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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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  

  第34页。

  [19]M .Whyte,"Who hates Bureaucracy",in Stark ,Dand N ee,V(ed ),Remaking the SocialistEconom -ic Institutions,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89,PP239-241.转引自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0-361页。

  [20]参见《中国法律年鉴》(2000-2004年)中相关破案率的数据。

  [21]参见"北京警务变革:治网防控替代严打——'全时空打击'模式雏形初显,警力不足警员老化成制约因素",《新京报》2005年6月20日,A 09版。

  [22]参见"'防控'替代'严打'正当时'警务革命'需持久努力",《南方周末》2005年6月23日。[23]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第206页。

  [24]社会资源总量大,潜在地允许参与式或分散式的社会调控,因为社会有丰富的资源支持这种调控方式。社会资源总量小,潜在地要求集中式的社会调控,否则已经很少的社会资源不能用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方面。在总量上不能满足社会总体需求的资源分配会导致社会紊乱、失离和无序,社会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控制由社会资源总量贫弱引发的矛盾。由此,可以断言,社会调控形式不可能超越一定社会的社会资源总量,或者说最终不能超越。参见王沪宁,"社会资源总量与社会调控:中国意义",《复旦学报》1990年第4期。

  [25]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第33页。

  [26]三次"严打"的一般情况参见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第35-41页;或者张穹(主编):《"严打"政策的理论与实务》,第21-22、38-49页。

  [27]参见《中国法律年鉴》(2002-2004年)中的公安工作综述。

  [28][法]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9、694页。

  [29][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30]曲新久:"论刑事政策——作为权力知识的公共政策",载陈兴良(主编):《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第117页。

  [31]参见南希。弗雷泽:"福柯论现代权力",李静韬译,载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35页。

  [32]参见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12页;吴毅:"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

  [33]有关"送法下乡"的分析,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5、40-43页。

  [34]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自序第15-16页。

  [35]迈克尔。曼把权力分为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认为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power )是国家有能力渗入市民社会,但必须而且越来越依靠与市民社会之间制度化的协商和谈判(institutional negotiation)

  来执行政治决定。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是基础性权力的加强,因为只有基础性的权力才能够更有效地动员公共资源。Michael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 and Result",Archiv Europeennesde Sociologie ,25,1984,pp185-213.

  [36]迈克尔。曼把有组织的权力分为权威性权力与弥散性权力:权威性权力是集团或制度以意志力造成的,由明确的命令和有意识的服从组成。弥散性权力则是以一种更加本能的、无意识的、分散的方式分布于整个人口之中,导致体现权力关系但却并末得到明确控制的社会实践。它包含的不是典型地命令和服从,而是一种理解,即这些实践是自然的、道德的或是从不言而喻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

  弥散性权力趋向于与权威性权力一同变化,并且受到它本身后勤学的影响,取决于市场、读写、货币或者取决于阶级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依赖于它们自己的弥散的基础结构。它比较缓慢、自发和普遍地散布在整个人口之中,并非经由特定的权威性组织。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3页。

  

  唐皇凤: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430072

  来源:《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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