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中唐以后兴起一种以“自适其适”“自喻适志”为思想内涵的诗学观念，可称为“适情诗学”。“适情诗学”发源于庄子哲学，适应宋代的理学思潮，强调文士精神超越外在物质世界和社会关系的羁绊，获得心灵的自由和恬静；崇尚平淡诗风，以诗歌怡悦情怀，令人快适。这是与主流的“感物兴情”不同的另一种重要的诗学观念，表明中国文学理论的审美超功利思想渐趋明晰和自觉。近代曾以之引介外来的审美观念，但又受到冷落而被湮没。今天重新钩沉“适情诗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者：周兴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摘自：《文学遗产》2026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7期

自中唐以后逐渐兴起一种以“自适其适”“自喻适志”为思想内涵的诗学观念，我们可称之为“适情诗学”。“适情”是士人精神的自我陶冶，涵养心性，适性悦情，提升境界。“适情诗学”发源于道家思想，立基于士人精神，超越现实功利主义，标举独特的审美风尚，是源于中国本土的审美主义文艺观。晚清时，留学回国的学人颜永京曾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教育论》第一章，题为“肄业要览”，其中“论玩物适情之学”一节就以“玩物适情”指称斯宾塞所言的艺术、美的艺术等“雅艺”，注意到“玩物适情”一语超功利的美学内涵。以诗适情不只是具体的文学个案，而且是中唐以后较为普遍的诗学观念，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文学精神和审美趣味。因此需要将它上升到“适情诗学”观念的高度，梳理它如何从道家哲学思想演化为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和观念，揭示其独特的理论内涵。这不仅有利于准确深刻地把握后半段中国诗学史，也为当今的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提供源于自身文化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

庄子论“适”的三个层次

庄子生活在诸侯兼并、天下扰攘的战国后期乱世中，静观其变，从深层意义上审视现世的社会文化，从根本上思考人生的方向。庄子处在一个仅仅可以保身自守、免于刑罚的时代，一切有意的作为，都是对大道的破坏。儒、墨所宣扬的那些理念，在庄子看来是危及生命、以身殉物，陷人于危难然后再拯救之，违背生命的自然本质。庄子尊生，尊重人的自然生命，而世俗人的所作所为恰是对生命的戕害。在那个“时命大谬”、万事不可为的时代，庄子重新理解人与物、与道、与己的关系，提出一种不同于儒家的生存法则，为末世人们开辟一条新的精神生命通道，勾画一种新的人生境界，即适性逍遥，人游于大道之中而超然自适，超然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适”与“游”，在《庄子》一书中都是高频率词汇。“游”与“适”相比，更具有自由无待之意。适侧重就到达点而言，指到达某境地，两者达到某种关系。关系得宜谓之适。适是得宜、适宜的关系，再引申为因适宜而获得舒畅、愉悦。庄子论“适”也是从关系出发，根据所适之对象不同，分为三个层次，即“适人之适”“自适其适”“忘适之适”。虽然这是“庄学”常识，一些研究已珠玉在前，但本文依然要对之加以阐发，以确立“适情诗学”的哲学基础。

首先，“适人之适”及其超越。人类离不开物质世界，人一生下来，就在世界上与物打交道，与他人交往。最基本的一层关系是适用关系，即物能否满足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能否相互满足需求，这一层关系是功利性的。物对人有用，即适用。他人对此人有用，也即适用。人与物打交道，只有尊重物性，掌握物性，才能消除物与人的隔阂，使对立的外在之物转化为适己所用之物。万物都各有物性，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万物皆适宜人之用。关键在于人是否遵循物性以用物。只有顺应物性，掌握物性，克服人与物之间的对立状态，才能达到物尽人用的和谐适宜状态。但是，适用带给人的快乐，是浅层次、短暂的感官愉悦。感官欲望的一时满足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

适人之用，往往是以放弃自己的本性为代价的。一切有生命之物，都因为适用而失去本性和生命。人类同样是如此。在庄子看来，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价值理念，都是外在于人的物。放弃自己的本性和生命，投合他人的需要，结果得到不好的下场。庄子于是得出“无用之为用”的著名命题，“无用之用”是对适用性的超越。“无用之用”的辩证法，是庄子为当时和后世走投无路、入世无门的人确立安身立命之所在。

而世俗中的人像井底之蛙一样，一生都在追逐外物而没有止歇的时候，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沉溺于外物，被外物所奴役，这是很可悲的。怎样摆正人与外物的关系呢？庄子提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物我关系论，摆脱外物的累赘，即摆正人与物的关系，把物当物对待，不以物挫志，以己役物，而非己为物役，不受外物的奴役，这样人就超越了外物的连累而获得自由。关键在于人心如何对待外物。人并非拒绝物，而是顺应物性，掌握物性，超越外物，这样才能达到“乘物以游心”的自由。

其次，“自适其适”的内在精神超越。与儒家重视外在事功不同，道家强调内在的精神超越，即超越外在物质世界和社会关系的羁绊，返璞归真，回向内心，涵养心志，达到一己内心的恬淡虚静。与“适人之适”相对，庄子提出“自适其适”。“适人之适”是见彼闻彼，向外感知，投合外在需求。而“自适其适”则是自见自闻，向内观省，即道家推崇的内观。得人之得、适人之适是以外在价值为根据，扭曲自己以迎合他人；自得其得、自适其适是“达生之情”，通达生命真情的快意适志。自适自得并不是进入封闭的自我世界。庄子反复强调要摆脱一己褊狭的私心成见对自由精神的羁绊。《齐物论》的一大主题是破除成心成见的自我遮障。心中有是非判断，有爱憎好恶，就是成见。如果陷入私心成见之中，执着于成见，则落入佛学所谓“我执”，私心成见依然是一物，好丹非素，画地为牢，束缚人心，难以突破，人依然是不自由的，与道相隔甚远。所以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处于清虚空灵而明觉的精神状态，虚室生白，心地空虚，则纯白独生，以明静之心内外观照，达到不失其性命之情的悠然自适。

“自适其适”是自得其乐，是乐其志、得其志的生命形态，是心灵的自由游弋。游心自适，便能悠游自得。可现实中的人受到种种羁绊，很难达到游心自适的境界。庄子笔下的梦境和艺境，自适其适，是驰骋精神自由的内在精神超越之境。《田子方》中“解衣般礴裸”的宋元君画史，摆脱外在一切礼法的束缚，神闲意定，天机自动，若性之自为。这是自适其适、内在精神自由超越的境界，是超越现实功利、创造力极大发挥的审美境界。“自适其适”能够给人带来更高的审美愉悦，远远超越仅仅满足适用的感官之乐。

最后，“忘适之适”的体道之境。“自适其适”依然还有人己之分、物我之别、内外之辨，自娱自乐也只是人乐。庄子哲学中，人生最高的境界是“忘适之适”的体道之境，最高的快乐是天乐。“自适其适”心中还存在物与我的分别；“忘适之适”则达到了“指与物化”“以天合天”，人的天然本性与物的自然物性相冥契。庄子多次用“忘”表达人忘记社会性存在，忘记肉体物质性存在，摆脱一切束缚与障碍，返璞归真，获得心地精神的虚空明澈。庄子所谓“忘适”，近似禅宗所谓“忘空”，如果心里想着“空”，则“空”依然是一物，滞塞心胸。同样，心里想着“适”，还不是真正的适。真正的适是“忘适之适”，是“游心于物之初”的体道之境。此时，爵禄得丧不入于心，生死祸福不挂于怀，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进入至美至乐之境。套用现代术语来说，庄子的“适人之适”“自适其适”“忘适之适”是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适人之适”是现实人生的功利境界，“自适其适”是超越现实的审美境界，“忘适之适”则是最高的天地境界。

“自适其适”的审美超越之境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庄子论“适”的三种人生境界，在文学创作中相应地呈现不同的文学境界。北宋《蔡宽夫诗话》对举地列出柳宗元、白居易、陶渊明三人，正可代表“适”的三种境界。释惠洪《冷斋夜话》列举同样遭受贬谪的秦观、黄庭坚、苏轼，三人的精神境界是有高低之别的。这两则诗话所言之陶渊明、苏轼，近似于庄子“忘适之适”的天地境界，超越外物的羁绊，安时而处顺，与造物者同游，哀乐不能入，达到了中国人最高的精神层次，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文学上的人生境界，更多的则是如上两则诗话所分别列举的柳宗元、秦观的“适人之适”和白居易、黄庭坚的“自适其适”。“得志而形于言”是古代的入世文学，自然是“适人之适”。“自道其不得志”是古代失去经世机会、贫士坎廪失职而志不平的失意文学，同样是“适人之适”，柳宗元、秦观便是如此，抒写的是不得“适人之适”而产生的哀怨。“自道其不得志”依然能够产生上乘的文学作品。作者因个人的不幸遭遇而抒发愤懑之情，将现实中因政治失意而生的哀伤愤懑转化为文学表现的对象，拉开距离，自我审视，从而暂时得到心理能量的释放和情感的慰藉。发愤抒情、不平则鸣，抒写入世怀抱，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汉唐文学的一大传统。上引两则诗话所举的晚年白居易和黄庭坚，是“自适其适”的超世文学的代表。自适适意是白居易闲适诗的基本主题。黄庭坚即使遭遇贬谪也能抱道而居，内敛自守，过着“自适其适”的人生。

这样来看庄子所谓“适人之适”“自适其适”和“忘适之适”的三种人生境界。“忘适之适”是难以企及的。现实中更多的是“适人之适”与“自适其适”两种形态，相应地，在文学上表现为入世文学与超世文学的分野。“得志而形于言”和“自道其不得志”的“适人之适”都可以归为入世文学，“安时处顺，超然事外”的“自适其适”可以归为超世文学。

儒家的人生观或重兼济，或求独善，这种观念支配下的早期诗赋创作，或讽谏时政，美善刺恶；或感物兴情，以自伤悼。自东汉后期起，随着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人生贵得适意，成为一种新的处世观念。玄学思想影响下的人生，超越现实功利，超越一己忧乐欢戚，空静玄远，适性自得。适性莫畅乎游，或游于神仙，或游于太玄，或游于山水，开拓出超越庙堂和俗世、寻求惬意的士人文化空间。诗赋创作在“感物兴情”之外萌生出一种“理感”的心理机制，在诗文中表达超然物外、自喻适志的生命体验。这些诗歌对适性理趣的表达，不同于感物兴情的诗歌传统，属于“寓目理自陈”的“理感”机制，用“物感”论是解释不了的。但是南朝的文论家对这种新起的文学创作现象还未能给予充分认可和理论上的解释，多予以贬抑。一直到盛唐时期，诗歌都是以抒写入世情怀为主。随着道佛思想对士人影响的深入，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势急转直下，士人的入世情怀严重受挫，“自适其适”逐渐成为士人新的人生志趣。中晚唐士人如大历十才子，韦应物、刘长卿、白居易、刘禹锡、司空图等人诗文中，“自适其适”逐渐成为重要的主题。自宋代理学兴起后，文士精神日趋内敛化，加之“乌台诗案”促使士人放弃现实关怀，“自适其适”的人生志趣和创作倾向在士大夫生活中愈益普遍，乃至成为不能忽视的文学现象。

“适情诗学”的理论内涵

唐代之前，论诗很少直接与“适”相联系。中唐两宋以降，随着士人阶层的人生志趣和创作主题向“自适其适”转变，诗歌理论重新认识“诗”与“适”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人把诗歌创作与适情性相联系，最终在传统的“吟咏性情”“以风其上”之外酿造出“诗以适性情”的新命题。宋代以后“适情诗学”有这样三方面理论内涵：

首先，学道适意、超越世俗的人生和精神境界，是诗歌适情的现实基础。宋代以理学为中心，融合道佛而形成了内敛、自适和超越的人格精神，不同于盛唐之前外放的、入世进取的人格。正是这种新的士人精神风貌，促使诗歌创作和理论转向自适性情。

其次，诗歌自适性情，崇尚平淡之美为诗歌新的风格特征。从汉魏六朝到隋唐，“平淡”都不是一种典型的诗歌风貌，宋代以后，平淡的诗歌审美风尚才真正得到自觉的标举。平淡诗风更本质的意义是呈现士人闲适超逸的艺术情趣和生命境界。

再次，“诗乃适情之具”，诗歌适情性，其功能在于怡悦情怀，令人快适。中国文论历来重视诗歌的功用，作诗的外在功用是讽喻教化，内在功用是吟咏情性。自适性情之诗则不然，既没有外在目的，也没有内心愤激情绪需要排解，而是自喻适志，使自己的心境畅适、性情愉悦。这是中唐特别是宋代以后新起的一种诗歌功能论，既是外在政治环境所致，也是思想文化向内转的结果。

结论

宋代以降，适情诗学的相关论断大量涌现，在“感物兴情”外出现了“玩物适情”“寓物适情”这种新的物我关系论，可以见得中国文学理论的审美超功利思想渐趋明晰和自觉。“玩物适情”“寓物适情”同时出现于宋代，且得到后世文士较为普遍的认同，内化为文士的生命情调。如果说老庄道家思想第一次灌注传统士人精神促动了魏晋玄学的出现，那么第二次灌注就是促使“适情诗学”的产生。文士“玩物适情”“寓物适情”，与外在物质世界构成超越性的审美关系。这为中国文艺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即超越物质功利世界的审美境界。正是因为晚清时外来的审美超功利思想的引入，颜永京、蔡元培、王国维等才重新激活“玩物适情”一词而强调文学的审美非功利性。但事实上，“玩物适情”“寓物适情”这两个源自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命题，在现代文化里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没有获得新的生命，在现代文论和美学中湮没不彰。而到了今天和平建设的年代，在提高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应该提倡超越物欲挟制的审美精神，讲究人生意义的多样化、审美化，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可以更丰富多彩。那么，将“适情诗学”打捞起来，予以新的阐释，使之有用于世，既具有现实意义，也有助于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