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0 次 更新时间:2008-10-13 18: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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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檀  

  

       州 县  税 额(两) 占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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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山县 12123.596 28.67%

  

       即墨县 8736.552 20.66%

  

       胶 州 6071.469 14.36%

  

       掖 县 3602.23 8.52%

  

      海丰县 2025.3735 4.79%

  

       利津县 2018.04 4.77%

  

      黄 县 2011.405 4.76%

  

      荣成县 2004.219 4.74%

  

       蓬莱县 1503.108  3.56%

  

       文登县 904.23 2.14%

  

       诸城县 502.69   1.19%

  

     海阳县 402.44 0.95%

  

      宁海州 304.31 0.72%

  

       日照县 71.02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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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计 42280.77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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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据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

  

     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附录二,[附表1]改制。

  

  

  

  上表可见,在山东沿海诸县中福山、胶州、即墨三者税额较高,而以福山为最;福山一县所征税额即达12000余两,占14州县总额的28.67%。此时的福山已取代清前期的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口岸,这显然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福山位于山东半岛北岸渤海湾入海口,与辽东半岛南北相对成拱扼之势,水路相隔仅数百里。福山县沿海港湾八角口、芝罘口(即烟台)明代就是与辽东贸易的重要码头;清代烟台逐渐兴起,不但关东、江浙、闽广商船与半岛北岸的贸易多在此停泊,而且凡天津、关东与南方诸省往来贸易的商船均需经此出入。乾隆以降,随着天津港贸易的发展以及东北地区开发的深化,南北商品流通量大增,扼距渤海湾入口处的福山各口地位自然随之日渐上升,而以烟台为最。咸丰九年郭嵩焘的报告称,“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以此一口(收税)为较盛”。[xxi]  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也写道:“在《天津条约》签定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xxii]  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的重要转运码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在山东诸口中首先被外国侵略者看中选为通商口岸,显然是由于当时它在山东沿海贸易中的地位,而绝非侵略者的拓荒之举。

  

    明清时期江西商业城镇的发展多与大庾岭商道密切相关。位于江西南部赣粤边界的大庾岭,又称梅岭。自江西越大庾岭而南至广东南雄入浈水,沿北江可直抵广州;江西一侧,在大庾岭脚下的大庾县即可入赣江水系,顺流而下抵鄱阳湖经长江转大运河,可达京师。故大庾岭是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运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枢纽,自古即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明代禁海,清代乾隆年间的“独口通商”政策限定江浙闽诸省所产丝、茶等货必须由内陆经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不许绕走海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江西也因此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并从而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位于长江沿线的九江为全国性流通枢纽之外,省内重要的商业城镇则有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景德镇等。其中,赣州、大庾为府城,玉山为县城,樟树、吴城、河口、景德镇四者为镇城。除景德镇以磁器烧造著称于世外,其余六个商镇主要都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盛的,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变迁,这些商镇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但仍是地方性的商业中心。[xxiii]

  

    赣州是江西南部最重要的商城,章、贡二水在此合流为赣江,自南而北纵贯全省,直下鄱阳湖,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户部在赣州设有榷关,乾隆-道光年间是大庾岭商道贸易最盛的时期,赣关每年征收税银8-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经由赣关输往广东的商品以茶叶、生丝为最大宗,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产自江浙;广东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所产蔗糖、果品及进口洋货;江西本地产品输出者则有桐油、茶油、磁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粮食等。

  

    大庾县(亦即南安府城)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岭与广东南雄州接壤。从县城至大庾岭仅25里,北来之货由赣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陆路挑运过岭;南来货物过岭至县,入章水可直下赣江。这里是大庾岭商道江西境内的第一站,是赣粤两省商货的过载码头。

  

    清江县樟树镇、新建县吴城镇是赣江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镇和集散中心。“货之由广东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之由湘、鄂、皖、吴入江者,至吴城而趸存,至樟树而分销。四省通衢,两埠为之枢纽”。“五口通商之初洋货输入,但江轮未兴,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等地需用洋货仍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仍取道江西。“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xxiv] 此段记载大体勾勒出樟树、吴城两镇在江西市场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此外,樟树镇又以药材加工集散享誉全国,有“药码头之号”;吴城则以木材转运贸易为最盛。

  

   赣东北铅山县河口镇是一个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商业城镇,在河口镇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及丝织品、纸张、棉布、杂货、粮食等,尤以茶叶为最。武夷茶从福建至江西在河口镇入信江转销南北,其输出路线分为南北东三条:南路即运往广州交十三行出口的茶叶;北路主要销往俄国,其转运路程达万里之遥;东路则由信江上溯至玉山县,翻越怀玉山脉入浙江至上海。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出口东印度公司和俄国的茶叶主要就是在河口加工集散的。

  

    玉山县地处浙赣二省分界的怀玉山脉,是江西信江水系与浙江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运往浙江的商货溯信江而至到此靠岸,卸至货栈,由此雇夫挑运过山;从浙江而来的商货则在此雇船,入信江顺流而下。茶叶、丝绸是经由玉山县转运的主要商品。丝绸由江浙溯钱塘江至常山,过屏风关抵玉山即可入信江水运,再转大庾岭商路至广州。武夷茶的运输正好相反,系由玉山过屏风关至常山,入钱塘江直下杭州,转运河或海路达上海。在玉山过境的其他商品还有,“广东、湖北等省暨江西省内地货物,运往浙中者如干果、锡蜡、水油、纸张、药材等为大宗,杂货次之,以担计者每年不下三四十万”。[xxv]

  

    其他各省此类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江西大体相同,少则数个,多者可达十数个。如河南的开封、洛阳、朱仙镇、北午渡、周口、社旗,湖南的湘潭、衡阳、郴州等等。

  

           (三) 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小生产者之间的贸易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嘉靖-万历年间,虽然各省区发展程度不一,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很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明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农村集市的发展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增长阶段,全国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均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笔者曾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各省区的研究,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过总体估算: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可达22000-25000个;清末当会超过三万。[xxvi]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长,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清代中叶,全国大多数省区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农村集市网。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则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的多。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江西的墟市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在运河沿线还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一流通网,几乎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都可与其他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村集市虽然历史久远,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一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远远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长距离贩运由来已久。不过,其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即所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其消费对象多是王公贵族、豪门巨富;其贩运路线乃是从城市 → 城市,小农、乡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时期这种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小农既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也是其消费者;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与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农村集市网在其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是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的集散市场,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起点和源泉。

  

    2. 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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