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殖民叙事学研究者或者通过应用叙事诗学，或者通过策略性的形式主义诗学建构，或者通过强调形式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平等对话和相互补充，不仅成功捍卫和发展了叙事诗学，也促进了语境化“叙事学”批评的发展。后殖民叙事学不仅注重应用经典叙事诗学的概念和模式，也注重在批评实践中对其加以检验和发展，使形式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与语境化批评实践形成良性互动，比女性主义叙事学更好地捍卫和发展了“叙事学”。近年来，该流派还出现了注重形式审美和超越意识形态主题的新动向，这无疑拓展了形式主义叙事诗学的应用与发展空间，也能使语境化的后殖民叙事学批评得到更加多维、更为丰富和更具活力的发展。
后殖民叙事学是经典结构主义叙事诗学与后殖民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于20世纪90年代萌芽，并在21世纪初发展为独立流派。在后经典叙事学中，它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相通性最强，两者均将政治议题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诗学相结合。进入21世纪，后殖民叙事学较好地捍卫、发展和运用了经典叙事诗学，保持了独立流派的特色；而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大本营美国，该流派因未能坚持自身特色，面临生存危机。本文思考以下问题：两种流派在对经典叙事诗学的看法上有何本质差异？杰拉尔德·普林斯如何策略性地捍卫和发展经典叙事诗学？后殖民叙事学近年来有何新发展？
对叙事诗学的不同态度
后殖民叙事学在女性主义叙事学启发下诞生，但两者存在本质差异。前者在普林斯带领下，区分了无需考虑语境的叙事诗学（语法）和需要考虑语境的叙事学批评；后者则未加区分。由于这一区分，后殖民叙事学有效发展和应用了叙事诗学，保持了有别于后殖民批评的独立性。而后者因未能区分，在学术氛围激进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独立性，甚至面临被迫放弃“叙事学”名称、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化或吞并的危机。
2002年，玛丽昂·吉姆尼希率先提出“后殖民叙事学”术语，认为其应与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样，将文本结构与社会文化相结合。2005年，普林斯在奠基性文献《论一种后殖民叙事学》中明确与之保持距离，宣称后殖民叙事学“并不旨在识别后殖民叙事或捕捉其独特性”，也“不打算展示身份和他者性等范畴是如何在叙事文本中构建、延续或颠覆的”。他指出，后殖民叙事学“不受特定语料库的约束，也不主要通过研究特定文本而构成”，委婉否定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核心路径。
就叙事学批评而言，普林斯与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并无二致，都认为阐释具体作品时需要考虑社会历史语境。然而，关于语境化的批评能否改造叙事诗学理论，双方存在本质分歧。女性主义叙事学认为，聚焦女作家文本和性别政治即可改造叙事诗学，将其性别化和语境化。普林斯则早在1995年就指出，改变语料库“有可能不显著影响现有叙事学的模式；而如果能够证明这种改变不会导致叙事学模式的变化，那么叙事学模式就将更具可信度”。他婉转提醒，叙事学的结构模式可能无法被语境化批评所改变。这一可能性被学界普遍忽略，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实践也证明，其试图通过研究女作家作品来改变经典叙事诗学的努力是徒劳的。因此，普林斯在建构后殖民叙事学时，声明该流派“不受特定语料库的约束”。
普林斯在《论一种后殖民叙事学》结语中指出，“作为一种叙事的理论（或科学，或诗学），（后殖民）叙事学不同于（后殖民）叙事学批评。前者旨在描述和阐明叙事的类别和特征，以解释叙事如何被构建并产生意义；后者则是运用这些类别和特征来具体分析叙事作品的结构和意义”。他将“后殖民”放入括号，定义里用的是“阐明叙事”而非“阐明后殖民叙事”，并指出后殖民叙事学是“科学”和“诗学”。其本质在于：仅仅把后殖民作品当成新语料，从中发现新的结构技巧，从理论上发展经典叙事诗学；而非以阐释作品为目的，仅将叙事诗学用作语境化批评的工具。因此，他明确将叙事学批评排除在外，声称与吉姆尼希“走向相反”。
然而，这一本质差异被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忽略。罗宾·沃霍尔认为，经典叙事学是在男性中心主义学术文化中发展起来的，需通过研究女作家文本来改造。苏珊·兰瑟甚至认为，普林斯“不是从叙事学的类别和规则入手，而是从后殖民研究的需求出发，让后殖民主题优先于标准的叙事学优先事项”。这是对普林斯立场的严重误解。迫于美国激进学术氛围的压力，普林斯采用了多种障眼法，对自己的后殖民叙事学与女性主义叙事学之间的差异加以伪装。
笔者也曾发表文章指出：叙事诗学是科学（语法），无法被语境化；女性主义叙事学力图将其性别化和语境化的努力是错误而徒劳的，正如语言语法无法被性别化一样。2018年面世的国际上首部后殖民叙事学文集《叙事学与意识形态》在提及这一问题时，引用了笔者的文献，而未引用普林斯的观点。与普林斯排斥叙事学批评相反，笔者认为，正是通过转向语境化的叙事学批评，后经典叙事学才成功拯救了叙事学。在必须考虑语境的学术氛围中，只有把叙事学批评纳入叙事学，后者才能生存。只要区分无需考虑语境的叙事诗学和需要考虑语境的叙事学批评，就可以推进两方面工作：通过应用叙事诗学来分析作品，通过批评实践来检验和丰富叙事诗学。诗学为批评提供概念框架和结构分析工具，批评则为诗学反馈新的文本现象与结构可能，二者在良性互动中各得其所，共同推进叙事学的发展。
普林斯如何通过刻意模糊界限来发展经典叙事诗学
普林斯在建构后殖民叙事诗学时，实际上考虑了两种结构模式：一种可用于阐释不同叙事作品共有的结构技巧，另一种则特别适用于后殖民叙事作品。就故事事件而言，他提出区分核心事件与卫星事件、干预性事件与非干预性事件等，这是经典叙事诗学的建构方法。就第二种模式，他指出要“戴上一副后殖民主义的镜片”，对混杂性、移民、他者性等议题保持敏感。但他并非像吉姆尼希那样，通过分析作品来揭示这些议题如何被构建或被颠覆，而是“设想它们可能的叙事（诗）学对应，并将其纳入其中”。众多学者忽略了这一关键区分。
在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强调语境化的氛围中，普林斯有时刻意模糊诗学与批评的界限。例如，“序列如何嵌入其上层结构”涉及叙事结构，属于叙事诗学范畴；而“序列可能出现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则属于批评实践层面的问题，不宜纳入诗学范畴——正如语法规则本身仅描述句子结构（如主谓宾之分），而不评判具体使用是否规范。然而，普林斯有意将两者混为一谈，这不过是一种理论障眼法。
普林斯提出，后殖民叙事学“基本上会采用并依赖于（后）经典叙事学的成果，但会通过一套后殖民的视角来审视叙事，从而使其产生变化（inflect it），甚至使其更加丰富（enrich it）”。inflect一词暗示外部压力使经典叙事学承压，而“使其更加丰富”才是真正目的。在21世纪不少人认为后经典叙事学已取代经典叙事学之时，普林斯通过将“后”用括号框住，巧妙地将注意力引向经典叙事诗学。在探讨话语表达层时，他列举的研究全部是经典叙事诗学的，这也说明他采用的括号是暗暗排除“后经典”的。
在“视角”问题上，普林斯一方面坚持经典叙事诗学的模式（如全知视角、内视角、外视角的区分），另一方面针对后殖民作品的特点，提出四种新视角类型：“复合视角”（两个或更多聚焦者同时感知同一现象）、“不明确的视角”（没有特定聚焦者）、“不可判定的视角”（无法确定聚焦者）、“分裂视角”（一个聚焦者对相同事物产生多种不同但同样合理的呈现）。这种新的结构区分只会丰富而不会改变经典叙事诗学。普林斯强调，无论叙事现象多么少见，只要发现就可加以结构分类，因为“一个追求普遍性的……（后殖民）叙事学……必须将它们纳入考量。毕竟，这种叙事学会将任何叙事作品（而不仅仅是现存的、已证实的或者后殖民的叙事作品）视为其研究范畴的一部分”。这是对经典叙事诗学追求普遍性的重申。
在《论一种后殖民叙事学》结语中，但凡提到后殖民叙事学，普林斯就用括号把“后殖民”框住。与女性主义叙事学旨在将经典叙事诗学性别化不同，他无意将其后殖民化，而是要针对后殖民作品特点提出新概念，以“丰富”叙事诗学。其实，经典叙事诗学中不少模式本就针对特定种类作品提出，如普罗普针对俄国民间故事、热奈特针对普鲁斯特小说，但这些模式无需考虑具体语境的本质特征，并不影响它们构成追求普遍性的叙事诗学的一部分。
普林斯声称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榜样，将叙述者的后殖民身份视为与介入性、自我意识和知识等同样重要的变量。正如语言使用者究竟是男是女，仅需在分析实际句子时加以考虑，而无需进入语法，叙述者究竟是男是女，也无需引入叙事诗学；叙述者究竟是新殖民者还是前被殖民者，也是如此。实际上，叙事诗学从未考虑知识的多少（譬如究竟是受过高等还是中等，或是初等教育），也未考虑自我意识和叙述者介入的强弱本身，而仅仅区分了相关结构类型，譬如全知叙述者（介入强）、隐性叙述者（介入弱）、元叙述（自我意识强）等。普林斯将知识、自我意识这样既中性又并未单独进入叙事诗学的问题与男女性别、殖民身份相提并论，有可能是对女性主义的区分进行戏仿。
后殖民叙事学的新发展
2007年，罗伊·索默在《语境主义再探：后殖民与跨文化叙事学的综述（及辩护）》中，不像普林斯那样排斥叙事学批评，但认为后殖民叙事诗学必须是语境化的，因而排斥普林斯式的普遍诗学建构。他肯定兰瑟对叙述声音的修正，但兰瑟区分的“公开型”和“私下型”叙述声音（依据听者处于故事之内还是之外），其实在男女作家的作品中都适用，根本无法把叙事诗学性别化。同理，无论是否专门研究后殖民作品，都无法把叙事诗学后殖民化：普林斯发现的结构技巧若在其他文类中出现，其概念也同样适用，因为叙事诗学作为科学或语法，不受特定语境和文类束缚。
在《叙事学与意识形态》（2018）这部后殖民叙事学文集中，虽然导论把后殖民叙事学界定为“语境主义叙事学”，但出发点与吉姆尼希的有所不同。后者旨在揭示身份与他者性等如何在文本中被构建，而该文集则“从广义叙事学视角出发，旨在向研究后殖民小说的学者展示叙事学理论概念及方法的潜在价值，同时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立场鲜明的文本解读，检验这些理论观点的适用性”。也就是说，重点转向了叙事诗学的应用和发展。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进入21世纪，西方排斥叙事诗学的激进学术氛围逐渐缓解，尤其在美国之外；同时也受到笔者2005年论文等前人研究的影响。
该文集需要为叙事诗学辩护。导论第一节题为“叙事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与意识形态”，但主编并非褒一贬一，而是两者都认可：“叙事学的形式主义取向与语境批评的意识形态取向，是两种必然处理相同叙事问题却泾渭分明的方法论体系。它们虽可相互叠加，但细察之下纹理各异。二者既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恰似图形与背景的辩证关系”。如果说普林斯在2005年的文章中不得不借助障眼法掩饰对形式主义的认可，该文集主编则不再掩饰。他们平等看待叙事诗学与意识形态，推进两者之间的“对话”，而非像女性主义叙事学那样企图通过后者改造前者。主编指出：“语境主义方法仅仅在名义上搭建了理论与批评的交汇平台，因其预设的两者的合成实为幻象，这一点在实践中已得到验证。”这正是笔者2005年提出的观点，多年来语境叙事学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
该文集导论也留下了遗憾。一是将叙事学与形式主义画等号，把叙事学批评排除在外。后殖民叙事学的主体本是语境化的叙事学批评，若排除批评，该流派将丧失其赖以生存的实践土壤，难以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持续发展。导论作者并非有意排斥，而是出现了以下偏误：其一，混淆了后殖民叙事学内部诗学与批评的关系；其二，有时混淆了叙事诗学的形式主义与后殖民批评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其三，在批评“叙述者”和“受述者”概念被抽象化时，似乎忘却了叙事诗学是语法和科学；其四，误解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并以此为据批判芝加哥学派反作者意图，而“隐含作者”实际上指涉以特定立场创作作品的作者及读者推导出的创作者形象。
该文集正文聚焦南亚后殖民作品的叙事学批评，从副文本、元叙事、叙述声音、不可靠叙述等多角度，采用不同叙事学方法进行解读，很好地拓展和丰富了后殖民叙事学批评。
2021年，桑德拉·海宁在《论后殖民叙事学及后殖民文学的叙事学解读》中，为后殖民叙事学指明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她认为，后殖民批评一直聚焦身份政治，这也成为后殖民叙事学的核心关注，但这种聚焦限制了对文本其他方面的叙事学分析。后殖民叙事学应拓宽研究范畴，将视野拓展到后殖民作品的形式创新与超出身份政治的其他主题的关联，将更多文本和主题纳入视野，并“将作品作为艺术作品进行评价”。
结语
从20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激进学术氛围中，结构主义叙事学受到严重冲击。女性主义叙事学率先将其与语境化的意识形态批评相结合，以“后经典叙事学”的方式拯救了叙事学。后殖民叙事学以其为榜样，也推动了这一发展。然而近一二十年，两种流派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女性主义叙事学因一直力求将叙事诗学性别化和语境化又无法成功，且迫于性别和性研究越来越激进的压力，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越来越难以区分，面临生存危机。与之相对照，后殖民叙事学研究者或者通过应用叙事诗学，或者通过策略性的形式主义诗学建构，或者通过强调形式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平等对话和相互补充，不仅成功捍卫和发展了叙事诗学，也促进了语境化“叙事学”批评的发展。后殖民叙事学不仅注重应用经典叙事诗学的概念和模式，也注重在批评实践中对其加以检验和发展，使形式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与语境化批评实践形成良性互动，比女性主义叙事学更好地捍卫和发展了“叙事学”。近年来，该流派还出现了注重形式审美和超越意识形态主题的新动向，这无疑拓展了形式主义叙事诗学的应用与发展空间，也能使语境化的后殖民叙事学批评得到更加多维、更为丰富和更具活力的发展。
申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摘自：《当代外国文学》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