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方苞《石斋黄公逸事》虽有不合史实的一面，却是一篇符合观念真实、去小说化的古文。逸事文是补史之遗的文体，在明清人的文体观中属于纪事，是史传的变体。《石斋黄公逸事》按照逸事文的一般写法写作，逸事的文体特征提供了特殊的义法呈现方式。在方苞的义法理论中，最核心的“义”是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家思想，“法”则随文体有所变化。
关键词 方苞；《石斋黄公逸事》；义法；逸事；桐城古文
方苞作为桐城文章宗师，论文讲求“义法”，推崇“雅洁”，为此提出古文创作的避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忌“杂小说”。不过，方苞自己的创作实践，却也因此而受到严格审视，有些篇章如《石斋黄公逸事》一文所记黄道周的经历，即被指出与史实不符，作传叙事有虚构好奇的小说味道。全文如下：
黄冈杜苍略先生客金陵，习明季诸前辈遗事，尝言：崇祯某年，余中丞集生与谭友夏结社金陵，适石斋黄公来游，与订交，意颇洽。黄公造次必于礼法，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也，思试之。妓顾氏，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安歌，见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觞黄公于余氏园，使顾佐酒，公意色无忤，诸公更劝酬，剧饮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顾尽驰亵衣，随键户，诸公伺焉。公惊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荐而命顾以茵卧；茵厚且狭，不可转，乃使就寝。顾遂昵近公，公徐曰：“无用尔！”侧身内向，息数十转，即酣寝。漏下四鼓觉，转面向外；顾佯寐无觉，而以体傍公，俄顷，公酣寝如初。诘旦顾出，具言其状，且曰：“公等为名士，赋诗饮酒，是乐而已矣！为圣为佛，成忠成孝，终归黄公。”
及明亡，公絷于金陵，在狱日诵《尚书》、《周易》，数月貌加丰。正命之前夕，有老仆持针线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终事也。”公曰：“吾正而毙，是为考终，汝何哀？”故人持酒肉与诀，饮啖如平时，酣寝达旦，起盥漱更衣，谓仆某曰：“曩某以卷索书，吾既许之，言不可旷也。”和墨伸纸作小楷，次行书。幅甚长，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
顾氏自接公，时自怼。无何，归某官。李自成破京师，谓其夫：“能死，我先就缢。”夫不能用。语在搢绅间，一时以为美谈焉。
此文仅四百余字，以主人公黄道周“造次必于礼法”、“为圣为佛，成忠成孝”为中心，分别叙写了友人使顾媚诱黄公不成以及黄公临终不乱两则事迹。然而推敲细节，求证于史料，我们会发现文章中的事迹可信度并不高——黄道周、谭元春、余大成、顾媚等人的交游行迹与方苞所写的内容并不完全贴合。对事实一定程度上的加工处理使此文所呈现的性质有些模糊化。被清人归于“小说家类”的《虞初新志》，就收录了方苞此文。当今更有论者认为，方苞的文章吸收了小说笔法，叙事有传奇化色彩，与其义法相悖。然而不合史实与小说笔法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石斋黄公逸事》的文体特征与义法实践，有待进一步讨论。以往对方苞文章义法理论的探讨，并未注意到义法在逸事文中的特殊呈现方式。本文试从《石斋黄公逸事》一文入手，考察逸事类文章对“义法”的写作实践，探求方苞义法理论内涵的丰富性。
一、去小说化与史传义法
重“义法”，做到凝练雅洁，是方苞的文章写作追求。他对义法的阐释以《又书货殖列传后》的论说最为经典：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矣。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物”和“序”即内容和结构两方面，内容充实、结构有序是方苞对于文章写作的要求与评价标准。对于“物”和“序”的追求也体现在方苞的文章写作中，如本文所论的《石斋黄公逸事》一文，书写黄道周的两则事迹，语言凝练而不失典雅，内容安排详略适当，都是为了突出主人公黄道周“造次必于礼法”、“为圣为佛，成忠成孝”的精神品格，做到了“物”和“序”也就是“义”与“法”的统一。
书写风格义法统一的《石斋黄公逸事》一文，却有叙事内容与史实不符的一面，其与小说的关联也因此被放大。清初的《虞初新志》就收录了包括方苞《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在内的一批古文传记。张潮自叙云：
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古无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无、竟为事之所有者，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诚得其真，而非仅得其似也。夫岂强笑不欢，强哭不戚，饾饤补缀之稗官小说，可同日语哉！
从这一自叙来看，编者选文多录时事时贤，标准是“事奇而核，文隽而工”。虽然他自述并非以选小说为目的，认为所选文章是稗官小说所不能比拟的，但清人还是多将《虞初新志》归入子部“小说家”类，这一点谭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有论。谭帆还指出，《虞初新志》收录了许多有“小说气”的古文，认为“《虞初新志》以及‘虞初’系列被整体归属定位于‘小说家’，实际上进一步凸显了载录奇人异事之古文传记的‘小说’性。”当然，此处的“小说性”，指的是这些古文与小说的某些外在表现相似，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小说。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也认为逸事“‘真伪不别’，促成了小说作为文类的独立。”现代学者普遍认为逸事与小说关系匪浅，然则方苞此文乃至他的多篇逸事文是否有小说气、小说性，是否与义法扞格，还需进一步讨论。
事实上，方苞本人并不认同以小说笔法入古文的做法，其创作实践也符合他自己的理念。方苞门人沈廷芳曾在《方望溪先生传书后》中转引方苞语：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久不讲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话、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话、南北史佻巧语。老生所阅《春秋》三传、《管》、《荀》、《庄》、《骚》、《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五代史》、八家文，贤细观当得其概矣。
按照沈廷芳原文的语境，这段话当为方苞闲谈时对门人弟子的教诲叮嘱。虽然并未直接出现在方苞本人的文章中，但窥其内容，其中所提及的子史书文与方苞的几篇读后文章相合；对于义法和雅洁的追求等，也符合方苞的理念，还是有较高可信度的。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方苞对于以小说笔法入古文是持否定态度的。事实上，这段话批评的是黄宗羲、侯方域等明清之际“吴越间遗老”以古文入小说的风气。而方苞自己所写的《石斋黄公逸事》，全文并无“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话、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话、南北史佻巧语”等内容。比如描写黄公醉酒后被与妓女顾氏关在一起的互动：“顾遂昵近公，公徐曰：‘无用尔！’侧身内向，息数十转，即酣寝，漏下四鼓觉，转面向外；顾佯寐无觉，而以体傍公，俄顷，公酣寝如初。”几乎都是四到五字的短句，语言干净利落，写旖旎之事却无旖旎之辞，仍符合“雅洁”的要求。
《石斋黄公逸事》不曾以小说笔法书写，却加入了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成分，是因为方苞并不以此为虚构，他书写的是符合观念真实的内容。在文章的开头，方苞自述来源，表明文中所述逸事，是从杜岕口中听来。自述来源的做法渊源已久，一般情况下，正史不会自述来源，而逸事中常常出现这一环节。作者交待故事来源后，便可以不再谨慎地追求历史真实，而是放松地讲述故事本身，传达自己的理念。方苞此举就是这种意图，他并不在意故事虚构与否，只是因为“听说”的内容恰好符合自己的理念，所以记录下来。小说中也常有自述来源的做法，譬如《红楼梦》第一回讲述曹雪芹偶得《石头记》的文字。但是，与小说有本质区别的是，方苞的自述来源并无奇幻色彩，故事内容也不会刻意求奇。方苞评《史记·吴王濞列传》云：“凡此皆义法所当然，非有意侧入逆叙以为奇也。”小说笔法常常是有意为之的虚构，而史传中看似新奇的笔法则是义法的自然流露。另外，这些自然流露的新奇内容中，即便有不合历史事实的成分，但至少符合观念事实。“造次必于礼法”的忠臣形象，是符合人们对黄道周的一般印象的。《明史》详细记述了黄道周不屈上谏的事迹，对其评价道：
刘宗周、黄道周所指陈，深中时弊。其论才守，别忠佞，足为万世龟鉴。而听者迂而远之，则救时济变之说惑之也。传曰“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杀身成仁，不违其素，所守岂不卓哉！
刘宗周、黄道周皆以气节著称，而其气节又皆以学术坚守为支撑。二人之坚执，表现在行为言论方面，往往是不与俗谐的特立。这也就是《石斋黄公逸事》中余集生、谭元春等友人欲亲近而不得的“拘”。可以说，在时人眼中，“拘”与“迂”正是黄道周的人格特色。方苞记录的逸事，虽然未必合乎史实细节，但完全合乎人物的人格精神。而就事实本身来看，以妓诱惑考验有道者的桥段，有极为深远的传统。远自宗教故事中的高僧，近至世俗传说中的文徵明，类似的故事流传甚广。相同的模式复制到黄道周身上，完全具有可操作性，也毫无违和感。事实上，古人对此细节毫不怀疑，且津津乐道，广为传播，正说明其“真实性”。
相比于小说，《石斋黄公逸事》的叙事风格其实更接近于方苞所列的《春秋》三传到八家文等子史书文，也就是史传。方苞在《书汉书霍光传后》中提出《春秋》之义有“常事不书”的特点：
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
《石斋黄公逸事》就只书写了黄道周的两件事：一是守礼拒绝妓女顾氏，二是从容就义。尤其是拒绝顾氏一事，有始有末，不仅交代了故事的起因——因黄公交游时恪守礼法，诸公起了戏谑之心；甚至在整篇文章的最后，黄公就义后，还写了顾氏的结局——受到黄公影响常常自省，在李自成破京后有自缢的想法。这无疑是“具其首尾”的做法。再以《汉书·霍光传》的内容为对照。《霍光传》的人物刻画，十分注重细节描写，人物的语言、动作等等都写得恰到好处，简洁有力，不加溢言，如：
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
这一小节叙述了一件小事，语言十分简洁，多四、五言短句，但霍光、尚符玺郎二人的动作、语言描写又十分到位；同时，描写他人对于霍光的态度评价，侧面衬托使得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方苞认为《霍光传》“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如此”。《石斋黄公逸事》描写人物也侧重动作，又从诸公对于黄公的态度“苦其拘也”以及顾氏对他的评价“为圣为佛，成忠成孝”等侧面表现黄道周的形象性格。从这个角度看，《石斋黄公逸事》与《汉书·霍光传》的叙事风格十分相像，都是“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
二、作为史传变体的“逸事”与义法之呈现
结合方苞的理论表达与创作实践，可以看出《石斋黄公逸事》是一篇去小说化、更接近史传的古文。当然仅仅分析出这一点，并不足以全面认识这篇文章以及方苞的义法理论。方苞的义法理论主要针对的文体是史传，他极力推崇《左传》《史记》，认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他对义法的阐发也主要来自对这两书的批评，即《左传义法举要》、《史记评语》等。《石斋黄公逸事》的写作虽然与史传文学相似，但并不完全重合。逸事是史传的变体，它的写作手法以及对义法的呈现还有其文体本身的考虑。
方苞之前，逸事类文章已经有了一定的写作模式：以补充正史、“备史官之采择”为功能，自述来源，容纳不合史实的部分，追求观念真实。这从逸事类文章的发展脉络可窥一斑。
逸事最初就是用来补充正史的。唐以前，“逸事”多以字面意思表示散佚的事。真正将逸事作为一种文体来关注，始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杂述》。刘知幾将其认定为一种史的文体，他将正史之外史氏流别分为十类，逸事就是其中一种：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词，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在刘知幾看来，逸事是不见于正史记载、被后人记录的文字。他认为能够补充“前史所遗”的逸事是“为益实多”的；一旦“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就“为弊之甚”了。这反映出他对于逸事的要求——补充正史，不妄加虚构。不过，正反两方面的论述也说明在刘氏的观念中，逸事这种文体的范围还是相对较广泛的。此处所举例的郭宪《汉武帝洞冥记》和王嘉《拾遗记》，今人将其归类为唐前志怪小说，而被刘知幾归于逸事的一种，可见此时逸事的文体概念还相对模糊。
后人对逸事的文体概念也往往较为模糊，从他们的创作和批评来看，逸事文有一定特点，但也经常与其他文体结合。刘知幾后不久，柳宗元写下著名的《段太尉逸事状》，这是目前可见较早正式以“逸事”为题的文章，呈现出逸事文的特色。这篇文章叙述段秀实治理汾阳王士卒、帮助农夫以及不受朱泚贿赂三件事，赞颂段太尉正直、廉洁与忠烈的品质。柳宗元与段秀实生活的年代相去不远，他在文章中表明，自己路过岐周邠斄等地，询问当时与段太尉有交集的年老士卒时，记录了这些内容。这也是自述来源的做法。文章篇末言：
会州刺史崔公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覆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谨状。
柳宗元以为这些事是太尉的“遗事”，没有录入史书，故此文是用来补充正史的。无论是言说者人品的“言信行直”，还是“覆校无疑”，都显示出非常谨慎的态度。然而，如果细究此文，还是可以发现其中不合史实的地方。譬如讲到欺压农民的焦令谌被尹少荣大骂，并被告知段太尉对农民的善举，“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原本的恶人暴徒如何能够羞恨而死呢？这既可能是当地士卒的自发夸饰，也可能是得之传闻，总之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提出：“按《别传》大历八年焦令谌犹存。盖宗元得于传闻，其实令谌不死也。”但这样的发展倾向，有利于塑造段太尉的形象，又符合观念真实。以上这些方面，已经可以看出其与方苞逸事文的相似特点，这些都是逸事的特色。不过，严谨地看，柳宗元此文的文体应为“逸事状”。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认为：“逸事状则但录其逸者，其所已载，不必详焉，乃状之变体也。”这篇文章既有逸事的特色，又是行状的变体。宋代苏轼有《书外曾祖程公逸事》，篇幅不长，讲述自己听说的外曾祖的事迹。从题目来看，这篇文章的文体应属于“书”。后人在编纂苏轼文集时，也将这篇文章归入题跋一类。如明人陈仁锡编《苏文奇赏》就将其归于卷四十三“题跋”。
在明清人的文体观中，逸事被归入“纪事”中，是传的别体。古代文人不轻易为达官作传，他们认为传是史家所作，他们能做的就是补史之遗，也就是作状和逸事。韩愈、柳宗元就此问题有过争论，后世如顾炎武等对此亦多有论说。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指出：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
刘大櫆所言也是古代文人的一般共识，文人作传只为史书所无的小人物，稍有点名气则应由史家来作传，文人只能补史之阙，为之行状。而除了题目写明“逸事状”外，一般的逸事则多被归入“纪事”中。戴钧衡在《望溪先生文集跋》中有论述：
传者，传也，传其人之行实也。文人不为达官立传；所传者，穷贱独行之士、妇人方外之流耳。纪事，为传之别体，当依类而分编之。为第八卷、第九卷。
方苞的几篇逸事就被归入“纪事”中，其中《方苞集》卷九为“纪事”，收录三篇逸事，《方苞集集外文》卷六亦为“纪事”，收录五篇逸事。戴钧衡认为包含“逸事”在内的“纪事”是传的别体。而关于纪事的性质，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有更明确的说法：
按记事者，记志之别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记时事，而耳目所不逮者，往往遗焉；于是文人学士，遇有见闻，随手记录，或以备史官之采择，或以裨史籍之遗亡，名虽不同，其为纪事一也，故以纪事括之。今取整篇，以备一体。呜呼，史失之而求之野，其不以此也哉！
徐师曾认为“纪事”或曰“记事”是史官记事有所遗失、文人学士记录下来的内容，这与刘知幾论逸事颇为相似。梳理以上各家关于传、状、纪事、逸事的说法可知，传是史家为达官作，状和纪事是备史官采择或补史之遗，逸事属于纪事，有时也成为状的变体。
方苞对逸事文体的一般特点有所把握，这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与前人相比，方苞逸事类文章的创作不在少数。在可能经过方苞亲自删定的程崟本《望溪先生文偶抄》的“杂著”一卷中，一共有二十五篇文章，其中《左忠毅公逸事》、《高阳孙少师逸事》和《石斋黄公逸事》三篇并列，都以“逸事”为题。这三篇文体相同，内容也有类似之处，都是讲述明代忠良之臣的事迹。这三篇逸事经方苞过目后未曾删去，可知他本人对待这类文章的态度是肯定的。而《孙徵君传》《白云先生传》等传记文学则专门放入“传”的一卷中，这足以说明在方苞的意识中，逸事与传记在文体上是有所区分的。除了《方苞集》中收录的三篇逸事外，《方苞集集外文》还收录了《汤司空逸事》《汤潜菴先生逸事》《安溪李相国逸事》《记长洲韩宗伯逸事》和《记徐司空逸事》五篇。从篇名来看，方苞的几篇逸事，不再有“书”、“状”之类表示其他文体的字，大部分直接以“逸事”为题。从内容来看，这几篇也依旧是以忠臣良臣为记述对象。方苞为汤斌写了两篇逸事，在《汤司空逸事》中他自述来源和写作目的：
公之以执政家隶生衅也，余闻之苏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韶。其以董汉臣之议见诬，闻之相国桐城张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国柱与执政比而倾公，闻之冢宰钱塘徐公潮。公之死，闻之孙徵君之孙洤。公之孙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遗事，皆未之前闻。恐久而众说异端，故著其所闻于目击公事者。
文章的自述来源，甚至具体到了每一件事的传出者，可见作者下笔之谨慎。文章的写作目的，方苞指出是担心这些事时间长了会有异说，其实就是为汤斌正名。
除了上文所述的逸事的一般特点外，方苞对逸事这一文类的重要性有更深入的认识。《汤潜菴先生逸事》对逸事的写作有说明：
其家有状，有志铭，有编年之谱，而德教在民，及诈不信之先觉，耳目众著，足为万世标准者，尚逸四事。……盖公之诚明仁勇，皆自学问中出，故道足以济物，而政无所偏，即此四事，已足征公治法之全矣；而记述者乃逸之，以是知纪事纂言，非于道粗有所闻，不能无失其体要也。
关于汤斌的记载已经很全面了，他的状、墓志铭、年谱等都存世。但方苞认为这些还不够，他所记录的四件逸事也十分重要。这些不仅仅是“亡逸之事”，而是有关体要的大事。他批评记述者纪事纂言失其体要，可见在他的观念中，逸事并不仅仅是补史之阙以得其全，而且是有关人物、事迹之精神实质的大事。这些事被史家遗漏，但关乎“道”，所以必须加以记录。在几篇逸事中，方苞特意强调这些事史传不存，恐怕传主被误解之类云云，可见逸事的重要性。他在《史记评语》中评《管晏列传》时也指出：
观此，可知文之义法无微而不具也。管、晏事迹，见于其书及其他载籍者，不可胜纪，故独论其轶事。
“轶事”，即逸事。管、晏的事迹，在《史记》和其他典籍中已经有很详细的记载了，所以方苞单独对逸事作评论，正是担心这些不被记载的事也不受重视。
对于逸事文体的认识，也体现在不同文体的横向比较中。前文提及《石斋黄公逸事》与《汉书·霍光传》的叙事风格较为相似，但它们还是有实质上的不同，他们的区别正是逸事与史传的区别。正史作传，往往先交代人物的出身，中间虽可能“常事不书”，但会将人物的一生简单串联。如《霍光传》开头即交代霍光父母：“霍光，字子孟，骠骑将军去病弟也。父中孺，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虽中间几事与《石斋黄公逸事》一样叙述完整，有始有末，但还是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人物的经历，直到人物去世。而《石斋黄公逸事》只取了黄道周人生中的两件事叙述，对于黄公出身并无交代，在整体结构和篇幅长短上明显与史传文不同。《左忠毅公逸事》也是如此，只重点写了左光斗和史可法的相识交往的几件事；《高阳孙少师逸事》更为精简，只通过对话叙述了孙承宗在宴会中饭食粗疏、表明心迹一事。这些内容都集中在一些小事上，对人物的生平经历没有完整的记录，与史传文相去甚远。当然，这是因为逸事是对正史的补充，所记之事均为正史所遗。此外，关于真实性的问题，方苞对史传与逸事的要求明显不同。其《书老子传后》言：
太史公传老子，著其国焉，著其邑焉，著其乡焉，著其里焉，外此无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谥焉，著其官守焉，外此无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孙焉，著其孙之玄来焉；于其子孙玄来，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时与国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无有也。盖世传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迹；故特详之，以见其生也有国邑、乡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终有谥，其身虽隐而子孙世有封爵、里居，则众说之诞，不辨而自熄矣。
方苞对于司马迁为老子作传的做法是赞同的，虽然关于老子的怪诞事迹众说纷纭，但《史记》只著述人物的真实身份、姓名、官守、子孙等信息，那些幻怪传说也就“不辨而自熄”了。所以对于史传的作法，方苞认为应当符合历史真实，传说的内容不加录用。而逸事明显不同，前文已述，方苞在写作中更追求观念真实而非历史真实。
忠于文体是《石斋黄公逸事》所呈现创作面貌的重要原因。从以上分析可知，方苞的逸事创作并非刻意求奇，他的创作实践发挥和发展了逸事的文体特性。
三、方苞义法理论的内核
史家对逸事文的态度向来并不热衷。前文提过，刘知幾就指出了逸事“真伪不别，是非相乱”的一面，后来的文人也甚少作逸事文。方苞却创作了至少八篇逸事文，在古代文人中创作数量不在少数。这是因为方苞的义法理论以他的思想为内核。在书写风格方面，方苞的逸事文不悖义法，而在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方面，也有着义法理论的一贯坚持。在这个层面上，《石斋黄公逸事》为我们呈现出了关于方苞义法理论更丰富的内涵。
不合史实并不能成为违背“义法说”的佐证，逸事写作也是义法的呈现载体。一般来说，“义”指内容，“法”指书写的形式结构。根据逸事文体特色进行书写，属于“法”也就是文章形式上的体现。前文提过，方苞认为逸事的重要性在于其所体现的“道”，“道”即属于“义”的范畴。为了呈现这最核心的道，那么即使是为史家所不屑的逸事，也可以进行写作。这就是逸事符合义法的逻辑源头。正如郭绍虞所说：“大抵就议论文言，则义是理而求其心有所得，法属辞而期其必自己出，所以‘义’‘法’二字，尚可看作两个分立的单词。就叙记文言，则剪裁去取虚实详略，自有权度，必得体要，而‘义法’遂不得不视为连缀的骈词。”作为记叙文，逸事中的义法是分不开的，根据逸事的文体特点进行书写的方式，虚实详略都以“义”为核心，叙事也就以为文章内容服务为终点。
在方苞的写作实践中，“义”的内核往往是一贯的，以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为中心，而“法”随文体而变。“义”与“法”的关系即方苞自己所述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法随义变。而在他的文章以及对前贤的点评中，“义”的核心理念是与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是后学对方苞的一般评价；从他的诸多文章中的自述也能看出来他的儒者之心，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思想范畴。像《石斋黄公逸事》等一系列对于忠臣的描写，就反映出他自己对于为人和为臣的基本理念——恪守儒家礼义。更典型的是，方苞的文集中还有许多描写女性的题材，虽然题材内容不同，但叙事过程中的笔法暗寓褒贬，有些也有明确的议论表明态度观点，都是与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基本理念相符合的。如《吕九仪妻夏氏》，讲述了吕九仪的妻子夏氏因为丈夫去世欲以死示贞，但为了抚养老人、孩子暂且活下来，等到老人去世、儿子成家再自杀。以死示贞是典型的理学对于女性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方苞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于义当死，于恩可不死”的观点，可见他虽在儒家思想对女性的一般态度范围内，但又有自己的思考，更加强调社会责任。而在《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中，方苞对于妇女贞烈现象的论述如下：
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秦、周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贤，犹推国恩于朱氏，而程子则以娶其子妇者，为其孙之仇。其论娶失节之妇也，以为己亦失节，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恶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
明明看到了妇人守节死义并非自古以来的传统，宋以前并不以此为荣，却认为宋、明以后贞洁烈妇的风气是程子理学立言之功，认为这种现象是妇人矜奋的体现，可知方苞的思维方式完全根植于传统儒家思想。这就是方苞之“义”的核心。
相较于“义”，“法”的变化则更多些，方苞的创作中“法”往往随文体而变，但都以呈现“义”为核心。在记叙文中，包括本文所论的《石斋黄公逸事》等逸事文体，文章书写的形式有详略虚实的强调；在论说文中，如读子史和读经类以及题跋等等，则议论大发，直抒胸臆。虽然二者的核心理念较为一致，都灌注了方苞的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为人为臣、治身治国的价值观念，但书写形式、文章结构是有明显不同的。
方苞的义法理论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所讲的义法在内容上与儒家的道、义十分相关，他在强调义法的同时，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他的人格风度——事实也正是如此，顾琮在《望溪集序》中称方苞为“方子”，讲述他在为人为臣中的恪守礼义。这篇序言中所描写的方子，正如方子《石斋黄公逸事》中的黄公一样，恪守礼法，刚正不阿。可以说，在写《石斋黄公逸事》的时候，方苞必然是加入了一些自己的主观情绪的。
结 语
《石斋黄公逸事》是方苞义法理论的一篇成功的文学实践，它的叙事风格有着逸事文体独有的特色，也是义法在逸事中的精彩呈现。对逸事文中义法的考察，给我们带来了对方苞义法理论的新的思考。
方苞之后，桐城古文日益兴盛，而他的义法说则成为桐城古文创作的核心理论。因为其理论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后人推崇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很多对于义法的讨论，也未必真得方苞之深意，体察方苞的用心。在本文所讨论的“逸事”等细微方面，就更要全面的综合考量。就义法说而言，正如姚鼐所说：“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或许过度关注义法会导致视野的局限，但义法仍不可不讲。
注：原文刊发于《斯文》第十五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