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桦: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

——2005年5月24日华东师大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3 次 更新时间:2007-09-13 0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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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宜桦  

  譬如 David Miller 就十分不满自由派知识分子在面对当今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局势中,既无能决定自己的立场态度,也不知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摇摆犹豫(1995:1-2)。他甚至指责知名的自由主义学者 John Rawls 只会在相对自足的社会下发展所谓的分配正义理论,然而对一个社会如何能够获得自足稳定的生存条件却一概沉默(1997:70)。这种促使正义问题得以被讨论的先决条件就是政治共同体的边界、成员问题,也就是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的问题。在本节及下一节中,笔者将分别以 David Miller 及 Yael Tamir 为根据,分析自由派的民族主义者如何正视这个其它自由主义者不敢面对的问题。

  Miller 深知自由主义传统对民族主义素来怀有疑惧,因此即使一个知识分子内心里已承认民族主义的正当作用,也往往必须将“民族主义”一词改头换面,或者称之为“爱国主义”(patriotism)、“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或者区分民族主义为两种,如 Hans Kohn、John Plamenatz、Anthony Smith、Neil MacCormick 或 Michael Walzer 等人所为,从而回避恶名昭彰的民族主义,支持温和可亲的民族主义。但是 Miller 认为分类事实上解决不了问题,不如还是直接面对民族主义的核心意义,以“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取代“民族主义”,标举出“民族(性)”(nationality)这个概念的正面功能,藉此摆脱“民族主义”一词所纠缠不清的法西斯联想或专制主义阴魂(1995:7-10)。[ 笔者看不出 Miller 以“民族性”取代“民族主义”,究竟比 Isaiah Berlin、John Plamenatz 等以“民族意识”取代“民族主义”有何高明之处,不过这里姑且不深究此问题。] 在这个立论原则下,Miller 进一步提出三点主张,构成了他自由式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第一,Miller 主张民族(nations)是具体实际的存在,不是虚幻之想象;因此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应该包括“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这个环节,表明自己的民族认同可以是理直气壮的行为。第二,他主张民族是一种具有伦理意义的共同体(ethical community)。我们对同族同胞付出爱与关怀、承担相互照顾的责任完全是说得通的。第三,同一个民族所构成的人群有权利要求政治自决(political self-determination),亦即自己的公共事务由自己人决定。不过政治自决并不一定要以“主权国家”的形式为之,还有很多其它方式可以实现政治自决(1995:10-11)。

   我们接下来就试着以 Miller 的基本主张为根据,针对第一章所提出来的五个国家认同相关问题,逐一分析民族主义者如何建构一个完整的国家认同理论。

  首先我们回到“什么是国家认同”的问题。对不同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一词代表不同强烈程度的民族承载。譬如在上引 Anthony Smith 的原文里,national identity 可以被我们翻译为“国族认同”,那是因为 Smith 认为 nation 出于 state 之建构,state 只是近代初期的政治组织型态,当 state 结合了“族群核心”并扩大吸收其它边缘族群而形成 nation state(或简称 nation),这个新兴的政治文化组织实际上既是“国”也是“族”,所以 national identity 可称为“国族认同”。其它的民族主义学者(如 Gellner, Hobsbawn, Anderson)虽未如 Smith 般强调“族群”要素,却也一致认为 state 动员了民族主义,创造了 nation,因此他们的 nation 和(nation)state 也多少可泛称为国族。但是 Miller 的进路却明显不同。Miller 自始严格区分 nation 与 state,认为前者指涉“一群企盼追求政治自决的人”(a community of people with an aspiration to be politically self-determining),而后者则指涉“一套政治制度,是前述民族所企盼拥有的组织”(the set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at they may aspire to possess for themselves)。民族与国家的区分,使 Miller 可以从容地分辨“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如前苏联)、“一个民族,分裂成两个国家”(如统一前的德国、目前的中国和韩国)、“一个民族,散居于众多国家中成为少数民族”(如库德族、巴勒斯坦人)。在这种情况下,国与族可以区分、也必须区分,而“国家认同”(the identity of a state?)与“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ity)则显然有所区隔。Miller 的民族主义论述关心的是“民族认同”,而不是“国家认同”。但是不幸的是,由于英文 national identity 在意涵上流动于“国家”与“民族”的可能性太大,所以 Miller 在很多地方其实谈的也包括国家认同。

  那么,Miller 心目中的“民族认同”又是什么呢?Miller 认为构成一个民族的要件有五,而民族认同也就在这五点上形成。首先,民族的成员必须视其它成员为同胞(compatriots),并且相信他们之间共有某种相关的特质。换句话说,民族成员是相互承认且分享共同信念的人。Miller 在此采用了 Renan 著名的分析,排除了种族血缘、语言宗教等标准,而诉诸于「愿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信念。第二,民族的认同也是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认同。历史连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不仅指大家共同拥有的过去,也指向未来。第三,民族认同是一种能发生主动行为的认同(an active identity)。这种“能动性”表现于整个民族共同的决定、共同的行动、以及共同的成就等等。Miller 认为其它集体社群都不具备“能动性”,只有“被动性”认同("passive" identity),唯有民族能透过其决定与行动展现“能动性”。但是为什么如此,Miller 语焉不详。第四,民族认同要求一群人定居于某块固定的领土,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家园”(homeland)。Miller 认为在这个条件上,民族才开始与国家发生联系汇合的情形,因为国家正是在特定领域上行使正当性权威的组织。如果一个民族能在自己固有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主权国家,民族与国家两个范畴就会结合成民族国家。第五,民族认同要求民族成员共享某种特质,而此特质最清楚的表现就是“共同的公众文化”(a common public culture)。所谓公众文化,可以解释为“人群关于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彼此了解”,它可以包括诸如民主法治的信念、诚实报税、礼让妇孺、宗教信仰或发扬本国语文等等(1995:21-27)。简单地讲,我们可以说 Miller 的“民族”是由(1)共同生活之信念,(2)历史连续性,(3)集体能动性,(4)特定领土,(5)公众文化等五项条件所构成,而“民族认同”就是认同于这些条件形成的共同体。

   我们分析了 Miller 关于“民族”与“民族认同”的定义,也等于铺好了回答其它问题的基础。对“「为什么要有国家认同?”这个问题,Miller 是从“相互承认”(mutual recognition)与“彼此互惠”(reciprocity)这个角度来回答。Miller 基本上认为人存在于各种社会网络之中,但是人之与其它人相聚合,不能看成是偶然凑巧碰在一起或仅仅为了利益之交换,而是带有一种伦理的性质。这种伦理性(ethics)表现于人会不计利害扶助他人、信守承诺、并且愿意加强共同生活的关系纽带。如果进一步反省为什么人类会产生这种追求伦理社群的动力,Miller 认为有三个答案可以说明。第一,人只要与他人建立一种人际关系,就对关系者产生某种义务感(当然他人也会对你有同样的义务感);但同时每个人又有许多私人的目标或利益有待实现。当两者之间发生冲突,个人会陷于抉择之困境。这时如果人们能够“认同”彼此所共属的群体,则一边付出义务、一边追求私利就不会形成激烈的道德冲突。因为“群体的利益如今也可视为我自己的利益,……当我把自己的福祉与我所从属的共同体绾结起来,贡献于群体也等于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形式”。第二,当我们对共属的群体产生了认同,一种平等对待及互惠的精神就会浮现。于是我将乐于帮助其它成员,就像其它成员也会在我需要时帮助我一样。第三,认同于一个共同体,有助于将原先即互有善意的人际关系强化,而在这个基础上,其它更正式、更严格的相互对待乃得以建立(1995:66-68, 79)。以上理由是 Miller 认为社群生活具有伦理性、以及人们应该正视集体认同的理由。推到“民族”这个层次,Miller 则强调“民族”成员有许多其它成员身份所未能滋生的互惠作用,如保卫整个民族的故土、发扬历史先人的美德、以福利制度扶助弱者等等。这些与公民权利义务有关的“互惠”如果没有“民族(性)”加以支撑,将不可能获得实现,因此培养民族认同(或乃至国家认同)是必要的(1995:68-72)。[ 关于民族伦理意义的证成方式,Miller 强调必须采用“特殊主义”的论证,而不是“普遍主义”的方法,详见 Miller, 1988;1995:47-65。但是,在论证我们是否对自己的同族同胞负有特别的(伦理)义务上,Robert E. Goodin 显然并不同意 Miller 的说法(Goodin, 1988)。]

  再其次,对于“国家认同要认同于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从 Miller 关于民族认同的五项基础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认同对象是“具有历史意义、定居于固定领土、彼此有强烈的共存意念、并且发展出独特公共文化”的民族。如果用本书第五章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对比来参照,Miller 显然调合了部分民族主义的诉求与部分自由主义的价值。他标榜民族应该成为国家认同的标的,甚至暗示民族是国家所以成立的泉源,但是他拒绝以种族血缘来界定民族的界线,而是突出历史文化及集体意志的作用。可是如果说他很像自由主义,他又对程序制度本身就能产生认同力量的说法嗤之以鼻。他嘲笑 Rawls,认为正义分配完全回避了分配给那些人、不给那些人的根本问题。在讨论到先进国家是否应该介入第三世界的种族战争,或加强人道救援的任务时,他明白反对干涉主义及世界人权保障之类的救援活动,因为从“民族原则”推不出这种普遍主义式的结论(1995:77-80)。一言以蔽之,Miller 仍然具有颇多民族主义色彩,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优先)认同他(或她)所属的文化共同体,而不是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抽象原则。他的自由主义旨在解除民族概念的原初性与排他性,但不是国家认同的构成原则。

  至于国家认同与其它集体认同位阶高下的问题,Miller 呈现了与传统民族主义者极不相同的立场。他强调民族认同固然重要,却不必然是所有集体认同中最关键、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他知道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会主张国家认同高于一切,甚至要求其子民奉献牺牲在所不惜。如费希特在《致日耳曼民族》演讲中所言的:“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一个人必须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以换取民族的生存,如此他死得其所,宛如活在自己所日夜企盼的永生之中”。但是 Miller 认为这种说法“过度浮夸”,远超过“民族”概念的意涵。他认为一个人拥有民族认同并不必然要成为这种教条式的民族主义者(1995:45-46)。事实上,Miller 只想强调一个人必须正视民族认同,承认民族认同比其它集体认同广延(extentive);但是民族认同既不排除其它认同,也不压过其它认同(not exclusive and overriding)。在若干特殊情况下,他甚至还同意一个人可以有双重的民族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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