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2 次 更新时间:2007-05-24 02: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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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宝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邵循正(清华硕士, 曾在巴黎和柏林读研究生)、孙毓棠(清华硕士,曾在日本读研究生)写一套3卷本约1500页并附所需地图及详细索引的中国历史。这套历史应用英文撰写,并以认真的历史学生为对象。上述作者应该征询一个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其成员有汤用彤(哈佛博士,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学家)、冯友兰(哥伦比亚博士,中国哲学史学家),连同其他专家包括RobertPayne(小说家及诗人,清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陈教授、修中诚,以及出版社的一名代表。

  D)大学应与出版社磋商,在大学及大学以外、英国及英国以外去寻求财政资源来应付该计划 的开销,即每年4 000镑,不少于5年,不多于6年。

  该计划之论证

  1.这是首次在牛津这样一所在西方学术世界享有盛名的大学聘请一位中国人担任教授。这 所大学有其独特的传统,应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英国的汉学研究水准,并适时地尽力产生一些 现已有可能把中国和西方的批判性学术结合起来进行创新研究的成果。

  2.众所周知,唐代(618-907)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之一。在这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在诗歌和绘画方面成就卓著,才华尽显。中国人对于佛教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并把这些成就带到了纯哲学的领域,政府采取了新的形式,对法律的研究也有所进展。一种以开放的态度去欣赏世界的精神为其他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而希腊和印度艺术的影响更达到顶峰。如果不明白唐代在散文和论说文的写作方面的发展,就不可能理解宋代理学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哲学思想已达到一种新的睿智的整合和水平。

  3.除了上述特色外,还有一点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各个主要的进步时代当中,唐朝是惟 一一个有着两套以传统方式撰写的官方历史的时代。由于这两套历史的原材料相若,而第二套则从不满第一套的观点出发而撰写,故此,进行严谨的比较的试验,实在大有可为。再者,专门研究历史方法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学的独特价值,向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史学可上溯至殷周时期,到《史记》(司马谈,司马迁,公元前2世纪)以其有条不紊的论述及广阔宽宏的眼界,更使中国史学达到惊人的成就,并成为后来各朝代写作二十四史的楷模。

  4.尽管近期的出版著作也有从世界史的眼光出发撰写的,但有意无意地,这类著作都显示 出,对于这些博学的作者来说,惟一值得注意的历史是源于希腊-罗马文化的历史,即使这些作者尝试把中国文化纳入,但不论对于精通中国历史的人,还是对于那些已经尽量利用可兹利用的史料的作者来说,结果都同样令人感到苦恼。这套以英文撰写的中国历史不是比提纲稍为详细一点的著作,在过去30年间,罕有以中文发表的批判性研究被西方学者翻译或评价。有见及此,美国学会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委托一个中美小组翻译班固的《汉书》,现在向大学和出版社提交的这个双重计划将会大大扩展该项译事及Dr Wittvogel摘译二十四史的工作(尚未完成)。此举将大大改善目前这种令研习历史、历史方法、宗教哲学、纯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学生不满的状况。并且,正如陈教授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的,中国历史研究在其自身的领域中所存在的弊病,正在于缺乏具有足够学识和资讯的西方批评。

  其他考虑

  1.陈教授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代文献权威和在敦煌手稿这个特殊领域的大师。他现年50 。约30年前,他赴日本读书,为留学德国做准备。他在日本、德国、巴黎和哈佛都从事过专 门的研究工作,精通梵文、巴利文、藏文和蒙文。正当他在北京与钢和泰合作的时候,战争 爆发,他们的工作因此中断。

  2.由于过去30年中国学术圈在批判性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以及不少中国学者和历史学家熟 稔英语,这样,在会讲英语的中国历史学家和会看中文的西方历史学家之间,合作的大门, 正前所未有地打开。

  这样一份计划,无须再做任何诠释,每一个熟悉后来中国历史学和英国汉学发展状况的学者,读了这份文件,都会为这一计划失去了实施的机会深感惋惜。当然,即使陈寅恪能够如愿到牛津上任,这份计划是否能够付诸实践还有很多未知数。事实上,在这批档案里,紧接着修中诚这份报告的,是数份来自大学出版社和东方研究学院的文件,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和所需的庞大经费提出质疑。由于实施该计划涉及牛津大学各方面对中国研究在认识上的分歧,更涉及学术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虑,这份计划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学的学术和行政部门通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直到1945年秋陈寅恪赴英国医治眼疾前夕,他对 赴任牛津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修中诚在一份于1945年8月25日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中还提到,他正在向大学提出一个由他和陈寅恪共同商拟的计划,陈寅恪教授如能早日到英国 ,将有助于为英国的汉学研究开拓一个新时代[注解:Report on the Academic Yea r 1944 to 1945 by E. R. Hughes, Reader in Chinese (Oxford University), CP/1, Fil e 2.]。可惜的是,虽然陈寅恪当年秋天就到达英国治疗眼疾,终因未能 奏效,不得不放弃牛津的聘任。牛津大学档案中保留了一封当时在伦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代表、武汉大学教授陈源于1945年12月31日写给牛津大学校长的信件,信中写道:

  我的朋友陈寅恪教授委托我转达以下事宜:陈教授请我感谢你友好的音信。他的眼睛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但尚未知道是否需要做第三次,亦未知他需要在医院留多久。事实上,他并不 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恢复视力,不过,他相信即使有幸恢复视力,要在研究方面比较大量地阅读,还需要至少两至三年的时间。所以,他决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恢复到足以应付舟车劳顿,就会马上返回中国。故此,他不得不谢绝接受牛津大学中文教席的荣誉。他为把这个决定告知你而深感遗憾,并且希望你相信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他觉得,只有尽快表明自己的想法,对大学,对各有关人士,以及对他自己,才是公平的做法。[注解:陈源致牛津大学校长Sir Richard Livingstone函,1945年12月31日,CP/1, File 2 。]

  从这些通过第三者转达的话中,隐隐然可以感觉到陈寅恪先生为无情的命运捉弄而不能遂其 志的无奈。1946年1月21日,牛津大学正式公布陈寅恪教授因健康不佳辞职[注解: ?Acts?, 21 Jan 1946, Vol. 193, p. xi, CP/1, File 3.]。在中英两国学术史上令中国学人惋惜不已的这段"姻缘",也就此终结了。

  

  附识:本文的资料搜集及写作过程,得到牛津大学注册处及图书馆职员的热心帮助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的协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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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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