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0 次 更新时间:2008-10-13 18: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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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檀  

  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 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这一商品流通网已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发挥其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棉花、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的流通基础上的。再如,珠江三角洲正在形成中的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虽然是由政策因素所促成,但也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网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xxvii]

  

    笔者特别强调农村集市网形成的重要意义。农村集市网是明清时期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网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四)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的发展动力?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中较为重要的如:80年代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讨论;近年来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讨论;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论争;关于传统经济近代化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等等。这些理论探讨从不同角度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重生产、重分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面对一个新的世纪,重新审视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建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主要是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和发展动力问题。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xxviii]

  

    政府直接干预的减弱,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赋役制度的变革,即从实物征收向货币征收的转变。力役折银和匠班制的废除,使农民基本上摆脱了官府的人身控制;赋税折银则使农业生产与田赋脱钩,有利于小农的自主经营。明中叶开始的赋役制度的变革

  

  为各家各户各地区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解除了枷锁,提供了广泛的可能。与流通相关的政策变化,如:漕运制度中的允许漕船带货 → 雇商船海运 → 最终废除漕运;从明代的禁海 → 清初的开海;从乾隆年间的“独口通商” → 鸦片战争后的开口通商(这虽然是外力干预的结果,但与经济发展的整体进程是一致的);市场管理方面,从明初的禁牙 → 明代中叶设立官牙→ 清代前期整顿牙行、税收制度,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为市场网络与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打开了绿灯,提供了可能。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换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商品流通的产物。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渐进过程。其中,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变化,对商品流通的宏观布局影响最著;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也是历经曲折反复,乾隆以降才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从明代到清代,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从禁止 → 放任 → 清理、整顿,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一变化过程从另一个方面对市场网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对牙行、税收制度以及吏治的一系列治理、整顿,对市场网络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xxix] 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这些港口城镇大多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的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2)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并不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而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侵略者的洋货倾销和原料掠夺也都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市场网络--从城市直至农村集市。

  

   表3 1840-60年代依据不平等条约开辟的主要通商口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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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岸名  所在省份  开 放 年 月  所依据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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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州   广 东   1843年7月   中英南京条约

  

      厦 门  福 建   1843年11月  中英南京条约

  

      上 海  江 苏    1843年11月   中英南京条约

  

      宁 波  浙 江    1844年1月   中英南京条约

  

      福 州  福 建    1844年7月   中英南京条约

  

      潮 州  广 东   1860年1月   中美天津条约

  

      天 津  直 隶    1861年1月    中英北京续增条约

  

    牛 庄   奉 天   1861年4月   中英天津条约

  

     镇 江  江 苏    1861年5月   中英天津条约

  

     汉 口  湖 北   1862年1月   中英天津条约

  

     九 江  江 西   1862年1月   中英天津条约

  

     烟 台  山 东    1862年1月   中英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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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二卷第53页,表2-6改制。

  

     * 此外,该表所列1840-60年代开设的通商口岸还有新疆的伊犁、

  

      塔尔巴哈台、喀什葛尔,蒙古的库伦以及台湾的淡水、打狗和

  

   台南,共计19个。

  

    表3所列是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设的主要通商口岸,这十几个口岸在开埠之前商业均已具有相当规模,它们或者是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或者是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但在近代史的论著中对它们开埠之前的发展水平往往评价过低,从而夸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前举之烟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近代史著作中一般都把天津开埠以后的发展表述为从一个漕运城市转变为海港城市,实际上天津的这一转变过程早在清初海禁开放之后即已开始了。对上海的定位也存在类似问题,有相当一部分近代史的论著将上海开埠之前描述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并不否认上海在开埠以后的飞速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它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实际上在乾隆-道光年间已经奠定;另一方面,由于“独口通商”政策的影响,也扼制了它本来可能的更大的发展,而这一发展过程是在开埠以后实现的。

  

  经济的发展有其连续性。近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无疑渗入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传统经济自身的发展动力。1840年是一个政治性的界标,至少经济史的研究不应拘泥于这一界标。

  

   该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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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是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课题成果的一部分,全书

  

   共30余万字。

  

  [i] 施坚雅(G.W.Skinner)教授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

  

   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其主要论著有:"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3paper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3 (中译本《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已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中译本《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Marketing

  

   SystemsandRegional Economic: 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学术讨

  

   论会论文等。

  

  [ii] 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

  

  [iii] 施坚雅教授将城市和市场等级划分为全国性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级

  

   城市、中心集镇、中等集镇、一般性集镇8个等级(前引书页158),这在理论上并无不妥。不过笔者

  

   感觉在做实证分析时,等级划分过细实际上很难操作,特别是在对较大的区域做宏观分析时尤为困难。

  

   笔者的划分主要是从市场的实际运行考虑,对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简单的区分,以便于城.乡市场网络的

  

   宏观分析。若作微观考察,对这三大层级亦可再做细分。笔者对流通枢纽城市、商业城镇的取舍,注

  

   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场运行中的实际地位,而不考虑该城的行政建制等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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