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最后的绝唱::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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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旧的民主主义已经过时,而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15]。

  

   四、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绝唱

  

   《大公报》发起的这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是在抗战结束后中间路线即将彻底破产、自由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之时发起的。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抉择之时,《大公报》竖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显示了他们难得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绝唱”。《大公报》公开进行的自由主义讨论,实际上可以看作中间路线的继续,是在自由主义政治运作受到挫折后的一次思想抗争。然而,这种来自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共两党那里都被当作可怕的妖魔,遭到空前未有的挤压。对此,《大公报》补充社评回顾说:“本报那篇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的社评刊后出,全国由平津以至京沪港粤都发生了迥然不同的种种反响。……单就驳责我们的文章看,来路大约不出三个方向,论调可概括为五。所谓三个方面,即是代表集团的左与右,及代表个人的‘中间’。在左右阵垒里,又各有‘迎’与‘拒’两种论调。右方面‘迎’我们的,说你们主张‘三民齐重’,岂不刚好志同道合?‘拒’我们的则很少正面驳斥。有的比我们作黄老墨家,有的责备该文未以戡乱作结论,因而还不免‘民族失败主义’的嫌疑。左方面‘迎’的方面说:‘自由主义不应当反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因而即不应当反对苏联,尤其不可反对共产党。’‘拒’的方面论点也不一。其中责备我们最严苛的是‘此非时也’。因而怪自由主义者‘早不喊,迟不喊,却在此时喊了自由平等’。”[19]因此,这场自由主义讨论一开始便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政治势力的打压。

   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厉打压下,不仅参与这场讨论的众多刊物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中国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迫害。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左翼势力对自由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指责道:“当《大公报》的老板胡政之早已放下了第三方面的假面具的时候,《大公报》却要来宣传什么‘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当英法工党和社会党上层右翼分子已完全向国内外反动力量投降的时候,《大公报》却要来宣传什么‘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这当中的阴谋还不洞如观火吗?”[20]应该看到,中共对自由主义者坚持和宣传的中间路线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实际上已经开始,而在《大公报》发起这场讨论后更是直接和严厉。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的第一辑上,身为当时左翼文坛领袖的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毫不留情地给《大公报》和萧乾一起扣上了一顶“反动”的帽子:“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献就是《大公报》的萧乾!”[21]言辞相当激烈。胡绳发表题为《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的文章,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了一幅名为《两“胡”于“途”》的讽刺漫画,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举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介石的无头僵尸。

   民盟解散后,中国第三方面势力开始分化。1948年初,民盟内部左翼势力在沈钧儒、章伯钧主持下在香港召开三中会议。这次会议检讨了过去的政纲政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重新作了估计,确定以后应走的政治路线和新的工作方针。按照这一宗旨,全会首先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决定恢复民盟的领导机构,“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随后民盟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而此时参加《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讨论的民盟成员,多为政治上中性或偏右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他们尽管赞同自由主义,坚持中间路线的主张,但在国共决战的胜负已有定局,中国的出路已经明晰的情况下,也程度不同地发生剧烈分化:或者倾向中共,或者继续保持中立。1948年秋以后,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和其生活现状日益恶化的严峻情况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更剧烈的分化和抉择,不仅自由主义的实际政治运作难以进行,而且自由主义的精神诉求也难以为继。在国共两种势力的打压之下,知识分子本身面临着生存和出路问题,自由主义的讨论更是由此消寂。

   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失败,显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第三方面”的力量,以为中国社会是中间大,两头小,国共分别代表两头小的,而自己代表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阶层。实际上,中国社会恰恰是两头大而中间小的结构,中间阶层不仅人数少,而且因松散而缺乏力量。在国共两强之间,没有掌握武力与群众的中间势力,难以有所作为。美国学者格里德对中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分析,是颇值得重视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了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于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22]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586.

   [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77.

   [3]李澈庐.以民主缔造统一[J].观察, 1 (12), 1946-11-16.

   [4]马寅初.中国经济之路[J].经济评论, 1 (4), 1947-04-26.

   [5]杨人楩.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J].观察, 5 (8), 1947-10-16.

   [6]张东荪.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J].观察, 3 (7), 1947-10-11.

   [7]樊弘.只有两条路[J].观察, 4 (7), 1948-04-10.

   [8]范承祥.亟待澄清的几个问题——总评最近几篇论自由主义的文章[J].时代, 8 (6).

   [9]庞欣.总结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J].读书与出版, 3 (4), 1948-04-15.

   [10]杜微.论一种自由主义[J].中国建设, 5 (5).55

   [11]杨人楩.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J].观察, 2 (11), 1948-05-10.

   [12]张东荪.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J].观察, 3 (23), 1948-01-31.

   [13]张申府.论中国的出路——对于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知识分子的探究[J].中国建设, 6 (4), 1948-07-01.

   [14]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J].观察, 3 (22), 1948-01-24.

   [15]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J].观察, 4 (1), 1948-02-28.

   [16]张东荪.理性与民主[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 146.

   [17]张东荪,论政治斗争[J].国讯, 1 (1), 1947-10-10.

   [18]张东荪.论真革命与假革命[J].展望, 2 (24), 1948-10-30.

   [19]社评.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N].大公报, 1948-02-07.

   [20]于怀.追击中间路线[J].自由丛刊, 11, 1948-01-28.

   [21]钱理群. 1948: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31.

   [22]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368.68.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男,河南新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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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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