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大国关系认识的发展轨迹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3 次 更新时间:2008-08-01 11: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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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江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加深对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其中尤其是认识到全球化对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关系的影响。

   首先,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在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结构变革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全球化是一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全球化还包括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人的流动是物质和精神流动最高程度的综合。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上升,共同利益增加,各国尤其是大国更加愿意通过对话、谈判等和平手段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这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次,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弱化国际关系中文明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方面,全球化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上升,进而促进大国关系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从而较少关注文明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另一方面,全球化极大地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同文明和文化有了更深入、客观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减少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不同的大国之间的对立乃至对抗。

   再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乃至更为广阔的舞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经济上同国际社会更加连成一体,为全面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积极参与和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欧亚跨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依托下,争取到更多有利的国际环境。与之相关联的是,中国在高科技和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虽然在总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具有规模经济和高新技术所要求的资金、人才和市场。而且,中国历来重视教育,“科教兴国”战略将会进一步发挥中国在科技等方面的“后发优势”。总之,积极参与全球化有利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吸引国外资金、促进产业升级以及扩大对外贸易、发挥比较优势等,最终发挥“后发优势”。不仅如此,也正是在积极融入全球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才使得中国成为当代大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经济全球化在促使中国对当代的大国关系发生影响的同时,还导致一系列新兴大国影响力的增加。当前亚洲的印度、拉丁美洲的巴西、非洲的南非乃至尼日利亚等新兴大国也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济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印度的经济增长持续保持高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保持在7-8%,有几个季度甚至超过10%。同样,巴西的经济在进入21世纪之后也出现不断增长的势头,虽然不及中国和印度那么快。2006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巴西央行预测2007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4.7%。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经济崛起显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十分重大。

  

   三、确立大国关系既合作又竞争的观念

  

   正是在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认识及倡导和对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的前提下,中国对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特征有了独特并相当符合实际的认识和看法。具体而言就是:在国际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表现为大国间共同利益的不断增加,相互合作与协调利益的要求上升,大国之间已不互为敌手,以暴力手段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大为减少。“零和”规则日益为既合作又竞争的“非零和”模式所取代。各大国在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解决地区热点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更加注重合作。换句话说,在大国关系中,对抗的因素在减少而合作协调的因素则有所增加。大国之间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和突出特点。

   虽然上述强调大国关系合作因素增强的看法是建立在中国努力倡导多极化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基础之上,因此这样的观念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冷战时期,尤其是在后“9·11”时期美国对大国关系的某些看法却与之有部分的重合。这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就在“9·11”之后的第二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个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武装冲突是可以避免的。”[10]同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在所发表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认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11]这些话语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也认识到后冷战乃至后“9·11”时期的大国关系偏重于协调和合作是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趋势。

   当然美国布什政府在力图建立单极世界,维持美国霸权的同时提出愿意推动大国合作主要是为了本国的反恐,即美国在反恐问题上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配合与协助。然而令人瞩目的是,就在美国布什政府因此而调整对俄罗斯和中国乃至印度等的政策之后,俄罗斯、中国、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也都抓住这一机遇,调整了同美国的关系。这恰恰证明在多极化和全球化作用下,大国关系以合作为主导的客观性。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大国也大都认识到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任何同美国迎头相撞的政策,都会直接损害其自身的重大利益乃至根本利益。因此,大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时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最终还是采取妥协合作而非对抗争斗的手段。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大国关系以协调和合作为主导,也是各大国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作出的明智选择。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大国一般都采取对抗和战争的手段作为解决相互之间矛盾的最终手段,从而导致人类蒙受一次又一次浩劫。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汲取了历史的惨痛教训,认识到“斗则两伤、和则两利”的道理,于是,各主要大国之间通过一系列高层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合作关系”,使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确立了有别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国家关系,虽然这并不意味大国之间从此就不存在竞争和冲突。事实上,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依然充满着竞争,这一方面是因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所推行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引起了各大国的不安,另一方面也因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在总体上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而由于最高权威的缺失,因此即便国际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也依然无法避免大国之间的竞争乃至冲突。

   然而,尽管当代大国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依然不能避免,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大国之间的合作确实已经成为主流。正因为如此,中国提出了处理大国的基本原则: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不相互为敌,不相互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就是在这样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近年来中国不仅与传统的大国而且与新兴的大国建立起一系列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与超级大国美国也建立起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一切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各大国构建相互之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简单结论。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大国关系认识的发展轨迹既反映出中国超越革命的意识形态认识国际体系的过程,也显示出中国从国际体系内革命性角色转变为参与性和建设性角色的历程。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之后,中国对大国关系的新认识是与倡导多极化和参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国际格局多极化理念是后冷战时期中国认识和处理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而积极参与全球化对认识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合作性特征有直接的影响。三、中国强调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为既合作又竞争与大国关系发展的客观实际相吻合,这样的认识既与坚持国际格局多极化理念以及积极参与全球化相关联,又对中国积极主动地与传统和新兴大国建立各种战略伙伴或合作伙伴关系产生直接的推动。总而言之,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大国关系发展认识的轨迹,可见整个中国外交战略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演变之一斑。

  

   注释:

  

   [1]俞新天主编:《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下——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对外战略纵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3-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3]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4]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255页。

   [9](澳)约瑟夫·A.凯米来里等著,李东燕译:《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10]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he Assurance of Freedom, New York Time, September 12, 2002.

   [11]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20,2002,www.Whitehouse.gov/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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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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