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公众空间”的特征及其在三种媒介形态上的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4 次 更新时间:2008-07-18 11: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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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 (进入专栏)  

  20世纪占统领地位的商业大众媒体,特别是随着广播和电视产业的成熟和普及,那些曾经隔离公民社会的很多社会和经济桎梏被层层冲破。在过去的这个十年中,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更是大幅度地降低了网络传播交流的成本。为到达其第5千万个用户,广播媒体用了近40年,电视媒体用了13年,而互联网媒体仅仅用了4年。更重要的是,网络媒体在传播技术史上第一次使普通的个人用户,可以在可承受的低成本或无成本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大众沟通和传输平台:不论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网络日志或博客,或是一个网络论坛的开篇帖子。[30]有关研究也显示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促进社会和政治平等的功效,特别是在包容那些少数族群团体或边缘化社会群体上,更是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技术和平台优势。[31]

  2.技术上易于接入

  理想的公共空间需要保证无限制的介入可能。而在18世纪时候的伦敦,“只有男人才被允许进入‘咖啡社交圈’”。[32]那时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只是对那些“上流典雅社会”敞开大门。20世纪得到迅猛发展的大众媒体,降低了普通大众进入并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的门槛。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电视机和收音机成为最常用的大众传播媒体。目前仍在进行中的信息革命,更把触角和接收器进一步延展到了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互联网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但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看,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空间和无线宽带上网的全球联接手段,确实为在真正意义上最终实现无限制的公共空间介入,提供了一个相对乐观的远景。[33]

  3.行动上自主独立

  一个纯粹的公共空间必须独立自主,并不受任何政权的管控和经济利益的侵蚀。虽然时时面对着君主或寡头统治集团的制约和审查,但是存在于200多年前西欧国家中的“公共空间”,相比于20世纪中后期极端商业化的大众媒体而言,受特殊经济财团和势力的影响相对较小。[34]与此相应的是,过度商业化的公共空间,根据哈贝马斯的观察,“发展成一个被各种势力侵蚀、影响、掌控的竞技场。在这里,通过议题设置和话语框选,争夺的不仅仅是传播影响力,而且更是通过对于传播工具和传播流程的全面控制,巧妙地掩藏其战略考量,以期左右民众和政府的行为”。[35]网络公共空间无疑同样面对来自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全球通连的网络空间虽然不可能全面排除以上的种种干涉,但起码使得以上的势力不再那么肆无忌惮。[36]

  4. 探讨时理性思辩

  虽然哈贝马斯一直强调“理性”或“理性主义”在民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两个概念在实用领域的定义,尚没有被完全清晰地界定。对于正处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公共空间来说,那些经常光顾各式沙龙、俱乐部、读书会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是从自身的还是阶级的利益考虑,都会对一种基于理性与逻辑的公共辩论心向往之,身体力行,并从中受益无穷。在20世纪的商业媒体时期,这种曾经被推崇的知识理性主义已经逐渐式微,并被无处不在的商业主义和市场营销理念所取代。用哈贝马斯的话说,“以理性书面交流为依托的公共空间,已经被以虚假公众或透视无聊隐私为代表的消费文化所取代”。[37]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重新激活了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理性和批判性辩论的期待与热情。是否网络空间能够重新实现理性批判和思辩的愿望呢?对此,现在的研究者还莫衷一是。[38]

  5. 交流时双向互动

  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从没有将公共空间内的交流限定为一种“面对面”的形式。不仅如此,他曾多次重申私人间的信函交流也同样属于理性批判性辩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9]在18世纪后期,知识阶层间的书信往来交流,相对于以后的其他时期,都显得频繁和重要。后来的电视和收音机,虽然把现场逼真的画面送到了人们的客厅起居室,但也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听众和观众直接参与论辩、回应、或反驳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刚刚成形的网络空间无疑从本质上扭转了这种受众被动无为的态势。互动性被很多传播学者判定为在线传播的标志性特色。[40]方便灵活的短 信服务,即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和绝大多数网络空间提供的在线反馈功能,所有这些新的服务模式,其实已经把网络互动交流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

  6. 怀疑与批判精神

  公共空间的批判精神,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信息和交流载体的独立性。除此之外,所有参与者公共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强弱也决定了批判氛围能否形成。在18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对他们来说,批判精神不仅仅是一种阶级符号,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必需。20世纪中后期所谓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的构架,把政府与社会,执政阶级与社会大众完全焊接融合,从而稀释了大众的对立情绪和角色认同。批判性思辩的目标和动力都减弱并消失殆尽。现在,有些学者提出,通过把传播载体的交流权部分返还到公众手中,网络空间也许能够重新激活个人的公共意识和社会群体作为批判者的责任。[41]

  7.共同利益的维护

  在一个纯粹的公共空间里,谈论的题目都应当是与所有大众息息相关而又举足轻重的事务。在18世纪时的欧洲,所谓的“大众关注话题”,基本都来源并关注于与私有财产和作为新兴私有财产所有者的资产阶级有关的领域。当约翰•洛克庄严神圣地宣称“大多数人”可以通过“公共主权”来进行自己治理,而不需任何自命的皇权或神权时,他所指的“大多数人”其实仅指“有产者”,而根本没有包括数量众多的劳工阶层。[42]在20世纪生成并得到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把这个有产者的“大多数”扩展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泛的层面。即便如此,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这个普遍的大众仍仅仅以被动消费者的面目存在,而根本不是积极的议题制订者。[43]但是,现在的网络空间确实使普通民众能够将个人的议题投放都公共领域,虽然没有人能保证它会最终受到公众的关注。[44] 但这一可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历史性进步。

  8.保护参与者隐私

  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公共空间的存在是以个人私人空间的被保护和不受侵犯为条件和前提的。比如说,在18世纪存在于德国的圆桌社团组织中,“公开的空间必须依赖于个体的隐秘 。它的公众,虽然称之为公众,其实还是内外有别的”。[45] 20世纪高度商业化的大众媒体,显然使得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隐私在公共层面上再难取得。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机器,从另一个方面,渗透到每个人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现在还很难下定论,但网络传播和网络技术所提供的匿名功能,倒是为作为公民的个体人,在与政府监管权力和庸俗媒体的角力中,助了小小的一臂之力。[46]即便如此,很多研究者都指出,网络技术能提供的其实只是“匿名能力”,而不是“保密能力”,更不是“隐形能力”。[47]

  9.促进社会整合

  哈贝马斯认为,政治性辩论本身就是社会整合的一个过程。公共空间就是“由作为单个个体的人汇聚而成公众,从而向国家宣明社会需求”。[48]早期资产阶级公共空间确实起到了一个整合平台的作用,强有力地促动了政治集团的形成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但是,随着大众传媒开始将政治事务象商品一样推销的时候,人们开始愤世嫉俗,怀疑一切,因对政治逐渐丧失信心而退离出公共空间。如今,高度商业化的西方媒体热衷于对庸俗传闻的捕风捉影,而不是对主导议题进行深度报道;聚焦于政治人物的隐私琐事,而不是关注他们在关键政策上的立场;追逐于竞选时“赌马”一般的热闹喧嚣,而不顾这种低俗的处理实际上背离了民主社会的实质。[49]与此成为对比的是,网络传播与网络社区已经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潜能,重新培育和加强了社会整合。[50]比如说,研究发现,随着网络使用程度的增高,使用者参与公益自愿团体和政治活动的程度也相应增高。[51]还有的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网络沟通和传播媒介能够帮助那些少数族裔移民(比如象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数千万华裔),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络和社会凝聚力。[52]

  为辅助理解上述的比较,下面的一个表格分别列出了“公共空间”的九个特征,以及三种媒介状态下的相应比较得分。评定的得分划为五级,包括“完美状态”(5分),“高度达标”(4分),“基本达标”(3分),“刚好达标”(2分),和“未达标准”(1分)。应该承认,考虑到“公共空间”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抽象性,下面这种评定和打分方法不免显得主观臆断,甚至有点随机。但是,没有任何研究方法,在分析处理象“公共空间”这样一个带有全盘性的概念时,能逃脱类似“过于简单化”这样的批评。一个架构,再不完美,总要好过一堆支离破碎的影像。就这个研究而言,简单却直观的对比,为下一步更深入的探索提供了一个起始点。

  从表格的简单对比中,可以发现几个值得关注并带有象征意义的结果。首先,按照哈贝马斯自己的标准定义,生成于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还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难怪不论是西方的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在哈贝马斯提出这一概念后,都感到很难将这一范畴与当时的史实所对应。其次,20世纪兴起并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高度商业化发展的“广播电视式公共空间”,用理想的标准来衡量,并没有显现出超越前一媒体形态模式的趋势。这样一个结果,与哈贝马斯关于西方“商业媒体架构下的公共空间已经解体”的论述不谋而合。如果以“公共空间”9个主要特征为衡量标准的话,兴起于20世纪最后几年并在21世纪初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倒是为将来的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当然,也有很多传播学者对此判断持怀疑态度,指出政府和利益集团对网络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充斥各种网络论坛的非理性的氛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数码技术鸿沟”, 都将阻碍网络空间真正演变成一个成熟理智的公共空间。[53]

  

  表格:比较“公共空间”在三种媒介状态的特征

  

  

   “公众空间”媒体形态比较的引申意义

  

  正如帕拉阿图学派的传播学者宣示的那样,“人不能不交流”。[54] 在整个的人类发展史 中,人们不断地创造发明出新的传播和交流技术,象造纸术,印刷术,无线电,电话,收音机,电视,一直到网络传播技术。在创造传播技术的同时,人们同样被自己所创造的传播方式所创造。成型的大规模印刷技术和印刷媒体的出现,孕育、催生、和促进了早期资产阶级公共空间。同样,20世纪末出现的新一轮互联网通讯传播革命,不仅重燃了人们对哈贝马斯描述的理想状态下公共空间的热忱,而且还把这种期待拓展到了一个虚拟的空间之中。不断涌现的新证据似乎在指向这样一种可能:这种通过网络传播交流的虚拟空间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本文所得出的结论,虽然表面上看仅有一些虚拟的象征涵义,但其实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空间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借鉴意义。比如,虽然哈贝马斯赖以归纳提炼其理想“公共空间”的社会形态,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当市场经济的模式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扎下根基,那些关于媒体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的问题,都变得现实,紧迫,和带有世界性。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处于转型期的文明大国来说,尤其如此。而且,不断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在其关于“公共空间”的理论构架中,没有给予文化历史因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等以足够的考量。[55]实际上,哈贝马斯自己后来也承认,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因素,都将在整个“公共空间”的形成和特性上起到不可估量的互动效应。他特别强调,“一个公共空间在政治意义上的正常运作,不仅仅需要宪政国家的体制保障,而且更需要能促其生长发育的文化传统,社会交往模式,政治氛围,和一个崇尚自由的大众”。[56]因此,对于网络媒介与公民社会相互关系感兴趣的学者,不妨把将来的研究重心转到那些互动干扰因素,或者象文化、传统、民族主义等先行因素的比较分析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信息技术革命,还远没有释放出它的所有能量和潜质。如果哈贝马斯关于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公共空间”的总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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