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孚: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0 次 更新时间:2008-10-24 22: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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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孚  

  为欧洲人的理性、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传统提供了最初的信念,对自然的探索给后人提供了科学研究的启示。这种传统和信念一旦建立,就与东方的文明相反,它不是封闭的、停滞的而是开放的,进取的,是不断要求完美和进步的,因而能够成为不断把历史推向前进的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欧洲的每一个时代都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新时代,从而把欧洲从古代推向中古, 又从中古推向近代和现代, 把欧洲文明从落后于世界变成领先于世界。从这里可以看出, 一种真正成为人的觉醒, 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的文化一旦产生, 是多么强大的推动人自身前进的动力,而压制个人的文化一旦成为主流,又是如何成为人类进步的阻力的。

  罗马帝国是一种奴隶制的社会,奴隶并不是人,而是一种能说话的牲口,然而古代希腊的传统和日尔曼人的法治传统又使罗马帝国产生了最先进的罗马法,要求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包括她所征服的民族的人民,都成为罗马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公民的权利(罗马经过激烈的奴隶起义战争以后对奴隶的非人的待遇也有很多改变)。以及保护私有财产,把人与人的关系都规定为契约关系等等,从而使得罗马法成为现代欧洲法律的起点。马克思也指出,罗马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马恩全集》第21卷454页。)”马克思对罗马法的这种评价是很高的。事实上,罗马法所有这些平等、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契约关系等等概念都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也就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没有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和保护,就不可能产生积累,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上的关系,就是一种不断增加积累,扩大经营、获取利润的制度。罗马法所具有的这种超前的思想为现代法律提供了基础。而这在东方是不可能产生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欧洲虽然也产生了与东方相类似的以等级制和世袭制为特征的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个人意识、理性、自由和法律的种种传统又使西方发展出完全不同于东方的中世纪文明。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中央权利瓦解之后,并没有重新产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是产生了与东方完全不同的权利层层分散、以契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领主、与封臣都受到契约的约束,每一级都享有权利,又负有义务,为了使这种权利和义务得到实现,还发展出国王的议事会和法庭来进行监督和处理违反契约的种种问题。对农奴是没有契约关系的,但也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以保障他们所获得的部分人身自由和一定限度的私有财产的权利。

  欧洲中世纪农奴人身的一定限度的解放为中世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为中世纪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中世纪的以庄园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又成为欧洲议会政治和法制政治得以发展的原因。特别是这种极度分散的,各不相干的庄园制度是商业发展和后来城市诞生的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给欧洲长途贩运的商业发展以很大的空间。在中世纪,商人长途贩运经过领主的领地要向领主纳税,一时关卡林立,给商人以很大的不便,而且沿途盗匪抢劫,甚至商人本身也从事抢劫,商匪难分,所有这些,都成为商业流通很大的阻力。但是,商业流通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其他行政上的限制。商人为了销售的方便,在河流和陆路交通的枢纽地带和庄园的外面,逐步设立货物集散地,由于没有政府管辖,也是完全自由的,这种商品集散地逐渐发展成城市,也是完全自由的。在城市中,商人自己建立管理机构和议事机构,自由成立行会,自己管理自己。最初的工商业资本家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不但如此,农奴从庄园里逃出来,进入城市,一年以后也变成自由民。后来,有些农奴自愿向领主交纳赎金,变成自由民在城市里当手工业工人。这就为欧洲自由城市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近代欧洲产生的重要条件。由以上可以看出,中世纪是一个从古代到近代和现代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为欧洲现代社会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被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欧洲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起进步作用的一种制度。

  在这里,有一点是必须说明的,我们把东方从古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停滞不前的中央极端集权的、极端专制统治的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把欧洲中世纪的这种虽然也存在等级制和世袭制,但却是完全不同于东方的权利层层分散的制度也说成是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制度,但在名词上混淆在一起,这种混淆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名称加以区分。

  城市的诞生反过来造成庄园经济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城市不但发展成经济的中心,而且发展成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中心,成为欧洲向近代化转变的革命的中心。这种革命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还在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就已开始发展成城市国家,成为地区繁荣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他们的经商往来不但遍及地中海沿岸而且远达波罗的海沿岸,他们已经是资本主义式的商业了。他们把财富不断投入商业和工业,进行积累,扩大经营。他们不但摆脱了封建贵族的统治,而且这些封建贵族们、国王们和教皇还得向他们借款,这样,佛罗仑萨的梅迪奇家族才有条件支持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可以说,没有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也就没有文艺复兴,也就没有启蒙运动也就没有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产生。

  文艺复兴的到来还不只是商业的发展起了支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世纪自由城市的兴起已经在许多方面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创造了条件。中世纪自由城市兴起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大学的诞生, 大学的兴起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原因。在大学里,学者学习和研究哲学、法律、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这些学科的材料都是来自拜占庭、伊斯兰教所保存和翻译成拉丁文的希腊著作和罗马著作以及由他们带来的阿拉伯、埃及以及东方的科学和数学,但成为中世纪研究中心的是希腊的著作, 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学习希腊古典著作到文艺复兴时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他们从希腊著作的学习中寻求尘世的观念和价值, 成为后来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最初的知识来源。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相信上帝的权威是不能动摇的, 但也把基督教的教义和希腊传统的理性结合起来, 相信人类理性和自然科学的价值, 为世俗文化的产生准备条件。

  以上事实说明,欧洲从中世纪发展到文艺复兴一直到启蒙运动,为现代社会的到来建立了基础,但所有这些历史发展的物质生产都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是不可能推动现代思想和现代文明的产生的。造成这一系列革命,从而把欧洲推向现代化的是欧洲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商业的扩张和城市的兴起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在一起,互相推动,使欧洲的中世纪成为现代文明的开端。

  当然,这不是说中世纪的许多旧观念没有对近代和现代观念的产生发生阻碍的作用,中世纪的旧观念、等级制、世袭制、贵族特权、教会和教士的特权仍然是近代社会制度及其观念产生的阻力,超自然的神的启示还在统治着人的头脑,人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对自然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这就必然要与已经产生的新的近代观念发生冲突。清除这些旧观念和旧意识,为近代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革命就提到历史发展的日程上来了。这种观念的革命一旦开始,就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现。还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就已经开始了。还在宗教改革的后期和科学革命的高潮中,启蒙运动就开始了。从而为最后扫除中世纪观念和制度的残余,为推动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真正的生产力的革命,即工业革命也是在这一系列的原因和条件的推动下自然地诞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种有活力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会以多么强有力的步伐争取自身的发展,并且使自己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力量。

  在这里还必须对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形成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作一点考察。在欧洲中世纪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2到13世纪由于中世纪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中央政府的税收增加,财政充实,政府机构得以逐渐建立和完备,君主国家相继诞生。在中央政府的政权逐渐巩固的过程中,领主们由于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与国王产生了矛盾,起来用法律限制国王的权力,国王的专制权力在其诞生的过程中就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在英国,早在1215年,领主们就强迫国王在大宪章上签字,承认国王的行为也必须遵守大宪章上条款的规定。大宪章明确规定,“除非全国普遍同意”国王不得任意增加捐税,“非经有陪审团参加的合法判决”不得对人民进行拘捕或监禁,人们有自由的权利,这种自由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并且成立了议会以保障自由和法律的实现,议会制度一旦产生就成为国家的正式政府机构,并且成为欧洲民主制度的重要特点。虽然这些君主国家都是封建的国家,权利完全掌握在地主、贵族和国王手里,但是,这些君主国家成立以后,都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把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以国家的力量来打破地区之间的相互封锁和孤立的状态,清除领主在各自管辖区内沿商路所设置的征税关卡,肃清盗匪,使商路畅通。用政府资金成立银行向工商业者贷款,支持其发展。对当时新生的手工业工场给予多方面的辅助,除了金融上的支持以外,还给手工业工场的业主以免税、免服兵役的优待,提高其政治地位等等。随着商业的扩张,必然要推动农业的商业化和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在这方面,政府起了积极的作用,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时政府是禁止的,到后来政府成为圈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的到来扫清障碍,这是工业革命得以兴起的重要条件。随着近代国家的建立,重商政策越来越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自觉的行动,对东方和新大陆的航路的开通,各国贸易的竞争,对殖民地的掠夺都是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和进行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力量的支持,欧洲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顺利实现。

  有人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西方历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能够说明西方的历史,但是不能说明东方的历史。不对,从以上的东方和西方的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既不能说明东方的历史,也不能说明西方的历史。不论东方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都说明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思想、意识、观念、政治、法律等等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就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都是相同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形成传统,就决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或快或慢地“变革”。但是上层建筑对历史的发展发生什么作用,在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上则是各不相同的。上层建筑可以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阻力,阻碍历史的前进,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推动历史的前进。上层建筑发挥什么作用,关键决定于上层建筑的性质。

  中国的历史证明,在一种极端专制的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统治下,人人自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正如鲁迅所说,只有做稳了奴隶和作奴录而不可得的感觉,其他都顾不上了。历史是人创造的,当人处于这种情况下,也就必然失去了一切做人的正常追求,人的精神处于极端萎缩之中,人要创造历史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只有一面倒的关系。马克思说,东方没有历史只有改朝换代,这是确切的。

  在西方,由于人很早就认识到自己是人,意识到人是自己的主人,使人产生了不满足于现状的欲望,产生了探索和追求的欲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和思想、意识、政治、法律等制度之间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交互关系,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罗马帝国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推动了奴隶制度的改革,给奴隶一定限度的做人的权利,到了中世纪,对农奴的待遇比奴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有了更多的自由、如私有财产的自由和结婚组织家庭的自由,从而推动了农奴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资本主义把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具体化成为可以实践的制度,清除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和旧观念对人的束缚,把人简化为平等和自由的关系,在政治上实现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实现自由竞争,这就使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充分的激发,既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自由、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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