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孚: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0 次 更新时间:2008-10-24 22: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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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孚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交往才能无阻碍的实现,这才能使人类历史高速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有了民主,就可以不必再通过流血的冲突而是通过人们之间的民主交往的方式来解决。

  

  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困境

  

  以上说明,在中世纪结束以后,启蒙运动所提出来的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科学革命的发现和工业革命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就完成了现代社会的到来所需要的全部制度基础和认识基础。从此以后,西方的人们就开始按这些原则来塑造历史,也塑造自己,人类就开始以过去没有的速度大踏步前进,迎接现代社会的到来。

  应当说这些原则的确立是在十八世纪,然而,真正消除中世纪观念和封建制度残余,使这些原则开始实现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是这些原则进一步实现和推广的时期。十八世纪出现的工业革命的成果也是在十九世纪进行推广和以更大规模向前发展的,把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因此十九世纪是一个承前启后,为以后的发展开拓前景的时期,这也是一个从中古时期转向现代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时刻。十九世纪前半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所带来的那种非人的残酷的剥削使工人奋起进行武装斗争,曾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但是随着工人生活的改善,工人的武装斗争随之结束了。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只有1871年由于普法战争,法国失败,以工人为主体的巴黎市民组成巴黎公社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而举行的武装起义以外,再没有发生过其他的工人武装起义。十小时工作制度和八小时工作制度先后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在以后陆续得到实现。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提出来的关于议会选举的各项条件也先后在欧洲各国议会得到通过,工人的选举权利得到保证。此外在欧洲大陆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和战争,民主政治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实现,民族统一的国家先后建立,社会走向安定,经济步入一个持续繁荣的时期。虽然还有经济危机,但是危机过后是更大的繁荣。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十九世纪逐步实现的,从而使欧洲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成为一个繁荣、安定和逐步走向和平发展的时代。

  从西方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在自由和民主得到实现以后的国家,就很少发生内战了,原因是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可以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通过协调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现相互适应,无须诉诸暴力和阶级战争。由于这些原因,英国自清教徒革命以后,三百多年来一直处于和平发展之中,把英国从农业社会带入工业社会,再带入今日的信息社会,没有发生过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而需要用革命的暴力来解决。美国建国以后到现在,中间只经过一次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从那时到现在已经150多年了,把美国变成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也没有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而发生暴力冲突和战争。欧洲大陆的国家在民主和民族统一的国家建立以后,同样再也没有发生过国内的暴力冲突和战争。这些国家的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一直是在和平中实现的。

  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正是处于十九世纪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十九世纪正是把启蒙运动的伟大哲人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付诸实现的一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的开始,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所涉及的不只是思想意识的革命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也涉及到科学和生产力的根本变革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一旦开始,就连续不断一直发展到今天,把人类从农业社会带入今天的信息社会,并且使自由、民主的信念变成制度向全世界扩展。当十九世纪的人们满怀信心地把这场革命推向前进时,马克思却把眼光停留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早期积累所出现的残酷剥削而没有认真地对待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仍然固执于他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研究,并且仍然消耗了他最后20到30年的全部精力来研究剩余价值的理论,为他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建立理论基础。这样马克思就严重脱离了他所处的哪个时代。

  这场伟大的革命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是从英国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正在美国得到全面地实现。但是马克思却对于启蒙运动所建立的原则对历史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全然不顾。作为建立启蒙运动的最伟大的哲人洛克、孟德斯鸠的学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得到反映,对于亚当斯密也只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片面的理解。洛克所建立的原则,“人是生而自由的。”人有“依照他自己的意志行动的自由,”只要这种行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孟德斯鸠认为没有制约的权利必然趋向专制,使人的自由化为乌有。要保证自由能够实现,必须使各种个别的权利相互牵制,没有任何一种权利能够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最大的自由才能实现。根据这个原则,他建立了三权分利、互相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则。美国独立以后就是按照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国家最完善的例子(马恩选集第一卷69页)”。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对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在北美得到实现,在欧洲也在逐步推扩的事实作认真的研究,仍然固执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认为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实行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阶级,人才能获得自由。

  对待亚丹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学说也是马克思的一场悲剧。亚丹斯密的真正伟大的不朽的创造是他所总结出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正是亚丹斯密的这个伟大发现引导全世界的经济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但马克思无动于衷,他所热中的却是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要用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去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事实证明,劳动价值理论恰巧是即将过时的东西,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将开启一个知识应用于生产和知识即将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的新时代。知识一旦成为价值的源泉就将改变生产的面貌,也将改变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并将改写政治经济学。这对亚丹斯密是不应当苛求太甚的,因为亚丹斯密在写他的《国富论》时还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体力劳动还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原因,他难以预见到知识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进行他的理论研究是在亚丹斯密写《国富论》100年以后,那时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展开,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也已经出现。马克思在他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生产力时也指出“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一卷53页)。”科学是一种知识,知识应用于生产,也就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而知识是不能用劳动小时来计算的。然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仍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仍然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他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以劳动小时来计算剩余价值率,并且以每天12小时的劳动作为计算的根据。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个时候,十小时劳动制已经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正在逐渐推广实行。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造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是落后于时代的。马克思完全不理解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个新世纪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用他那套过时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他还在世时的十九世纪的革命,这就必然南辕北辙,处处碰壁。

  事实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诞生以后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并且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精辟的描述。“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气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是多么精辟的描述,以至有些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描述。因此,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只不过仅仅在于创造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在它还刚刚出现时就已经严重落后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却又断言:“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还正在开始创造它的强大的生产力的时候,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已经不适应于它所创造的生产力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必然要找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不能适应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根据,然而他所找到的却是“商业危机”。商业危机证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以上引文都来自《共产党宣言》)。”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应当说,这是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判断的一个最重要的失误。马克思没有看到商业危机是整个经济向上发展过程中由于竞争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经济的失衡,是在自由竞争的初期阶段人们还没有经验来处理好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关系时所造成的一时的生产过剩。但是,经过一个时期生产的停滞和下降,恢复了平衡,生产又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生产关系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也有所察觉,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但没有引起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思考。事实上,经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以后,罗斯福实行了新政,以政府的干预来消除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失衡,这是人们对经济发展自觉调节的开始。凯恩斯从理论上论证了危机是可以通过人们的预见,用财政政策的办法对经济进行干预来缓解和避免的。从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理性认识的时代。由于这种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就在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调节之下发展得越来越快,再也没有产生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了。马克思没有认真对待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种巨大变化,仍然固执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论断,这就不能不使他所做的革命预言不能不累累失误。然而马克思并没有从他预言的失误中警觉过来,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论断的失误来源于他的理论错误,以至他的一生都坚持这种错误。

  由于这个原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预言,以后还多次重复这样的预言。1848年巴黎六月革命工人起义引起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的革命,但1849年就已经平息,而且接踵而来的就是和平发展,马克思在1850年所写的《1846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不能不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以在资产阶级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发展的时候,已经谈不到真正的革命。”但是他仍然相信“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的革命必然要“来临”。恩格斯更加乐观:“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使革命无法避免,……生产过剩会置他们(资产阶级)于死命(《马恩全集》第七卷第274页)。”直到1860年2月马克思在致福格特和泰霍夫的信中还说:“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慲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然而他仍然在期望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马恩全集》第14卷第479-480页)。”马克思仍然相信,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由于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还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反封建和争取民主与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的运动在十九世纪中叶是蓬勃发展的,因此,在依靠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希望变成失望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寄希望于民主和民族革命。还在1847年初,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梅尔岑》一文中说:“民主主义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马恩全集》第四卷第306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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