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桦: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

——2005年5月24日华东师大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3 次 更新时间:2007-09-13 0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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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宜桦  

  但是从一八八○年左右开始,各种大字典已逐渐将“民族”界定为“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治权的国家或政治体”,或“该国所辖的领土及子民,两相结合成一整体”。换言之,一个拥有最高统治权且普为子民承认的政府已成为定义民族的重要因素(1990:14-16)。Hobsbawn 所谓“现代意义下的民族”正是强调这种政治权力至高普及的特色,“民族”等同于“国家”,它不再只是单纯血缘团体的地域性聚合,而是预设了现代公民概念的政治共同体。

  民族如何从一种原生性的团体扩展为现代国家,Hobsbawn 自承学术界至今仍不甚清楚。不过他个人的看法认为:民族的历史新义可以从“革命的年代”中,人们如何有系统地运用这个概念于政治社会论述来加以理解。特别是一八三○年代以后,“民族原则”(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论调,讨论“民族”的人经常将它与“人民”(the people)及国家相提并论,彷佛民族就是全体国民的总称,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精神的展现。这个转变是关键的,因为经过了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人士的宣扬,民族渐渐摆脱了族群、语言、宗教或是其它原生性要素的限制,而朝向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民共同体发展。这解释了为何十九世纪时,自由主义者并不见得不能接纳民族的概念(如约翰?密尔),以及为何民族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动员下的产物,而非国家的先驱(1990:18-45)。

  当然,Hobsbawn 强烈的左翼观点使他不可能只注意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人物或知识分子由上而下的动员,而必然也强调社会转型、科技与经济发展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他尤其坚持研究民族主义必须双管集下,不能像 Gellner 那样只分析现代化过程“由上而下”的力量,而必须致力于了解一般民众“由下而上”的观点。所谓一般民众由下而上的观点,多少与 Anderson 所说“想象的共同体”之凝聚过程有关。Anderson 已经注意到近代西方人经由印刷资本主义之影响,形成了缔建民族的社会基础。Hobsbawn 进一步追问人们为何在传统社会消失之后,仍然会想要营造一个想象共同体来取代原先的聚合。他的猜测是人群之间原本确实存在某种共同归属的情感,而现代民族国家则是以一种更大规模的团结运动在这个基础上灵活运用。他称这种原始的联结关系为“原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原型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存在于一般民众的信仰、认知、情感,是人们简单而顽固地区分“我族”与“他族”的分类标准之笼统集合。在一定意义上,原型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之政治动员是有支持作用的。但是 Hobsbawn 小心翼翼地指出,“单靠原型民族主义并不足以创造出民族性、民族,更遑论国家”(1990:46, 77-79)。原型民族主义毕竟不是现代意义之民族主义,只有国家政府的广泛政治社会化,才创造出“政治单元必须与民族文化单元合一”的民族主义,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西方才出现现代意义的民族。Hobsbawn 的理论进路,与 Gellner 似乎是大同小异。

  真正与 Gellner 等人有分析理路上之差异者是 Anthony Smith。Smith 并不否认民族国家、民族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特有的现象,但是他对于“族群”因素在民族主义研究中被轻忽的情形,却颇不以为然。在一篇专门反省 Anderson、Hobsbawn 等人理论的文章中,Smith 明白表示民族不应该说是被“发明”(invented)或被“想象”(imagined),而是被“重新建构”(reconstructed)。他认为 Anderson 等人的理论代表战后以降,学术界对先前“演化决定论”(evolutionary determinism)的反动。“演化决定论”视民族的兴起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并且多多少少视民族国家为良性的政治组织型态。Anderson 与 Hobsbawn 等人则不然,他们认为民族(或国族)基本上为人为主观之建构。所谓一个民族的传统,在 Hobsbawn 看来只是一八七○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为了巩固既有政治秩序而进行的一连串“发明”。而所谓一个民族休戚与共的感情,在 Anderson 心目中也不过是印刷资本主义在特定疆域内重复营造的“想象”。就解析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格言,Smith 承认这些“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论者有其洞见。但是过度强调国族的建构性,却忽略了“发明”或“想象”都不可能凭空而来。Smith 说:

  通常只要一个现代国族自认为拥有独特的族群历史,所谓“被发明的传统”就会暴露出它事实上比较接近于过去历史的“重新建构”。族群的过去会限制“发明”的挥洒空间。虽然过去可以被我们以各种不同方式“解读”,但过去毕竟不是任何过去,而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过去,它具有明显的历史事件起伏型态、独特的英雄人物、以及特定的背景系络。我们绝对不可能任意取用另外一个共同体的过去以建构一个现代国族(1993:15-16)。

  如果要具体解释任何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起源,Smith 认为我们必须诉诸“族群”因素。所谓族群(ethnic community)是一群意识到自己拥有与其它群体不同的历史记忆、发源神话、生活文化与居息家园的人群。族群的本质既非纯属原始生发,也不纯属人为主观感受之表达,而是界于两者之间,由历史经验及象征性的文化活动(如语言、宗教、习俗)所凝聚产生(1991:20-21)。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出现之前,西方世界可以被理解为各种族群并立,它们彼此之间或者争战不休、或者根本不知对方之存在,而随着战争、天灾、宗教活动等之影响,族群生灭起伏不定。一直到中世纪结束前后,若干较强大的族群透过招抚与吞并的手段将邻近的弱小族群吸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形成“族群核心”(ethnic cores)。等到现代国家政府的组织型态出现后,这些新兴的政治势力就自然以境内主要族群核心为基础建立所谓的民族国家。它们继续以国家的武力、教育、税收等手段驯服境内及邻近之弱小族群,以迄完成“国族建立”的大业为止(1991:2-39)。[ 族群核心迈向民族国家的途径事实上还被 Smith 分成两大类,一种是“旁衍式族群”(lateral ethnies)向外发展的方式,另一种则是“垂直式族群”(vertical ethnies)完成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前者以英、法、西班牙、瑞典等为例,后者以犹太人、天主教爱尔兰人、波兰人等为例。详见 Smith, 1991:53, 68-69。]

  当然,在族群核心迈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个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Smith 认为民族主义可以指涉很多意义及应用范围极端不同的现象,如果我们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那它大概是表示“一群人民,由于部分成员自认足以构成一个事实上或潜在的‘民族’,因此起而追求自治、统一以及认同”(1991:73)。民族主义在实践上的作用可以帮助一个殖民地推翻外来统治者,也可以反过来替新兴国家提供整合境内各次要族群的口号;它可以帮助不满祖国的地区性族群争取分离独立,也可以协助“泛××民族运动”追求跨国性的大一统(1991:82-83)。Smith 知道民族主义不一定以建立国家为当然使命(譬如鲁索与赫德都不认为主权国家是民族解放的必要手段,而现实中苏格兰民族主义或加泰隆尼亚人(Catalan)也不企求独立),但是由于国家仍然是保持“自治、统一、认同”的最有效工具,因此民族主义后来都成了国族主义(1991:74)。也就是说,族群核心透过民族主义之力建立国家,这种国家不是一般“合法武力垄断者”而已,它是“民族国家”。

  以“民族”作为“国家”的基础,是 Smith 与 Anderson 等人对现代政治组织共有的体认。但是以“族群”来强化“民族国家”的性格,则是 Smith 的独特见解。Smith 认为民族(nation)比族群更要求“领土”的具体存在,以及“权利义务”关系的确立。具体地讲,民族可以被界定为:“一群分享共同的历史领土、共同神话、历史记忆、公众文化、经济体系、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且拥有自己的命名的人群”(1991:14)。这种人群,我们一般称之为民族;但是在 Smith 的著作里,它或许翻译成“国族”更恰当。因为这种共同体不只具备历史、文化、土地等非政治性的特征,而且拥有对所有成员一体适用的政治法律体系。所以他的 nation 不只是中文里习称的“民族”,而该称为“国族”。事实上,Smith 明白表示“国族”与“国家”(state)不同。后者主要指涉领土内合法垄断武力的公共建制,与社会领域中其它建制彼此独立有别;而国族则意味着“一种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能够将所有分享历史文化与家园的人聚合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1991:14)。国族的意涵似乎比民族大,也比国家大,它是族群民族与政治国家的结合。

  我们分析了 Gellner、Anderson、Hobsbawn 与 Smith 四个人对民族及民族国家兴起过程的解释,固然看到他们彼此互有差异,但是某些共同点却是存在的。首先,他们都强调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格,认为十八世纪以前人类未曾形成如此大规模而又自以为休戚相关的政治文化组织。第二,他们也或多或少同意国家(作为一种拥有最高统治权的行政组织)事实上创造了民族,而国家之所以能成功塑造出一个民族,与民族主义此种意识形态之运用有关。第三,由于民族事实上出于建构(或重新建构),它不必然与血缘种姓等“客观”因素有关,而多半受到特定国家选择性政治教化之深刻影响。这种后天、主观、人为的因素回避了一个国家是否必须真正出自一个民族的质疑,却巧妙地向前推销一个国家必须努力成为一个民族的企划。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将以这几个观察为基础,反省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理论究竟有何利弊。

  

  二、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与类型

  

  在理解了国家、民族主义与民族之可能关系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民族主义的确切意义。“民族主义”既可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可被视为一种政治运动、或是制度文物之表现方式。人们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相提并论时,是将它当成一种由诸多意理、信条所构成的意识形态。若是用它来描述一个群体追求独立自治的过程,则是将它当成一种政治社会动员的过程或实现。另外,我们也常认为某些民间习俗、文学歌谣、建筑绘画表现了某一民族特有的风格,则是将民族主义当成广义的文化现象。在本章里,笔者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民族主义的内涵。所谓意识形态,当然不是一两个口号或原则,而是指一些信念和原则的系统性联结。这些信念原则之所以联结在一起,主要是从理念的逻辑关联性来推测。但是意识形态并不只是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单方面想象的观念丛结,它们也必须具备落实于社会的潜力。也就是说,必须为群众所接受。因此意识形态绝非一时之学说、风潮所能比拟,它们通常是历史经验中已然形成的社会条件之更精致、更完整的语意表达。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特定群体在追求政治或文化独立性的过程中,发挥了导引民众向前努力方向的作用。

  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民族主义,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分成两种不同详细程度的表述方式。一方面我们经常听到民族主义以某种核心命题的方式被学者或一般大众传颂。譬如前引 Gellner 所言之“民族主义要求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一致”,或是一次大战之后风靡全球的政治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另方面民族主义也可以比较有系统地呈现为一种论述体系,如下文所拟介绍的几个例子。这两种表述方式之区隔有其耐人寻味之处,因为就意理系统的内涵来比较,民族主义不管如何界定都相去不远。但是当民族主义倡导者将它浓缩成一句口号或一项原则,自然就会排挤其它原则的优先性,使人们只能从那句口号去理解民族主义或评断民族主义。我们可以试着举例来说明这个有趣的现象。Hans Kohn 是早期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他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民族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民族主义要求人民对民族国家付出绝对忠诚,不管此国家已经存在或尚待创建”(Kohn, 1968:63)。我们看得出这个核心表述与 Gellner 所说的“民族主义要求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一致”完全不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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