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都一一在十月革命后实现了,说明列宁是马克思的真正的继承者。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东方找到市场,是由于东方农民小生产者占人口的主要部分的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与马克思的集中的强制革命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列宁所建立的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党和国家,并没有改变沙皇俄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列宁在挑选接班人时,不满意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利用权术排除了他的对手,成为比沙皇更加残酷的专制统治暴君,这实际上是列宁所建立的专制主义的党所必然要出现的后果。

  中国是一个比沙皇俄国更加落后的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不但农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90%甚至超过,而且城市也是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只在沿海少数几个城里刚刚产生。工人阶级还十分微弱,甚至还没有完全摆脱农民意识,因此,中国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是更加典型的一场农民革命。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那是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也必然要按照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再解释,把马克思主义改变成农民革命主义,这种改变在毛泽东思想中是处处可见的。例如马克思说,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发展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但毛泽东却说:“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就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社会主义部分 笔记。”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就是这样干的。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还不丰富,还只能“按劳取值”,毛泽东在生产力还十分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就要搞绝对平均主义,恢复供给制,有饭大家吃。马克思尊重科学,把科学发展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毛泽东排斥科学,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认为低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要用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搞大跃进,人海战术,大炼钢铁,粮食亩产十万斤,所有这些都造成生产的彻底破坏。马克思建立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已经是错误的,但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普遍化,对不论什么问题都要上升到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辩证法庸俗化,发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时把不同意见的人们打成敌我矛盾,等等。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建国以后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中,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知识分子遭到无情打击,据官方数字,仅在一次反右派运动中就有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斗,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实际上不止此数)。这说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地道的农民革命,他的理论也是地道的农民革命的理论,他的真正思想源头来自农民。因此,从一方面说,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我国自己的历史,有利于对我国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的改造。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源与流的关系,基本的理论构架仍然来自马克思,从而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农民革命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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