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桦: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

——2005年5月24日华东师大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8 次 更新时间:2007-09-13 0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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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宜桦  

  如美国境内少数犹太裔美国人及爱尔兰裔美国人(1995:11, 46)。不过,Miller 提出双重民族认同的说法可能造成许多矛盾。矛盾之一是他定义民族时已说过那是一群企盼获得政治自决的人,双重认同如何让两种政治自决的企盼并存呢?矛盾之二是他说过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其中有各种族群但不是各种民族,现在他却把犹太裔爱尔兰裔当成不同于美国人的民族了。矛盾之三是 Miller 游走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当他想强调国家政策(如福利制度)的一致性时,他用的是 nation 的国家意义;当他想表现多元宽容的气度时,他用的是不具政治约束力的民族意义,如这里的双重认同。这个问题不只影响 Miller 在认同位阶上的答复,也影响了接下来的,“国家认同能不能转变”的问题。

  Miller 的自由主义色彩使他强调民族认同在本质上不是固定不变的。当他提出“公共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特征之一时,他就默认了民族的共同性(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a nation)是可以经由开放式的讨论来加以转变。他认为威权教条式的民族认同不值得一顾,只有开放辩论而形成的认同才能深入人心,因此“集体意义下的民族认同是可以随着时间而改变的”(1995:39)。但是,在更多不经意的表述中,Miller 其实否定人们选择民族认同、改变民族认同的可能。他说:“语言、社会习俗、节日庆典等都是历史过程的沉淀,具有全民族的性格。因此,不管一个人想不想选择,只因为他已经参与于这种生活方式,他总是被迫要承担民族的认同”("one is forced to bear a national identity regardless of choices, simply by virtue of participating in this way of life.")(1995:42)。他又说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命既然是向过去与未来绵延数代,因此民族“不是现在这一代人所能舍弃不要的”(1995:24)。Miller 后面这种态度其实比较符合他对移民问题的看法。他的自由主义使他必须承认个人有移居他国之权利,但是他认为轻易赞许移民的权利,形同意味此权利高于一个人对原来所属共同体所应负有的义务,他对此深表不满。至于一个人如果在国家有难时,移居外国以求身家安全舒适,他更是强烈谴责(1995:42, no. 50)。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清楚看到 Miller 对于国家认同能不能改变的真正立场。

  Miller 的自由民族主义产生了上述各种折衷调合的立场,有的令自由主义者窝心,有的令民族主义者满意,同时双方又都有一些难以释怀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以前两节所述民族主义的标准来反省 Miller 的理论,可能让一般民族主义者最失望的地方,是 Miller 完全放弃“一个民族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极端关键的诉求。我们在结束 Miller 的讨论前,就来看看自由民族主义如何解释他们放弃独立建国的诉求。

  Miller 基本上支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为只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民族的国家,才能有效地贯彻社会正义、保存民族文化、实现自立自主(1995:80-98)。但是他也深知世界上现有的民族数量远超过政治国家的数目,而且许多民族根本就混杂居住在同一块土地(如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如果贸然推动民族自决政策,将引发不可收拾的战乱与悲剧。因此基于现实的考虑,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每个民族都能有适度的政治保障,而非完全的独立主权。他的理由包括:(1)我们必须区分族群与民族,民族比较具备要求政治自决的条件,而族群则否。如此就不必为了保障每一个族群而分成无数的国家。(2)即使一个民族要求独立,也要先检讨它所居住的范围内是否又包含了其它少数民族。如果这些少数民族刚好是原先被要求独立的母国中之多数民族,则放任民族独立只会重复多数中有少数的无奈情境,不如维持现状。譬如魁北克之法裔要求独立,不能不考虑境内英裔将成为少数民族的问题。(3)如果人口组成上没有多数少数的问题,还得看看要求独立分离的民族是否真正实力强大到足以自保?是否会严重削弱宗主国的国力?是否会剥夺宗主国不可或缺的天然资源?综合以上这些考虑之后,Miller 认为有资格提出独立或分离要求的例子将十分有限,因此民族的政治自决绝不等于放任每个民族成立自己的国家。比较实际可行的妥协方案是赋予这些民族“局部自主性”(partial autonmy),譬如给予北美印第安人保留区、给予魁北克人宪法上之文化保障、给予加泰隆尼亚人地区自治权等等(1995:112-18)。

  Miller 对民族自决原则的修正或放弃,反映了民族主义者面对现状时的无奈。可是民族独立自主原本是民族主义一项极为重要的主张,一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普遍追求的目标。放弃了自决的要求,等于由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降格到文化保护的层次,这在许多民族主义者心中恐怕是无法接受的妥协。换句话说,如果放弃政治独立是民族主义结合自由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许多民族主义者或许宁可不与自由主义结合。但是,自由民族主义是否倾向于放弃政治独立呢?难道自由主义所尊奉的个人自主原则不能推导出民族自主的原则吗?为了更清楚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也为了更确定自由民族主义在民族自决上的立场,我们转向 Yael Tamir 的理论以一探究竟。

  

  四、自由民族主义是否可能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向来是水火不兼容的两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以尊重个体自主性为第一原则,强调政治社会不能任意侵犯个人享有的种种权利;民族主义则以民族团结一致为出发点,主张为了追求民族的自主尊严,个别成员应该约束自己的私人意志以完成大我。自由主义认为价值分化乃事理之必然,社会必须培养宽容美德以鼓励多元发展;民族主义则假定全体人民享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及价值规范,成员间应有手足一体之感情。自由主义相信立宪民主、法律主治不只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对全人类也会有适用上之普遍性;民族主义则坚持各个民族自有发展之规律,其它民族的智慧结晶没有理由取代自己民族的传统制度与价值。由于这些对比以及其它种种明显的差异,大部分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不认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可以结合在一起。譬如 Guido de Ruggiero 就在其经典大作《欧洲自由主义的历史》中宣称:民族主义对外必然意味着宰制其它民族,对内必然意味着以专制权威统治其子民,因此它与自由主义“在每一个观点上都是相敌对的”。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是自由主义的危机与挑战(1927:415-16)。

  然而近些年来,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结合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热潮,首先是大家注意到 Hans Kohn 在他研究民族主义的著述中,一再强调英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他说:“英国民族主义自始就保持一些特色;它始终比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更忠于自己兴起的宗教背景,始终充满着对抗神权及世俗政体的自由精神。它从来不主张民族主义必须要求个人完全融入民族,而总是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以及超越民族界线的全人类社群”(1945:178 )如果英国的民族主义曾经与自由主义原则齐头并进,那就没有理由排除个人自由与民族忠诚在理论上可以相结合。

  事实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思想史上确实有过不少携手合作的纪录。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的思想导师马志尼(Mazzini)本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而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则明白肯定民族意识对于自由制度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自由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政府的界限应该大致和民族的范围一致”(Mill, 1977:548)。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如果仔细阅读自由主义哲学传统的经典,或许还会发现更多的线索 —— 英国的洛克、法国的鲁索、德国的康德,在某个意义上似乎都可以被当成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先驱。[ 参阅 Resnick, 1992:511-12;蔡英文,1998:6。] 只不过,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能轻易融合的人恐怕更多。Lord Acton、F. A. Hayek、I. Berlin 都提醒我们不要堕入民族主义的陷阱之中,Acton 说:“民族原则(nationality)既不追求自由也不追求繁荣,为了促使民族(nation)能够成为国家(state)的质地及判衡,它可以弃自由与繁荣于不顾。……它也对抗民主政治,因为它限制人民意志的表达,代之以某种更高的原则”(1985:433)。Acton 所说的“更高原则”,就是民族主义所号称的“一个国家应该建立在一个民族基础之上”。这个原则必然是虚幻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包含了两个以上的民族。然而为了一个虚幻的原则,民族主义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同样地,Berlin 也说:“发展到巅峰状态的民族主义主张:如果我所从属的有机体,在需要的满足上与其它团体的目标相冲突,那么我(或我所归属的社会)别无选择,必须压抑其它团体,即使运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假使我的团体 —— 就让我们直接称它为‘民族’好了 —— 要自由自在地实现其本性,则所有障碍都必须排除。一旦我确认民族的最高目标何在,其它妨碍到此目标的东西都不许被视为具有同样价值”(1981:343)。

  在上述关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顺利结合的辩论中,Yael Tamir 旗帜鲜明地站在肯定的这一边。她与 David Miller 一样认为自由主义者没有理由处处回避民族主义,因为事实上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是可以互补的。她说:

  自由主义的传统尊重个体自主性、反思与选择,民族主义的传统强调归属、忠诚与团结,两者通常被视为互斥,但其实可以调适在一起。自由主义者可以承认归属感、成员身分、和文化渊源的重要性,以及因之而来的(对群体的)献身。而民族主义者则可以欣赏个人的自主、权利、和自由,同时也保持对民族之内和民族之间社会正义的信奉。(1993a:6)

   Tamir 之所以如此笃定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可以兼容,乃是因为她看出即使是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必然预设了民族的存在。譬如,要不是因为默认民族主义区辨同胞与外人的标准,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国家也是以“出生”及“血缘”来决定国民及公民的身分?要不是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生长的地方特别有感情,为什么自由国家的公民会特别忠于自己的国家,即使别的国家更自由民主、更公道繁荣?至于像福利制度的利益只限于国人分享,而不均沾于外人,不是也说明了同胞之间存在着特别的情谊与义务?诸如此类的观察导致 Tamir 认定“民族的价值”(national values)必然隐藏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之内(1993a:117)。

  为了从根本处说服她的读者相信“自由”与“民族”可以兼容,Tamir 从论述个体的存在样态着手,主张人人基本上都是“脉络下的自我”(contextual self)。所谓“脉络下的自我”,是说每一个个体不仅是“自主的自我”,同时也是“着根于特定社会脉络的自我”。就自主性言,个人拥有选择、反省、评估自己生活目标的能力;但是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作出这些选择与评估,也是“因为他着落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而这些环境提供了他评估好坏的标准”。如果一个人真的宛如虚空中的原子,他将连选择什么目标都无从谈起,更不要讲反思批判、变更理想。因此,Tamir 认为自由主义哲学所强调的自主性及选择能力固然是“人”的重要特质,但是文化归附、宗教信仰、以及善恶好坏的概念,也都是内建于“人”的本质。“脉络下的自我”结合了“个体性”与“社会性”,使自由主义传统与民族主义信念的融合有了一个正当稳固的开始(1993a:33)。

   更进一步,Tamir 试着将我们一般所谓“人是文化性的动物”加以诠释,使人的文化要求与个体的自由权利联结起来。他主张「文化权」(the right to practice a culture)应该被视为一种“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尽管我们一般都认为文化是集体创造的结果(1993a:53)。Tamir 定义文化为“行为模式、语言、规范、神话以及各种其它足以增进成员们相互承认的象征符号”。这些东西是人群互动下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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