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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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进入专栏)  

  这个鞋垫垫啊。(yjg2002LHZ)

  教歌、识字、检查卫生,都是将妇女组织起来的集体化治理措施,对婆姨们来说,教和学的内容可能当时就没有掌握,或者过后也不再记得,但是这种活动形式本身却可以为她们带来新鲜感,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生活的全新的体验,而这种新鲜感受亦是精神世界的充实感和娱悦的来源。

  亲身经历了集体化过程的婆姨们的叙述使我们不难得知,从家庭劳动者到集体劳动者,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婆姨女子们承担的劳动量更大,付出的辛苦更多,感受的苦难也更深重;而与此同时,她们的精神生活却前所未有地充实和丰富,甚至不无振奋和娱悦。对于这种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对比我们不难想到涂尔干关于宗教的社会性的论述:宗教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宗教和仪式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在此意义上时间和空间也都起源于社会,具有集体的性质。在宗教仪典中,每个心灵都被卷进了同样的旋涡,个体灵魂再次融入到它的生命源泉之中(涂尔干,1999,5-13)。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劳作虽然并不是宗教活动,但常常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运作的,与政治仪式多相通之处,更可理解为仪式化的“运动经济”(郭于华,2000,338-381)。由此我们不难解释在这种政治的、集体的、仪式化的活动中个体所能感受到的精神的兴奋与共鸣。正如涂尔干所概括的“表现仪式与集体娱乐如此密切,以致于人们在从仪式过渡到娱乐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丝毫隔膜之感。”而“倘若宗教没有给思想与活动的自由结合留有余地,没有给玩耍、艺术及所有能够使精神得到放松的娱乐留有余地,宗教也就不能成其为宗教了”(涂尔干,1999,496-503)。这种被涂尔干表述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仪式是集体认同和娱悦的来源,也是集体记忆产生、保持和不断更新的重要机制。

  “集体欢腾”的概念可以对上述问题提供部分的解释,但它毕竟是一种对人类精神活动共性的一般概括,相对笼统和简单。在访谈中不时困扰我们的问题依然需要回答:在极为艰难的生存状态下,“红火”、“高兴”从何而来?在当前的讲述中,是时光的作用渐渐冲淡了记忆中的苦味?还是村民们对当今社会不公正的感受和今昔对比改变甚或美化了对苦难经历的记忆?亦或农民固有的安时处顺、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惯习在起作用?骥村的婆姨们在集体化的实践过程中所感受和记忆的内容当有更为复杂和微妙的缘由及其日常生活的逻辑,对此我们还需从她们自身的讲述中寻求答案。

  

  三、“妇女解放”:人的集体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构过程

  

  集体化过程带来的组织化的生产和生活经历,是人的集体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农村女性的影响是独特的,这与她们在传统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密切相关。而她们对这一过程的感受、记忆和表述也是独特的,而且常常是出人意料的。

  

  “一搭里动弹,可红火的恶了”

  

  基建上也不分男人婆姨,就一块儿干着,就是红火。人多,成天修梯田,打坝。打硪,硪是石头打的,圆型的,可重了,八个人才能周起。从山上把土拆下来,垫一层打一层。打石硪(夯土)还唱歌、喊号子,有时间脑子能变转(指即兴创作)了,编唱新词,有时间唱的是陕北的古调调,一个人领着,八个一起唱了,可红火了。大家都想要周那个硪了,都不想拆土,不想垫土,不热闹就累嘛。到了一搭里,就吆五喝六了,到一搭里就红火了,到家里就愁下了,那娃娃炕上拴着嚎了。那阵碳没碳,烧的没烧的,烧点水,喝上口,罐罐里给男人打发的走了,又怕迟了,迟了去了又扣工了,有娃娃给吃上点奶,喝口山芋甜汤,又拴到炕上,又拴定了,门一锁又走了。这出去了,你一声我一声,嘻嘻哈哈就不记那事了,就红火了。一下到家里吃的也没有的,娃娃又嚎,衣裳烂了没个补下的没个缝上的,就一阵红火。(yjg2002CYZ[男性])

  这动弹集体化,修梯田啊,打坝啊,一搭里,不分男女,可高兴了。(yjg2002LHZ)

  如前所述,集体劳动提供了聚在一起的场合,与传统农业社会中以个体农户作为生产单位相比,这种在劳动中的集合会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不同感受,对于妇女尤其如此。在个体农户的生产活动中,只有非常小规模的劳动互助;女性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与家庭和宗族以外的男性很少发生联系。男性村民在作为社区公共事物的“庄事”(包括节日、庙会和信仰活动)中也有不少集体聚会的机会,而婆姨女子们在传统时代基本上只在家庭空间中活动,随便出去“串”、与外人“拉话”都是会带来坏名声因而不被允许的举动。唯一的例外只有每年农历的三月十八日的娘娘庙会,“那就是婆姨们的会”。骥村的娘娘庙,曾座落于村落中央的公共空间j,供奉送子娘娘和催生娘娘两位神明;是日妇女们要去烧香、磕头,求子和为娃娃祈求平安。在骥村婆姨们的记忆中,娘娘庙庙会的那一天,是女人们一年中难得的聚会时机和最高兴的节日。从这种传统氛围中走出来的女性,在每日的集体劳动和集体政治活动中会有一种欢聚的感受,同龄人之间,同性之间乃至异性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尽管是在劳动强度和身体疲劳也同时增加的前提下。集体的活动对于女性而言有如“革命的庙会”,它能够带来节日的气氛和开放的感受。

  

  “全都一样样介”

  

  在面对我们“生活那么不好为何还高兴?”的问题时,村民们常常是以一种基于共同体立场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Scott, 1976)逻辑来做答的,在农民的共同体中,当所有人都同样挨饿时,个体所感受到的饥饿程度小于他自己挨饿时的痛苦程度:

  那生活都不好啊,那就不计较生活不好,都就这么个嘛,又不是你一个人这么介,你急了?普遍都这么个生活嘛,普遍都生活不好嘛,你穿不上都穿不上,吃不上都吃不上,又不是光你一个,那高兴着了。我跟你说,到了一搭,都高兴着了,要把你一个人箍成那么个,你就不高兴了,你说不是这么个?都是这么个你能不高兴了?那高兴着呢。(yjg2002LHZ)

  咱也不能说是(毛)主席那阵就是爱穷人,咱就统一的啊。有的了,没的了,都是一样样介。迩个(现在)呢,谁有本事,那就能吃得好,穿得好;没本事的,就一般,那不是的?咱也不能说,那阵不好,迩个好,是不是?那阵主席领导,主席那就是个当家的啊,当家的,主席那是个过日子的人,那就常怕没了。主席那阵普遍都就那么个,不是说卡定你一个,不给你吃。那好着了,都好着了,那阵也好着了,迩个也好着了。(yjg2002LGR)

  主席那阵好就好在平等,穷就都穷,就那么个好。迩个那就不平等,迩个那人家有本事的吃上了,没本事的吃不上。有本事的好过了,没本事的不好过。毛主席那阵我就说那好着了,孬好都平等,一样样介。(yjg2002ZYZ)

  一位男性村民的解释似乎更接近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计划经济那就是全部都一样,生活要过成一样的,也不要叫这没本事的不得过啊,也不要让有本事的有的太多了。不能像“资本主义”、“地主”那阵,集体就是一样样介。(yjg2002CYZ[男性])

  从人们对“高兴由何而来”的讲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古老的作为农民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大同”理想。更耐人寻味的是,作为集体化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农民的“大同”理想成功地接合,在重新建构农村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农业集体化过程正是这一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实践;而“统一”、“平等”也成为那一时期艰难生活中的精神支持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女性而言尤其重要。

  对“农业社”时期艰苦生活中的“红火”、“高兴”的怀念还与对当今社会的感受、认知密切相关。当年的“大伙都一样样介”与当今社会的分化特别是分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公正形成比较,从而使过去的“苦”“乐”参半中的“乐”得以凸显。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有意无意地对“集体”和“单干”两个时代进行比较,虽然他们都能相当“客观地”评说各自的利弊,但仍不难感到当下一种普遍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来自于农民日渐意识到自己成为被剥夺、被欺骗、被歧视的对象。他们对于过去的怀念并非由于集体主义的优越,而是因为有现实社会中的劣势地位作为参照。物质生活改善而社会生活恶化,因日益边缘化而产生对当年集体生活的怀念,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冲淡对于过去的苦难记忆。

  

  “先苦后甜,迩个不是都实现了?”

  

  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再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变迁,在改革话语中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即改变不适合中国社会条件、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和政策的过程。但是在骥村部分村民的讲述中,这一过程却是出人意料地“顺理成章”,也就是说,从“集体”到“单干”不是一种改正错误的制度安排的逆向转变,而是类似前因后果关系的“先苦后甜”:

  (毛)主席那阵讲,主席那阵提倡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噢,那阵(我们)就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是咋(样)啊?你看迩个实现了吧。那阵开起会,说了嘛,念起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阵(周)总理就说,“陕北人(以后)不吃糠,不吃菜”。可说是“哎呀,不吃糠,不吃菜?迩个连糠也吃不上啊,不吃糠不吃菜吃甚啊?”你看迩个陕北人吃糠吃菜着了?净吃那新鲜的。这是金口玉言嘛,这两个大人物。那就是先苦后甜嘛,你没苦那就甜了?你没苦就甜也没有。

  那都好着了,主席那阵啊,就说是,都要一样了,谁也不能说穷了,谁也不能叫富了,就都一样样介。这开放了,有本事的人,人家就楼上楼下,没本事的人,我们这就是没本事的人,就这土窑子,就能鼓捣(凑合过)了。哈哈哈……,新旧社会嘛,那就是跟社会走了。社会叫你做上个甚,你就做上个甚。(yjg2002LGR)

  迩个你说这(生活)好啊,还是主席那阵造下的好,起码这个公路交通,大路路修开,你再维修就省下了。那阵造下的梯田、平地都还起作用着了,那平处(平地)就是赶立处(坡地)长的庄稼好嘛,水土、肥料水推不走。受(苦)是那阵受了,国家跟这一个家庭一样,像这老人们操心受下的东西,后人往下来就享了福了,就这么个例子,先苦后甜,就是这么个,那我的分析就是这个。(yjg2002CYZ)

  一场给无数普通人带来灾难的大规模社会试验在村民的分析与解释中具有了一种合理的逻辑,这是让人感到惊诧的。即使在主流话语中,“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也是针对不合理、不正确的制度和政策而进行的转变,但村民却自己把原本不通的道理想通了、讲通了。“先苦后甜”成为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获的合理过程,它亦成为一种精神支撑力量使人们能够承受巨大的苦难,能够讲述被后人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时光。

  值得关注的是,在集体化的建构过程中,女性的集体认同较之男性更为突出。这里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是,对妇女而言从单干到集体的转变同时意味着自身“解放”的过程:与男人一同下地劳动,与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搭里红火”,一起唱歌、识字。“大食堂”、幼儿园、缝纫组等等试验都是以“解放妇女劳动力”,让女人“走出家庭”为目的建立的。在此意义上,集体化对于婆姨们就有了一种不同于对男人们的意义。

  此处我们并不想简单地得出结论:对女性而言,似乎有着另外一种集体化;而是力图展现女性对于那一场社会工程的独特感受和理解。这一特性还可以妇女姓名使用的演变为例来说明。在骥村,与所有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一样,女人的称谓是附着于家庭的,出嫁的女人在娘家姓氏前冠以夫家姓氏,如称为“张刘氏”、“杨李氏”等等,原来在娘家的名字多半不再使用,这是一个无名(nameless)化的过程(Watson, R. 1986);而在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参加集体劳动后,因为出勤记工、分配钱粮和政治活动的需要,婆姨们个人的姓名在集体活动中频繁使用,前所未有地成为个体性存在的表征。到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以后的日子里,婆姨们再度被称为“某某家里的”、“某某婆姨”或“某某娘的”、“某某奶奶的”。在村子里找人,如果你向别人打听“李玉珍”,多半会得到一脸茫然或相互打问“谁是李玉珍?”通常只有村干部或主管计划生育的妇女主任能告诉你那是“得福婆姨”或者“二娃娘的”。这种女性姓名使用的演变:从无名氏à使用个人姓名à再度无名化(家庭化)的过程,可谓是社会变迁中女性存在状态改变的一种象征。

  骥村的女性生活史告诉我们,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给女性带来痛苦和压抑的角色)的途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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